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应星与影响世界的“百科全书”《天工开物》

  《天工开物》被誉为“17世纪中国科技的百科全书”。《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博士把宋应星称为“中国的阿格里科拉”或“中国的狄德罗”。阿格里科拉是15世纪德国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被称为“地质学与矿物学之父”;狄德罗是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和百科全书的编写者,欧洲“百科全书学派”的代表人物。日本学者薮内清也认为,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足以与狄德罗的《百科全书》相匹敌。由此可见,宋应星在世界科技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宋应星(1587—1666年),江西奉新人,明末清初时期杰出的农学家、博物学家。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明万历十五年至清朝康熙五年,一个改朝换代的时期。宋应星对后世最大的贡献,是对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进行了长期的考察、记录与研究,收集了第一手的农学和博物学资料,从而写出了《天工开物》这部“百科全书式”的科技著作。

  “天工开物”这四个字,从字面上看,天工,与人工相对,指的是巧夺天工的意思;开物,是打开万物之谜,指的是通晓万物的道理。

  那么,《天工开物》到底是一本什么书呢?

  《天工开物》全书分三编,详细描述和记录了中国古代农业和手工业30多个门类的技术和经验,内容几乎包括了当时的全部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领域。上编包括谷类和棉麻栽培、养蚕、染料、食品加工等;中编包括制造砖瓦、陶瓷、钢铁器具等;下编包括五金开采以及冶炼、火药、朱墨等。

  这本书的编写主次独特而清晰,是按照“贵五谷而贱金玉”的理念来编排的。也就是说,作者把与吃饭、穿衣有关的农业科技放在最前面,然后才是有关手工业各方面的科学技术,把珠玉之类的制造放在全书最后。这种编排次序,正好反映了宋应星重视农业、注重实学的科学思想。

  那么,《天工开物》这本书是怎样编写出来的呢?

  宋应星出生在一个书香人家。他的曾祖父宋景是明代中期的一位重要阁臣,为官清廉,曾因参与推行著名的“一条鞭法”改革政策而震动朝野。

  宋应星兄弟姐妹六人,他是老三。他的长兄叫宋应升,应星幼小时就跟着长兄在家塾里识字念书。他聪颖好学,十岁不到就学会作诗了,而且还有过目不忘的本领,深得宋家长辈和家塾里的先生赞赏。稍大一点之后,宋应星又与长兄一起考入当地县里的书院,熟读了经史和诸子百家。

  因为喜欢诸子百家的文章,他文心活泼,对按部就班、枯燥乏味的八股文,深恶痛绝。他还特别喜欢听琴、吟诗,经常与同窗好友风雨吟诵,啸傲山水林泉之间。此外,从少年时代起,他就对当时的读书人视为“雕虫小技”、“旁门左道”和“引车卖浆者流”的各种物件的制作技艺兴趣盎然,只有碰到和遇见,他总会打破砂锅问到底,甚至喜欢动手体验。

  也许从那时起,他就已经开始留心观察、收集和记录各种手工业技艺的资料了。但是在明朝后期,统治者所极力推崇的,仍然是八股文考试制度,所谓“科举取士”。当官、走仕途,也是一般读书人心目中的“正道”和唯一的前途。

  1615年(明朝万历四十三年),宋应星与长兄应升一起,赴省城南昌第一次参加乡试。在一万多名考生中,宋应星考中全省第三名举人,长兄名列第六名。他的家乡奉新全县,也只有他们兄弟俩中了举。当时,家乡人都很羡慕,尊称他们为“奉新二宋”。

  因为首次乡试告捷,兄弟二人当年秋天又结伴前往京师(北京)参加大考。可惜的是,第二年春天发榜时,兄弟俩皆名落孙山,只好怏怏而归。

  但兄弟俩不太甘心,又一起去了九江府的“白鹿洞书院”,请那里的名师予以指点,以便第二年再去应试。也许是命运之神有意成全,让宋应星成为一位科学家,因此就阻断了他的科举仕途之路。结果,宋应星后来一连参加了四次京师科举考试,次次都是名落孙山。

  倒是他的长兄比他略微幸运,在1631年(明朝崇祯四年)当上了浙江桐乡县令,算是走上了仕途。

  宋应星在经历了几次科举失意之后,对朝廷的科举取士制度心灰意冷,以至于彻底失望,最终打消了走仕途的念头,放下包袱,安心回到家乡,一边待奉老母,一边开始为他心目中的《天工开物》进行田野调查、收集撰写素材和资料的工作。

