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朝晖:黄肃秋先生在台湾

  《中华读书报》2017年3月1日孟向荣署名文章《一位渐被遗忘的真学者——兼记黄肃秋与钱锺书的一桩公案》,以掌故轶闻的写法,真实地记述了黄肃秋的事迹。唯对他在台湾的活动描述不多。黄先生与笔者亦为忘年交,笔者曾去台湾旅游,访问台湾师范大学,了解其历史,根据所掌握的文献史料以及相关人物的口述,撰写成文。

    一、恩师推荐渡海峡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台湾光复。9月,国民政府召开战后“全国教育善后会议”,针对日本统治台湾50年“殖民化”教育的严重现实,提出以消除殖民教育影响为当前教育重建的主要目标,确定台湾教育“祖国化”的方针,实现台湾社会由日据时代“皇民化”向光复后“祖国化”的快速转变;针对光复后大部分日籍教师被遣返的现状,应迅速征召一批能够承担教学任务、特别是能够承担祖国文化教育重任的中国教师,要通过对师范教育的扩充,为教育重建培养师资力量,尽快恢复台湾教育的正常秩序。于是,台湾行政长官陈仪提出“收复后教育上急要工作即是成立一师范学院”,并指示长官公署教育处即刻着手筹建师范学院。10月下旬,台湾长官公署向上海、福建派员征选办学人才,邀请时任上海开明书店编辑兼襄理的周予同担任准备筹建的师范学院院长,委托其选聘相关人员。周先生动员同在开明书店担任编辑的好友郭绍虞一同赴台办学,并恳请他帮助推荐赴台筹建师范的教学人才。郭绍虞经慎重考虑,第一个向周予同推荐的就是黄肃秋。

  1928年,黄肃秋就读燕京大学国文系,郭绍虞为该系主任,他十分喜爱黄肃秋勤勉治学、为人耿直的品行。九一八事变后,黄肃秋与众多东北学生一样,无家可归,处在贫寒交困之中。是郭绍虞携夫人在一个风高雪漫之夜探访黄肃秋,送去御寒之衣、度日之资和厚爱之情。对此,黄肃秋在诗集《寻梦者》中真情地唱道:“北国的天高于人,北国的风冷透身。在世路崎岖中,我看见了一片平原;在魔鬼狰狞中,我相逢了两张笑脸;在人间的冷酷中,我握紧了一双热的手:我看见照隅(郭绍虞的室名——引者注)的先生,我看见了慈爱的母亲。”随着岁月的推移,师生情感愈加深重。

  五十多年后(1984年)黄肃秋得知郭绍虞病逝,万分悲痛地说道:“郭先生与我份属师生,却情同父子。”由此可见,郭绍虞推荐黄肃秋赴台创办师范,既有举贤之意,更有师生之情。

  郭绍虞给黄肃秋修书一封,信中写道:赴台办学,是以增强民族意识,廓清奴化思想,普及教育、提高文化水平为宗旨,肩负着台湾教育重建和更新的使命;还特别说明:台湾光复初期,创办师范面临诸多难题,请黄肃秋考虑自身现状,慎重而三思。黄肃秋接信后,既感到赴台兴教为民族大义,又深知恩师器重惦念之心,未加多虑,辞去教职,启程来沪,面见郭绍虞、周予同,商量赴台办学之事。随后,周予同通知黄肃秋与另外邀请来的张同光、王志义、朱道钦、任德庚、沈明璋、陈俊雄等七人准备赴台。原定一起赴台的还有郭绍虞和周予同,共计九人。但,周予同临时要处理其他公务,郭绍虞因赡养的老母身体抱恙而无法离开,张同光家遇急事需暂缓数日。所以,1946年3月第一批从上海赴台创办师范学院的包括黄肃秋在内一共六人。3月中旬,一行人到达台北,时值国民政府刚刚接收台湾,一切尚在恢复之中。由于联络不畅,接洽不顺,黄肃秋等六人到达台北后一时无处安身。困难之时巧遇台北建国中学校长陈文彬,陈先生了解到黄肃秋等人来台目的后非常敬佩,十分热情地将他们安排在一所学校礼堂暂住。由此黄、陈二人也结下了深厚友谊。20多年后,两人同被发配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洗礼。一日,黄肃秋路遇骑在牛背上的陈文彬,他喜笑年近古稀的老陈如此放牛犹如孩童一般,陈文彬则不以为然,自得其乐,即兴赋诗一首请黄肃秋指正:“政协委员来放牛,骄娇二气一时休。老牛若解其中意,定与吾人反帝修。”这已是后话。

