朱杰人:怎样读《近思录》

  《近思录》是朱熹和吕祖谦合作编撰的一部理学经典。陈荣捷说:“《近思录》为我国第一本哲学选辑之书,亦为北宋理学之大纲,更是朱子哲学之轮廓。以后宋代之《朱子语类》,明代之《性理大全》,与清代之《朱子全书》与《性理精义》,均依此书之次序为次序,支配我国士人之精神思想凡五六百年。影响所及,亦操纵韩国与日本思想数百载,且成为官学。在我国亦惟儒独尊,尤以朱子哲学为主脑。钱穆比《近思录》于经书,不为过也。”(陈荣捷《近思录详注集评》引言)

    一

  《近思录》的书名取材于《论语》:“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古人解释“切问”说:“切问于己所学未悟之事。”解释“近思”说:“思己所未能及之事。”朱子说,子夏所说的这四件事(博学、笃志、切问、近思)都是关于学问思辨的事,一个总的要求是,“心不外驰,而所存自熟”。就是说,读书、学习,不能好高骛远,要从自身的实际出发,解决自身知识结构中的缺门和疑问,做到专心致志,而了然于心。显然,朱子用“近思”为书名,是饱含微言大义的。

  乾道五年(1169),朱子的母亲去世。次年,朱子葬母亲于建阳崇泰里后山天湖的寒泉坞(今建阳莒口乡马伏村),并建寒泉精舍为母守孝。淳熙二年(1175),吕祖谦千里迢迢从婺州(今浙江金华)来到寒泉精舍看望朱子。吕祖谦此来,当然是为了慰问朱子,但更主要的是为了和朱子商讨理学所面临的新问题。朱子和吕祖谦是当时名闻一时的理学大师,在他们的推动下,理学在全国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向往理学的读书人,尤其是年轻人越来越多,却苦于不得其门而入。另一方面,当时的学术界和思想界出现了两个重要的人物:陆九渊和陈亮,前者高举心学的大旗,毫不留情地批评朱子的学术为“支离事业”;后者则大力倡导功利主义,对朱子的理学发起挑战。吕祖谦和朱子对陆、陈的学术思想的看法未必一致,吕更多的是主张调和,而朱则主张要弄清理论问题上的是非。尽管看法不一,但是他们都认为,应该对理学内部出现的新问题作出回应。于是,他们决定编一本书,把理学的基本问题、基本理论讲清楚,这就催发了《近思录》的诞生。

  《近思录》成书以后,朱子写过一篇《书近思录后》,详细阐述了编修《近思录》的缘起和目的:“淳熙乙未之夏,东莱吕祖谦来自东阳,过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与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叹其广大闳博,若无津涯,而惧夫初学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以为此编,总六百一十二条,分十四卷。盖凡学者所以求端用力、处己治人之要,与夫辨异端、观圣贤之大略,皆粗见其梗概,以为穷乡晚进,有志于学,而无明师良友以先后之者,诚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门而入矣。”

  朱子和吕祖谦编《近思录》继承了古人“述而不作”的传统,他们不是新起炉灶撰述论列,而是完全采取前人的论述分门别类予以条列。如朱子所说,他们一共选取了前人的语录612条,分成了14个大类。他们认为这612条语录已经把理学的基本理论讲清楚了,把理学的基本内涵囊括了。

  所谓“前人”“前贤”,他们是有严格的删选的。朱子说他们主要是选了“北宋四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这四个人,是北宋理学的奠基者和创始人。他们各人有各人的理论创见和某一方面的独特贡献,但是,又都不足以独自支撑起整个理学的大厦,如果把他们合起来,那么理学大厦的基本建构就成立了。其实,在北宋为理学建构作出过贡献的并不止这四人,还可以举出更多人的名字,但朱吕之所以只选这四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四人的思想理论比较纯净而不驳杂。在北宋,很多学者受佛学的影响,在自己的思想学说中或多或少地打上了佛学的印记,而这一点是朱子所不能苟同的。《近思录》卷十三“异端之学”,专门讨论“佛老之害”。从理论上撇清理学与佛、道之学在理论和哲学上的根本分歧。他认为,这是理学学者不走上歧途的一个重要保证。

    二

  《近思录》共十四卷,每卷原本并没有标题。后来朱子在对学生讲课时讲了“《近思录》逐篇纲目”,以后人们在刻印《近思录》时就给每卷加上了标题。

  第一卷,道体:这一卷主要是讲理学的哲学依据。叶采(南宋后期著名的理学家)说:“此卷论性之本原、道之体统,盖学问之纲领也。”

  第二卷,为学大要:这一卷主要是讲了为学的目的、方法与路径。叶采说:“此卷总论为学之要,盖尊德性矣,必道问学。明乎道体,知所指归,斯可究为学之大凡矣。”就是说,明白了道体(尊德性),就必须通过学习、研究(道问学)才能实现,这就要知道方向、掌握要领。

  第三卷,格物穷理:这一卷主要是阐述《大学》八条目中“格物”“致知”的问题。叶采把这卷题为“致知”,是说如何通过研读儒家经典来求道和明道。

  第四卷,存养:这一卷主要是讲了理学的修养论与功夫论。

  第五卷,改过迁善,克己复礼:叶采把这一卷题为“克治”。他说:“此卷论力行,盖穷理既明,涵养既厚,及推于行己之间,尤当尽其克治之力也。”就是说,明白了道理还要付诸实行,“改过迁善,克己复礼”就是“力行”。

