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海上漂泊四五个月 孙键:我在水下做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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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键等水下考古工作者在“南海一号”考古现场工作。资料照片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技术总监、研究馆员孙键20多年来一直从事水下考古工作,参与了“南澳一号”明代沉船、“南海一号”宋代沉船等考古发掘。多年从事水下考古的他,有过怎样的苦与累、幸福与震撼?他的经历也从侧面展现了我国水下考古的发展之路。

  水下考古的内涵和外延在扩大,工作中艰辛与成就感相伴

  “水下考古从本质来说还是属于考古工作的一个部分,只不过介质不一样。一般人会认为,水下考古都是沉船比较多,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它与田野考古仍然相类似。”大高个、穿着休闲、背个双肩包,孙键话语似乎不多,不过谈起水下考古的那些事,他“秒变”专家,侃侃而谈,“所有我们工作的对象,基本都是以古代人类留在水里的文化遗存为主。之所以叫水下考古,不是说工作领域仅仅限于水下,现在这个内涵和外延都扩大了,包括了与古代人类的航行、贸易交流相关的遗迹,例如港口、码头等。这些也不仅仅存在于海里面,在内陆水域也有。”

  孙键已经在水下考古领域工作了23年,最长时,他一年中2/3的时间都在海上。在海上“漂泊”过的人都深知其中的艰辛,何况沉船地基本都处于危险海域。对此,孙键淡然一笑,“既然从事这个工作,就要有心理准备承受可能有的风险和各种困难。同时我也体验到了工作带来的愉悦和收获。”

  危险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多年前,我曾在水下被渔网缠住,而当时身上居然没有带刀。”孙键说,水下考古工作必须事先做好周密的预案,因为工作的地方往往自然条件不好,所以才容易有沉船,“如果盲目相信自己的技术,或认为某个地方比较容易做,以至于忽略了一些常规的准备,就会出教训”。

  当然,作为考古人,兴奋的时刻也数次降临。湖北丹江口水库的一个古代城址、广东西樵山古代采石厂的遗址等内水遗址保存得很好,令孙键十分震撼。他形容当时“完全是穿越回去的感觉”。“我国在陆地上很难看到一个完整格局的古代城址,而在水里,因为水的存在,排除了许多人为的扰动,时间似乎在这里凝固了一样。”

  1989年冬,对“南海一号”进行的水下考古调查,被誉为中国水下考古的起点。而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研究的深入,“南海一号”引起了更大的关注。“南海一号”上的物品,生动见证了中西方文化的深入交流互鉴,“‘南海一号’的陶瓷货品中,最多的是白釉大盘,这种大盘很显然不是我们中国人日常使用的,而是给某个特定饮食文化需求的人‘定制’的。另外,我们也吸收了很多异域的元素。比如‘南海一号’出过扁壶,显然是模仿游牧民族的皮革水壶,但是上面两边的字,一边是福,一边是寿。不同文化的交流于此可见一斑。”孙键介绍。

  多学科结合能开拓水下考古的深度和广度

  我国水下考古成绩卓著,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可忽视。“我们的侧重点是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并不主张进行大规模发掘。几乎所有大规模发掘都是迫不得已,往往面临着盗掘、打捞等被破坏的风险。如果条件许可,我们认为把它们留下去更好。因为这些财富并不是我们现代人独有的,而是要留传给子孙后代的。文物工作的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孙键说。

  不过客观条件却有限制,“水下工作不可能靠运气,而专业工作人员又不能长期在海上。同时专业人才又很少,而且受年龄与工作性质变化等因素影响,可保持工作的专业人员全国仅80人左右。”孙键说,目前水下考古还不是一个独立学科,国内也仅有一两所大学会有相关课程。

  对于普通人来讲,水下考古是“神秘”的代名词。“水下考古不是极限运动,不是探险,也不是捞宝贝。”孙键坦言,“在解疑释惑、回馈社会、服务大众方面,以前工作做得还不够。我们后来认识到,只有公众参与了,才能有更好的保护。”

  孙键说,他们准备招募一批志愿者加入“南海一号”考古,并对渔民加大考古知识普及宣传,让公众来参与和体验,包括边发掘、边展示的沉浸式体验。“就是把我们的工作暴露在大众的视野之下,在服务公众的同时对我们也是一种鞭策和要求,形成良性互动。”

  “国家文物局成立了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实施国家主导、地方参与、多部门合作的举措,这也是我国水下考古事业能快速发展壮大的基础,相信今后不断会有新的突破与更大的成果。”

  “水下考古工作以后的发展还要取决于多学科的结合。”孙键举例说,海水里出来的东西和空气中不一样。如何把它传之久远,让它不再继续被腐蚀,科技研究一定要先行。科技手段的不断进步能帮助水下考古达到更大的深度。“多学科的进入,一定会让水下考古的工作面扩大、深度加大。”(本报记者郑海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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