  3月23日,黄肃秋等六人到“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报到,填写个人履历表,并被安排到台北市大安路的一所日式旧宅居住。黄肃秋与任德庚、沈明璋同住一室,与其他人也相邻而居,共同在此等候周予同的到来。

    二、创建学校春催桃李

  1946年4月,国民政府改变了周予同的任用,请其出任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一职,代替负责筹建台湾师范学院的是陈仪的同乡李季谷。李先生于五月初抵达台北,随即召见了先期到达的黄肃秋等六人,转达了省教育处筹建台湾师范学院的决定,宣布成立台湾师范学院筹备委员会,初步拟定人选,李季谷为主任委员,委员有黄肃秋、王志义、朱道钦、任德庚、沈明璋、陈俊雄、张同光(四月中旬到达台北)七人。并将筹备委员会组成等有关情况呈报行政长官公署。几日之后,行政长官公署向上述七人正式颁发台湾师范学院筹备委员会委员聘任书。王志义拿到聘书后对黄肃秋开玩笑地说:“这将来可以说明咱们的资历了。”据黄肃秋回忆:师范学院筹委会成立后,办公地点和校址选定在台北原日本人所办的商业高等学校。

  学院的各类筹建事项初定后,便开始了最为重要的招生工作。五月底,黄肃秋协助李季谷校长前往台中、台南招生,这也是师范学院成立后和台湾光复以来的第一次招收师范生,学院和台湾行政教育部门都非常重视。当时,国民政府要求培养师范生必须遵循全国统一的师范条例,而在台湾高等学校招生,首先要打破日据殖民时期以出身门第为主的录取衡量标准。于是,黄肃秋遵照李季谷校长的要求,冲破殖民统治思维残留之重重阻力,以国民政府颁布的师范条例为要点,规范招生事项。坚持公平公正,摒弃门第观念,明确规定师范学院所招之生,必须按教育当局确定的时间,如期进行入学考试,并按照统一标准择优录取、绝无例外,从而保证了大批优秀学生得以进入师范学院。此次招生共录取了包括国文、数学、英语等九个专修科的295名学生,并得到了台中农学院、台南工学院的大力支持。回到台北后,李季谷校长委托黄肃秋向给予相助的两校致信答谢。黄肃秋曾回忆:他记得答谢信是用“六朝体”写的,李季谷校长看后,不仅对内容评价很高,对书体文才更是大加赞赏。

  专修科招生结束后,七月初正式开课,黄肃秋担任国文系副教授,同时兼讲其他系的国文课。在课程设置上,他依据1946年《台湾省师范学校普通师范科暂行教学科目及各学期每周教学时数表》的规定,结合当时强化师范生中国语言、中华文化、历史知识和爱国家、爱民族之精神培养的切实需要,每周《国文》《国语》不少于7课时,并于课外为学生补讲3课时中国历史,从时间上保证了国文、历史的授课内容和学习效果。这一时期黄肃秋还兼任台湾大学国文系副教授,其原由是与张同光同住一室的台大教授朱文叔因年纪较大,家眷又在上海,想离开台大回上海任教。他十分欣赏黄肃秋的学识,故恳请其代替自己为台大讲授国文课,黄肃秋欣然同意。为此,台湾大学向他正式颁发了国文副教授聘书。