  第六卷,齐家之道:“齐家”也是《大学》八条目中的一条。叶采题为“家道”,主要讲齐家之道。

  第七卷,出处、进退、辞受之义:叶采说:“此卷论出处之道,盖身既修,家既齐,则可以仕矣。然去就取舍,惟义之从,所当审处也。”这是说人进入社会以后,接人待物、为官居家所应该遵循的准则。

  第八卷,治国平天下之道:“治国”“平天下”也在《大学》八条目中。叶采题为“治体”曰:“此卷论治道”,即治理国家之道。

  第九卷,制度:叶采题为“治法”:“此卷论治法,盖治本虽立,而治具不容缺,礼乐刑政有一未备,未足以成极治之功也。”这是讲国家的礼、乐、刑、政制度。

  第十卷,君子处事之方:这卷主要讲从政处事之道。叶采题为“政事”,曰:“凡居官任职,事上抚下,待同列,选贤才,处事之道具焉。”

  第十一卷,教学之道:顾名思义,这一卷讲如何教学。

  第十二卷,改过及人心疵病:叶采题为“警戒”,曰:“此卷论戒谨之道。修己治人,常当存警省之意,不然则私欲易萌,善日消而恶日积矣。”

  第十三卷,异端之学:这一卷主旨在辨明异端,遏制可能的危害。

  第十四卷,圣贤气象:这一卷的主旨在表彰历代圣贤们相传的道统和他们表现出来的精神气度,为学者们树立了可供学习的榜样和楷模。

    三

  《近思录》编成以后,吕祖谦和朱子曾经讨论过如何读的问题。他们都意识到书中有一些纯形而上的理论问题对初学者恐怕比较困难。尤其是第一卷“道体”,“大抵非始学者之事……后出晚进于义理之本原,虽未容骤语,苟茫然不识其梗概,则亦何所底止?”所以他提出把第一卷移到最后去。朱子认可“道体”一章比较难读,但是他还是坚持要放在卷首,因为他认为,这是理学所以得以成立的根本,为了强调它的重要性,必须以之为首。但是在具体的读法上,他同意吕的意见,可以先从第二卷读起,有了一定的基础再回过头来读第一卷。

  今天我们读《近思录》依然会有困难。这主要表现在我们离理学的话语系统实在是时间太远了,这已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古汉语)隔阂的问题。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借助前人的注释和解读。《近思录》问世不久,它的刻本就在全国各地出现,传播非常快、非常广。紧接着就出现了很多注释的读本。我们在前文中经常引用的叶采著《近思录集解》,就是一部公认比较权威的注本。叶采是南宋人,淳祐元年(1241)登进士第。据叶采的《进近思录表》,我们可知,淳祐十二年(1252)《近思录集解》即已成书,而这时离开朱子去世也不过52年。据严佐之先生的考证:“早在朱子生前就已有他的讲友刘清之,取程门诸公之说为之《续录》。及其身后,《近思录》注解、续补之作更是纷至竞出,弟子辈中有陈埴《杂问》、李季札《续录》、蔡模《续录》、《别录》和杨伯喦《衍注》,再传弟子有叶采《集解》,熊刚大《集解》、何基《发挥》、饶鲁《注》、黄绩《义类》,以及三传弟子程若庸《注》等。”严佐之还注意到一本坊刻本《文场资用分门近思录》,这证明“《近思录》已进入当时科举读物的榜单”。元明以后,尤其是清代,《近思录》的注释本、续本依然层出不穷。较著名的如张伯行《续录》、《广录》、茅星来《近思录集注》、江永《近思录集注》、陈沆《近思录补注》等。这些著作,极大地丰富、拓展了《近思录》的内容和形态,也为我们研读《近思录》提供了帮助和参考。

  以严佐之、戴扬本、刘永翔为主编的《朱子学文献大系·历代朱子学研究著述丛刊·近思录专辑》是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项目,收录了历代《近思录》注释、集解、续补等著作21种。可以说,该专辑已把历史上关于《近思录》的重要著作收罗殆尽了。研读《近思录》,这是一套可靠的读本。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很好的《近思录》研究与注释的著作,如程水龙的《近思录集校集注集评》、张京华《近思录集释》、朱高正《近思录通解》等,其中朱著含全文今译,很适合初学者。当然,陈荣捷先生的《近思录详注集评》是一部解读《近思录》的经典之作,特别值得推荐。

    四

  钱穆先生认为,《近思录》是一本儒学的新经典。这一点,在南宋就已经得到承认。叶采《近思录集解序》:“是则我宋之一经,将与四子并列,诏后学而垂无穷者也。”南宋末年的金履祥也说过类似的话。

  《近思录》很早就传到了韩国,比如,韩国著名的朱子学学者李珥(号栗谷)(1536—1584)著有《近思录口诀》。据陈荣捷先生考证,韩国学者自著的《近思录》的注释本就有八种之多,从中国传到韩国的注本如叶采、江永等的注释本,其翻刻本,那更是不计其数。日本关于《近思录》的注释、讲说更多。陈荣捷在《日本注释讲说择要》一文中介绍了24种,其中最早的一种是1693年中村惕斋的《近思录钞说》。陈先生又说:“日本百年间,讲说《近思录》甚盛,故讲义笔记甚多。多用日本文言。写本甚众。刊本也不少。”他列举了一系列书名达六十余种。此外还有现代语译本,有9种。

  《近思录》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丰富了儒家的经典系统,而且为儒家经典的编修、整合提供了规矩和范例。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王阳明的《传习录》。同时,它也为学习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最可靠的简易读本。朱子说:“四子(四书),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今天我们可以说:《近思录》,理学之阶梯,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之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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