  其实,在先后数次从南方到北方的应考往返途中,他就没有闲着,行程数万里,他沿途都在考察、寻访和记录,对南北各地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状况,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用他自己的话说:“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闻。”意思是说,来去行程数万里,没有什么事情和物件是我不想知道的。

  而他在奉新乡居的日子里,更是走遍了田野和村镇,遍访打谷场和手工作坊的各类匠人和艺人,以及店铺、窑场、工地,等等。他的第一手科技资料,就是这样一点一点收集、记录和积累下来的。

  晚年的宋应星,一心只想着写他的各类科技著作,即使有了入仕当官的机会,他也早已心灰意冷,不再能提起任何兴致了。

  他写的书真是不少,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技术科学的都有。自然科学方面的,除了《天工开物》,还有《观象》《乐律》等;人文科学方面的,有《野议》《画音归正》《杂色文》《卮言十种》等;还有《思怜诗》《美利笺》等文学作品。

  可惜的是,宋应星的著述,不被当朝理政者看好,尤其是生逢改朝换代之时,作为大明“遗老”,他的骨子里还有对清朝强烈的抵触与反对情绪,不为当世所容,所以,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没能保存和流传下来。幸运地保留下来的完整著述,只有《天工开物》《野议》《思怜诗》《论气》和《谈天》五种。

  他在贫困中度过了晚年的时光,大约在1666年(清朝康熙五年),离开了人世,享年80岁。临终前,宋应星把自己一生的经验教训,作为“宋氏家训”留给了子孙们:一不参加科举,二不去做官,只在家乡安心耕读,以书香传家。

  《天工开物》于1637年(明崇祯十年)刻版面世,宁波范氏天一阁藏有此书初刻本。明末学者、科学家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一书中较早引用了《天工开物》的有关论述。但《天工开物》在清朝并未公开印刷过,只在康熙年间陈梦雷所编辑类书《古今图书集成》里略有摘录。满人入关后,《天工开物》被认为存在眷恋旧朝、抵触满清思想而遭到禁毁,从此被雪藏了近300年。

  1694年,日本学者、本草学家见原益轩(1630—1714)在《花谱》与《菜谱》两本著作的参考书目中,开列了《天工开物》的书名。据说这是日本有关《天工开物》最早的文献材料。1771年,日本出版商柏原屋佐兵卫(菅王堂主人),根据《天工开物》初刻本,在日本首次翻刻《天工开物》,这也是《天工开物》的第一个域外刻本。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思想,受到当时一些日本学者的尊崇,被誉为富国济民的“开物之学”。

  18世纪末叶,《天工开物》从日本传到朝鲜国后,也受到朝鲜李朝后期一些实学派学者的重视。1783年,李朝末期学者、小说家朴趾源(1737—1805年),在他的游记名作《热河日记》里,第一次向在朝鲜知识界推介和传播了宋应星和他的《天工开物》。

  从18世纪至20世纪,《天工开物》的不同刻本与印本,陆续在法、英、德、意、俄、美等欧美国家的著名图书馆里都有收藏。巴黎皇家文库(即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前身)在18世纪就收藏有明刻本《天工开物》。1830年,法兰西学院汉学家儒莲(即茹理安,1797—1873)用法文翻译了书中“丹青”一章中有关银朱的部分。儒莲此举被认为是《天工开物》一书的首次西译。1832年儒莲又将这部分法译转译成英文,发表在印度《孟加拉亚洲学会学报》上。1833年,他又用法文翻译了“制墨”等部分文字,刊载于法国权威杂志《化学年鉴》和《科学院院报》,接着也把这一部分的法文本译成了英文和德文。

  《天工开物》一书在西方的传播,汉学家儒莲功不可没。1837年,儒莲又将《天工开物》有关蚕桑部分和“授时通考·蚕桑门”译为法文,并由巴黎皇家印刷厂出版了官方刊本,法译本取汉名为《桑蚕辑要》。《天工开物》所记录的中国蚕农有关植桑、养蚕、防治蚕病等一套完整的蚕桑业生产经验,为当时欧洲因为对蚕病的防治束手无策而陷入低谷的蚕丝业,提供了切实的生产帮助。《天工开物》在欧洲的传播,被欧洲学者誉为“直接推动了欧洲农业革命”。达尔文在读到了儒莲翻译的有关桑蚕部分文本后,在他的《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1868)一书里特意记下了一笔:“关于中国古代养蚕的情况,见于儒莲的权威著作。”达尔文把《天工开物》里记载的中国古代养蚕技术与措施,引为论证他的人工选择与人工变异的一个重要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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