  按照师范学院的教学发展计划,1946年暑假后,师范学院又招收了700多名本科生,加之此前招收的学生共计1000多人,教学任务明显加重。黄肃秋每周在师范学院的授课增加到20多课时,台大授课五六课时,他在两校之间奔波,每周要讲30余课时。同时,还要根据学生来自不同阶层、不同地区和不同社会背景的现实情况,探索教学内容、方式及方法,使授课更具针对性、时效性和适应性,教学工作十分繁重。即便如此,为获取更好的教学效果,培养更加优秀的教育人才,不辜负国家、民族寄予的厚望,黄先生仍孜孜不倦地坚持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他先后在《创作》上发表了《论丰子恺〈唐诗画谱〉》和数万字的散文诗,撰写了十多万字的《论诗十稿》,编写“赋史”参考《历代赋汇》(笔者按,《历代赋汇》由[清]陈元龙编,为凤凰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当代新刊总集著作)等建立了几万张资料卡片。非常遗憾的是,精心积累的几万张资料卡片,在他离开台湾时全部遗失。正是由于黄肃秋在古典文学方面潜心研究、造诣颇深,加之他才思敏捷、睿智博学,并具有传情达意的生动口才,由他授课时,总是学生满堂,不仅是本班学生,更多的是外班旁听。勤奋的精神、豪爽的性格、出色的教学,使他在两校师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并建立了深厚的友情。英语教授周学普与黄肃秋素来情投意合,周学普翻译《少年维特的烦恼》时,请黄肃秋对译文润色加工,以求达到风格典雅、语意达情的境界。二人相邻而居,白日忙碌,只有掌灯之后才得谋面。叙谈酣畅而不顾早晚,往往夜深之时仍在说古论今、品诗评词、把酒抒怀。多年之后,每当黄肃秋著述夜半,小酌杯酒,便会触景生情、忆想当年。这对情深意重、相互敬仰的挚友自黄肃秋回到大陆后,未再相见。

  从1946年到1949年,台湾师范学院历经了初创的三年,从筹备建立到稳步发展,黄肃秋为学校的教育建设倾注了全部心血。

  三、风雨如磐中的抗争

  黄肃秋在创建台湾师范学院和教学工作的日子里,亲身经历了发生在台湾岛内的“一·九”、“二·二八”等重大事件,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当局的黑暗统治、白色恐怖,以及内战给台湾人民带来的灾难。面对腐败的政府和苦难的百姓,黄先生奋笔写道:“自有金条构巨厦,更多船舶走公卿。人人都道台湾好,来了将军去了兵”。特别是许寿裳被杀案,对黄肃秋的震动极大。许寿裳先生为中国近代著名学者、传记作家。早年留学日本时,与陈仪同窗,与鲁迅是同一屋檐下的挚友,三人为浙江绍兴老乡。1946年5月,时任台湾行政长官的陈仪邀请许寿裳担任台湾省编译馆馆长,6月,许寿裳应邀赴任。其长子许世瑛也随父来台,出任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因其与抗战全面爆发时的驻日大使许世英姓名同音,人送绰号许大使。许世瑛与黄肃秋同在师院国文系任教,二人由此相识、相知,且情趣相投,并以兄弟相称。许世瑛大婚,请黄肃秋作执宾,为其主持婚礼。黄肃秋随许世瑛尊许寿裳为长辈,后因许寿裳担任台大国文系主任,黄肃秋兼任该系副教授,又尊许寿裳为老师。许寿裳主持编译馆时,一重要职责即编写学校教材;其间他本人还编著《怎样学习国语与国文》,以期迅速普及和推广台湾的国文教育。为此,许寿裳常常通过许世瑛邀约黄肃秋和师院国文系主任张同光到青田路六号家中征询教材编写意见,探讨教学问题。黄肃秋对许寿裳的印象是:学风严谨、学识渊博,和蔼可敬、为人谦和。1948年2月18日上午,黄肃秋正在给学生们作学术报告,刚刚开讲,突然两个学生破门而入,惊恐悲愤地说:“黄先生,不好了,许寿裳先生被杀了。”黄肃秋顿感震惊,不知所措,回过神来冲出大门奔向青田街六号许寿裳家。跑进许家大门,看到许多文化界人士、记者和台大医学院护士也已赶到。黄肃秋不顾阻拦冲入卧室,但见凌乱不堪、一片狼藉。许寿裳斜躺在床上,头部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喷溅的血迹染红了蚊帐。在场的师生无不声泪俱下,李季谷抱着黄肃秋哭得话都说不出来。此案的发生,引起了社会极大震动,在舆论重压下,台湾当局几日后抓获一罪犯,未经法定程序审理,便匆匆以谋财害命定案,不足一月即执行枪决。众所周知,许寿裳是鲁迅挚友,一贯宣扬鲁迅的爱国精神、揭露国民党政府之腐败,于是,社会各界均怀疑许寿裳被害绝非谋财,而是政治暗杀。这一怀疑在多年后被此案的主审法官陈醒民和沈醉所证实。许寿裳遇害使黄肃秋真正认识到,只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国家才能安定,人民才有幸福。于是,他追求进步思想,与许多爱国师生包括中共地下党员保持着密切关系。

