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模”樊希安

  樊希安与我先为广义的同事,后是狭义的同僚。所谓广义的同事是指他曾经供职于三联书店,我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两家单位同属一个出资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所谓狭义的同僚是说我俩先后奉调至集团,同在一个班子公干。但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我俩交集并不算多,先是各为其主,自己忙自己的;后来虽要共同参加不少的会,但由于各有自己分管的一摊事儿,多数时间还是各忙各的。

  尽管我们一直只是这种交集甚少的同事,但希安干起活来不惜力的那股劲儿我却是知道的。主政三联书店数年,就将一个老牌出版名社给“折腾”得风声水起,市场规模和占有率均有不小提升;到集团工作后又是临危受命兼任中版教材公司主要负责人,二话不说便扑下身子跑市场,使得教材公司在高平台上继续得以持续快速发展。大约也主要是因为这种不惜力的干活劲儿使得他在2014年荣膺全国总工会颁发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模”的称号在我看来于希安而言确是实至名归。

  希安和我除了曾在同一个班子共事外还有一个点也是有交集的,那就是我们还均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这一点他也特别“拎得清”:每逢有文学新作面世,必要赐我一册“求指教”,至于出版其他著述则完全置之不理。这种“精准投送”的行为只能说明在希安的心目中,我这个所谓的“文学评论家”应该只懂文学,其他的自然非我所长。

  抱歉的是,面对希安如此“精准”地“求指教”,我却始终报之以“装聋作哑”。说心里话,不是不能“指教”,而是拿捏不好尺度,说好了吧有为同僚吹捧之嫌,说得有保留又搞得我俩像有啥“过节”似的。左右为难之际,忽然在一家电商平台上发现希安仅自2017年退出岗位后到去年底的这三年间,除出版了赐我“求指教”的几部文学作品外,一共竟出版了14部新作,总计300万字,平均每年达100万字之多。

  哎呀呀!这是个啥节奏?整个儿不又是一个“劳模”吗?于是蓦然想起:从这个角度我倒是可以“指教”一番,既没吹又没贬,绝对的实事求是!

  希安在位时与我办公室相邻,从集团岗位上退下来后因还身兼国务院参事一职,按政策这类退岗未退休的干部办公室还需保留,只是一般情况下若无特别需要他们也不大会来了。不曾想到的是,恰恰是打这时起,我在楼道里邂逅希安的频率竟大大地高于他还在岗的时光,而且多数时候比我这个当时尚在岗者来得还早,走得还晚。后来才听同事们说,除去参事室组织参事们外出调研考察或开会外,希安大部分时间就是以这间办公室为家,除偶尔傍晚外出打打牙祭外,一日三餐都是在单位食堂对付,由于我们那不供晚餐,中餐他就打上两份,晚上用微波炉转一下完事。现在可以坦白:当时我心里的确还暗自嘀咕:这家伙咋就那么不爱着家呢?直至他的新作一本又一本地面世,我才明白希安退下来后依然以办公室为家的奥秘。此时的希安,依旧还是“劳模”,只不过这“劳”的内容从公干转入了个人创作,要将自己以往在这方面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抢回来、夺回来!

  对此,我内心不仅只是深表钦佩,更多的还是充满理解。面对这样一位热爱文学但年轻时又无暇写作的人来说,终于熬到了自己的耳顺之年,终于有了可以由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于是就熬灯点蜡争分夺秒欲圆自己年轻时的文学梦。对此,除了表尊重外,其他诸如名啊、利啊、“求斧正”啊、“赐教”啊……其实都不那么重要了。

  希安近三年出版的九部文学作品,无论是《乌蒙战歌》《兵山劲歌》《鹏城飞歌》这总名为“不灭的军魂”三部曲,还是其他的诗歌、散文亦或纪实作品,其内容似乎大都与他自己前半生的生活经历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这一点我虽未直接找希安求证,但拜读过其大作后我相信自己的这个判断至少有百分之七八十的靠谱。这样的写作或许显得有一点点“笨拙”,不那么轻盈也不够飘逸,但凡事有失必有得。在希安的这种“笨拙”中,至少有如下两点是值得关注与尊重的。

  首先,希安的许多作品都留下了一个时代鲜明的剪影。这方面当以他的三部长篇小说最为典型。总名为“不灭的军魂”三部曲撷取的都是基建工程兵部队的三幅横截面:《乌蒙战歌》表现了新组建的基建工程兵煤炭部队在贵州盆县地区担负起某大型煤矿的建设任务,从一个侧面透视出上世纪60年代胸怀强国梦的三线建设者们之奋斗历程和报国情怀;《兵山劲歌》则记录了这支部队在乌蒙山区初战告捷后转战至东北辽宁铁法矿区,再现了1978年后基建工程兵部队不断解放思想,探索改革路径,从引发极大争议到获得全军认可的奋斗历程;《鹏城飞歌》继而反映了基建工程兵部队在深圳改革开放之初积极参与特区建设,以及整体撤销建制转成企业后融入特区建设发展的奋斗历程。基建工程兵从1966年组建到1984年撤消转隶的这18年间,担负起许多国家基建和国防重点工程的施工重任。这样一支特别的部队在那样一个特别年代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的特殊贡献,过去就鲜为众人所知,今天则更是知之者渐少。而希安的这“不灭的军魂”三部曲调动起自己的亲身体验、用文学的形式记录下这段不仅不该忘却而且还应为之放声讴歌的特殊群体及时代,这本身就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将会更加凸显出来。至于希安其他的散文、诗歌创作虽不及这三部长篇那样具有系统性与整体感,但大部分依然还是以小见大,所谓“小”就是他个人的感悟,这是一个“小时代”;而“大”则是他亲身经历过来的那个“大时代”。正是这种“小时代”与“大时代”的碰撞与互动构成了希安近三年创作绵绵不绝的源泉与动力。

  其次,希安从岗位上退下来后由工作“劳模”转向个人创作“劳模”,这种变化对个人生命旅程整体幸福感的营造其实也是颇有启迪价值的。反观人之一生,其大的阶段划分大都逃不过四段式的宿命:一无邪,二求学,三职场,四养天年,所不同的只是各自在某个阶段时间的长短略有差异而已,而大的概率肯定是后两段在时间上总是会大大长于前两段,因此由职场到养天年的过渡对每个生命体而言其实都是必然要面对的一道坎儿。且不说从职场到养天年存在什么位置落差这类功利的话题,单是朝八晚五那种长达数十年所形成的生活节奏变化就是人生必须面临的一道坎儿。不少人在这个节点上的不适应不习惯其实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一种生理和心理反应。希安在这个节点上由两个“劳模”间快速无痕的转化为这个庞大的人群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借鉴,这种行为本身的价值并不亚于他这三年来新创作的那总计300万字。当然,这种价值绝不意味着大家都要做“劳模”、当作家,本质上其实就是三个字:“有事干”,至于这“事”可大可小、可长可短,甚至也可以是个“无”;这个“事”存在于你心中,只要你心中有“事”,在人生这个大的转折当口儿,就不会落差太大、不会惘然无措。说实话,当希安从岗位上退下来后,每当我在办公楼与他频繁“邂逅”就远比隔三岔五地收到他所赐新作时更为他高兴,因为知道希安“有事干”,这就好。

  如果说我对希安近三年的这种“劳模”创作状态还有什么不太满意的话,那就是他现在其实未必要如此“劳模”;或者说在度过了这档“劳模”的过度期后,创作状态还大可从容舒缓一点,终年“有事干”远比写多写少、写好写一般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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