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世者的逍遥——忆张恩和先生

  对张恩和先生的点滴印象,来自聆听先生讲学,或在教室,或在礼堂,或在先生家中。最初的一次,是1999年秋,业师王国绶先生邀请京津两地的前辈学人开设系列讲座。张恩和先生应邀而来,讲授鲁迅专题。国绶师事先介绍说张先生极为健谈,与讲座相对照,心下深以为然。除讲授的内容外,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先生的笑容。在讲座过程中,张先生常常带笑,或闪烁于眼中,或洋溢于嘴角,淡淡的笑容,给人温厚热诚之感。

  第一次到张先生家中拜访,是奉命去借书。大约是在2006年初夏,刘增人先生策划《1981—2005:多维视野中的鲁迅研究》一书,旨在对鲁迅研究的各专题进行学术史的梳理,其中《近二十年鲁迅诗歌研究述评》一篇,邀请张恩和先生执笔。这无疑是当仁不让的最佳人选。张先生却找到国绶师,希望推荐一个年轻人撰写。于是,我奉师命到张先生府上,一方面是借书,一方面则是请教。记得好像邹老师还在家,匆匆打了招呼就去另一个房间休息了。张先生拿给我十几部鲁迅旧体诗研究的著作,用尼龙绳结实地打了捆。二十年间鲁迅旧体诗研究的著作,几乎尽在于斯,唯独缺少一部先生自己撰著的《鲁迅旧诗集解》。结合这些著作,先生给我讲解鲁迅旧体诗研究的诸多关键之处,以及相关成果的特点和价值。谈到自己的研究,则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我也编过一本,看不看都可以。”两个多月后,我完成了初稿,再一次登门还书,同时请张先生对初稿提出修改意见,得到了先生的鼓励。其实,这篇小文章中的很多观点,都来自先生的口传心授,绝非我个人的创见。两次登门求教,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仍是先生的笑容。也许是因为在家中,先生的笑容更温和,也更自在。

  后来,又多次在学术讲座和会议中聆听先生高论,感受愈深。张恩和先生讲学,话不多,语速也不快,但在只言片语间,常常有四两拨千斤的功夫,点石成金的效果。先生讲学,如其人,亦如其文,飞扬潇洒,语多机锋,有些地方故意欲言又止,表明言说的艰难,其实内心极其明澈。先生有时边笑边说:“到这里就不能再多讲了,要不然又有人说我是……了。”私以为此时的先生,表面上受约束,内心却是得意的。先生的欲言又止,是讲学中一种独特的修辞方式,使人想起鲁迅的著名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张恩和先生治学之余,兼擅散文和书法,在学术界也颇为知名。这些似乎是专业(职业)之外的副业,做不得数。倘若以学术为职业,确乎如此。然而对先生而言,学术是毕生的追求,却绝非为稻粱谋的工具。学术与所谓的副业,本不可分,也不必分。先生的散文,以学术为底色,出于但不囿于学理,言说的大抵是不该遗忘的常识。先生的书法,以启功先生为师,但似乎有意不像启功先生那般谨严,别有一番自在洒脱。所谓专业也好,爱好也罢,先生意在打破壁垒,超越体制,在学术论文、散文和书法之间,实现通透。正是这种通透,使他在面对重重束缚、甚至磨难时,始终能够处之泰然。先生的笑容、先生讲学时欲擒故纵般地欲言又止,无不是自在从容的体现。

  张恩和先生曾写过一篇纵论郭沫若、胡适和周作人的大文章,题目是《知世论人》,既承载着先生的学术思想,又能概括先生的学术经历和追求。20世纪的上下半期,皆为大时代,大事件、大人物层出不穷。先生受教于下半期,却以上半期为研究对象,是经历过大风雨、并书写过大风雨的一代学人,文字虽不免风霜之感,却终能超脱出来,不伤感,不自矜,每有洒脱之意,逍遥之境。先生将笔下的人与事,与自家经历相映照,便自然而然地产生同理与共情。先生因经世而知世,因知世而论人,面对研究对象与社会现象,有的看破,有的看不破,有的则不愿看破,以此保持一份自在,一份真心。

  张恩和先生走得太过匆忙。2019年,先生多次外出讲学;年初还发表再传弟子黄海飞博士的访谈,思路敏捷;并撰写关于唐弢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回忆文章(可惜次年刊出时,已成绝响),身体与精神均无任何衰老的迹象,这样匆匆辞世,带给我们更多的伤感和不舍。然而,于先生而言,却也少去了许多肉身的折磨和痛苦。留给我们的,始终是笑容,是自在洒脱,是知世者的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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