  1949年,发生了台湾当局镇压爱国学生民主自由运动的“四·六”事件。这一事件是以台湾师范学院为核心,联合了台湾大学,以“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为目的的学生爱国运动。1949年3月20日,一名师院学生和一名台大学生骑单车违反交通规则,遭警察殴打、扣押,引起师院和台大学生强烈不满,学生们包围了警察局,要求警察局长赔礼道歉,处理打人者,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这一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孤立的,自“二·二八”之后,台湾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学生对当局的不满情绪急剧增长。社会混乱、经济萧条、物价暴涨、物资匮乏,广大学生陷于生活无着的困境,看似民生问题,背后的实质是政治问题。特别是国民党当局在“二·二八”后,加强对学校的监控,连收发室、学生宿舍都安插了特务,毫无民主自由可言。此时发生警察殴打、扣押学生事件,仅仅是导火索,更加激发了台湾学生对统治当局的愤慨。因此,警察殴打、扣押学生的次日,3月21日早上,师院学生集中在操场上,部分学生提出要继续抗议和斗争。由于事发突然,缺乏组织和统一行动,对要不要继续抗议及如何抗议举棋不定、犹豫不决。这时,师范学院第一任学生自治会主席、中共地下党员郑鸿溪找到黄肃秋,他说:“现在是坚持斗争的关键时刻,需要激励学生们的斗争热情,唤起斗志。黄先生在学生中一向威望很高,请黄先生登台演讲,号召同学们走上街头继续抗议和斗争。”黄肃秋毫不犹豫地登上演讲台,鼓励同学们要斗争下去,号召同学们要反内战、争和平;反迫害、争民主;反饥饿、争民生。最后他讲道:“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在呼唤,我们已经听到人民的呼唤,我们应该寻着人民的呼唤而奋勇前行、继续斗争!”顿时,全场掌声雷动。之后,学生们组成游行队伍,高唱《你是灯塔》《跌倒算什么》,浩浩荡荡地拥向街头,再次包围警察局,提出正义要求。警方在学生斗争运动的强大压力下被迫道歉。紧接着,3月29日晚,黄肃秋参加了师院、台大两校同学举办的营火晚会,与学生们共同高唱解放区的歌曲,欢庆胜利,学生斗争热情空前高涨。

  学生的斗争运动使台湾当局非常害怕和惊慌,认定学校中藏有中共地下党组织,命令警备司令部立刻予以镇压。4月6日凌晨,军警包围了师院学生宿舍,学生与军警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终因寡不敌众,一百多名学生被捕。此时的师院一片混乱,师生人人自危,黄肃秋不顾个人安危,怀着愤怒的心情向院长提出要立即安抚和保护在校学生,并要求学校出面保证被捕学生的人身安全。同时,召集其他教师组成营救委员会,数次前往警备司令部营救被捕学生,甚至闯入警备副司令彭孟辑的办公室据理力争,力保学生安全。

  20世纪80年代,中央对台办组织收集整理台湾早期学运史料,时任中央统战部一局局长的郑鸿溪专门写信给黄肃秋,信中写道:“台师院这部分的情况要我来张罗,……现在在大陆的人,您是最清楚的,知道得最多的。因此,请您抽空回忆一下,帮我们把师院学运的史料搞得更完整一些。……‘四·六’后的营救活动,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由于黄肃秋在“四·六”事件中极具煽动性的演讲和参与学运斗争活动以及不顾校方阻拦,不遗余力地营救被捕学生,台湾教育部门解除了师院对他的教职聘任,警备司令部将其列入黑名单,实施监控和跟踪。一天深夜,学生林身长来到黄肃秋的住处,对他支持学生运动表示钦佩和感谢,对当前形势进行了分析、判断,他告诉黄肃秋:您已被特务盯上了,要尽快离开台湾、返回大陆。并当即给台湾作家杨逵写了封信,请黄先生持信去找杨逵,请他帮助设法返回大陆。临别时,林身长紧握黄肃秋的手说:希望曙光到来的那一天,我们能够再见。

  第二天,黄肃秋准备乘火车去台中找杨逵,候车时买了一张《新生报》,报上登载杨逵已于前日被捕,黄肃秋的台中之行只好作罢。危难之时,中共地下党派人找到了黄肃秋,告诉他:你目前处境十分危险,特务正在追捕你,必须立刻返回大陆。党组织已做安排,《大公报》台北负责人严庆澍(即《金陵春梦》作者唐人)为你买好了回大陆的机票,请你马上动身。黄肃秋迅速与严庆澍取得联系,拿到机票直奔机场。在机场遇到军警搜查,黄肃秋躲进厕所逃过一劫后登上飞机,于1949年5月22日经香港回到祖国大陆。

  在广州,黄肃秋住在中共广东省负责人古大存家中,古大存对黄肃秋回到大陆表示热烈欢迎,安排人员护送其北上。临别时,古大存交给黄肃秋一封写给时任北平市市长叶剑英的信,对他说:到北平如遇困难,请持此信去找叶剑英帮忙。到达北平后,黄肃秋感到自己政治觉悟还不够高,跟不上新中国的思想、形势,需要继续学习,主动申请去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所进修,以提高自身的政治思想理论水平。学习期间巧遇周扬,周扬了解了黄肃秋的情况后,认为应该人尽其才,便选调其到文化部艺术局,编辑中国第一部《新文学选集》。

    余话

  黄肃秋70余年前的台湾之行,反映出周予同、郭绍虞、李季谷等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对祖国宝岛台湾的教育发展与政治走向的忧患意识和高度重视,在中国教育史上写就一段佳话。黄肃秋和学生们在“四·六”事件中的英勇表现,是风雨飘摇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即将灭亡的有力证明。“度尽劫波兄弟在”,陈文彬、李季谷、朱文叔、郑鸿溪等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都参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如陈文彬,台湾高雄人,积极支持“二·二八”起义,被台湾警备司令部拘捕,出狱后继续参加爱国民主斗争,1949年被迫离开台湾来到大陆。他长期从事文字改革和语言拼音研究工作,是《毛泽东选集》的日文翻译者,当选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又如李季谷,任教华东师范大学,著有《西洋近百年史》《日本通史》等。再如朱文叔,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编辑出版了新中国第一套小学语文课本,还曾为中科院语言研究所审校《现代汉语词典》等。周学普、许世瑛、林身长、杨逵等人,继续生活在台湾,均为宝岛的著名学者和作家。黄肃秋生前一直在思念他们,下录其怀友绝句二首:

  怀台静农绝域弦歌竟始终,每怀山斗思无穷。峽中雨止风平后,好共先生颂大同。

  有怀台湾诸友玉山云雾双潭月,一别牵心卅载余。寄语白头天畔客,故园春满待归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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