酬唱寄友情——游国恩、萧涤非二先生交谊考

附言:

  自忝列费振刚先生门下,就时常听老师聊及编写《中国文学史》时的逸闻趣事。这套不无时代色彩的文学史,从主编人选、编写过程,到实施细节等等,尤其是其影响之大,已成为不可复制的绝响。作为当时最年轻的主编,费先生深度参与了本书的编写工作。每次谈及这些往事,先生都对有机会向老一辈学者朝夕请益深感幸运,对老一辈学者之间和而不同、群而不党的君子风范表示敬意。受费师的感染和启发,我也一直想探寻这几位先生之间的情谊,以见前辈典型。但吾生也晚,与游国恩、萧涤非等先生是隔辈人,也只能从现有资料中去感知一二。继《尺素见情怀——从闻一多致游国恩信函看两位先生之交谊》之后,我又撰写了此文,因为游、萧两位先生之间的情谊,也为费师深所钦敬,言之肃然,闻者动容。此文动笔于去年初春,之后不断修修补补。3月22日,费师鹤化辽城,再也不能给我们讲那过去的故事了!哀痛之中,权以此文作为对老师一点菲薄的纪念吧!

  1942年2月,游国恩先生赠诗萧涤非先生,诗云:“萧郎同门友,吾师之南金。晚出蒹葭师,独秀玉树林。入染我虽先,惟君无愧蓝。相逐东海畔,时效梁甫吟。夫子昔捐馆,君能丧以心。师恩丘山重,负土覆成岑。近闻已去蜀,托迹滇海浔。欲命千里驾,相望烟水深。”(《游国恩文史丛谈》,商务印书馆,2016年。以下简称《丛谈》)其时,游先生正在南迁至大理喜洲的华中大学任教。这首题为《别来有怀涤非先生》的诗,“由同月应游先生之请,到喜洲观光和调查少数民族方言的罗莘田转交给萧涤非”(游宝谅注语),诗中诉说了二人过往的交情,表达了别后的深切思念,也诉说了亟盼一见的心情。

  见游先生诗,萧先生即奉和一首《奉酬泽承先生见怀之作,兼呈莘田先生》:“已从罗先处,诵得别来诗。硬语天张骨,精诚地泣祇。南金非敢属,野性冀能持。那得无愁日,悠悠共此思。”(《丛谈》)近半个世纪后的1988年7月9日,萧先生重温此诗,有感而发,自注云:“游公不仅为我之临川小同乡,亦同为黄节先生之门下友。乡情友情,见诸笔端,今读其诗,仍不胜感念。惜文革中被查抄,手迹已不见。”(萧光乾、萧海川编:《二十世纪的杜甫——萧涤非先生诞辰百年纪念文集》,华艺出版社,2006年。以下简称《纪念文集》)

  作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游、萧两位先生均是古诗创作的行家里手。遗憾的是,他们生逢乱世,前半生漂泊不定,东奔西走,保存下来的作品不多。而幸存下来的这几首诗作,恰好见证了他们之间深厚的友情,值得作一番考索。

  江西临川,因养育过王安石、陆九渊、汤显祖等一众鸿儒而被誉为“才子之乡”,游、萧两位先生都来自这片土地。游国恩先生1899年4月生于临川带湖村,1920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预科,1922年升入本科。1926年7月,自北大毕业后,游先生又回到家乡,在临川中学任国文教员。1929年8月,游先生应聘到武汉大学任教,自此远离故土,长作他乡人。萧涤非先生,原名忠临,1906年11月生于临川茶溪村,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1930年又考取清华文科研究院,1933年研究生毕业后,辗转各大学任教。

  同乡之外,游、萧还是“同门友”,他们皆为黄节先生门下之“南金”(典出《晋书·薛兼传》,比喻南方的优秀人才)。黄节,原名晦闻(一说为字),字玉昆,斋号“蒹葭楼”,广东顺德人,生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以诗名世,是清末民初著名诗人。黄节先生早年在南方活动,辛亥革命前与章太炎等创立国学保存会,创办《国粹学报》,参加南社,用诗歌鼓吹革命。1917年秋,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主讲毛诗及汉魏六朝诗。游先生就读北大期间,黄节除短暂任孙中山元帅府秘书长外,一直都在北大教书。1928年,黄节受邀担任广东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但与时不合,遂又回到北平。1929年秋,复返北京大学任教授,兼国立清华及国立师大讲师。1930年,萧先生入读研究院,导师就是黄节先生。萧先生的毕业论文《汉魏乐府六朝文学史》完成后,平日“不轻许与”的黄先生,给以极高评价,他在《审查报告》中写道:“统观成绩全部,皆能从乐府本身研究。知变迁,有史识;知体制,有文学;知事实,有辨别;知大义,有慨叹,此非容易之才。”(萧涤非:《汉魏乐府六朝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对一篇毕业论文而言,能得到如此高的评价,洵属不易。这篇毕业论文,奠定了萧先生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既是其成名作,也是代表作。此书修订后,1944年由中国文化服务社在重庆印行。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此书,王运熙先生评价说:“萧先生生平治学谨严,著作数量不多,但都有深度;此书的再版和受重视,反映了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公正评判。事实证明:那些猎取一时名利、仓卒从事的书只能是昙花一现;惟有不畏艰苦、付出巨大努力、精心结撰的著作,才能具有长久的生命力。”(王运熙:《读〈汉魏乐府六朝文学史〉》,《纪念文集》)

  游、萧两位先生何时相识,暂无从考证。单从时间上看,在国立青岛大学共事之前,两位先生可能没有机会见面。1931年8月,游先生到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9月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任教。1933年,萧先生自清华毕业,在毕业即失业的那个年代,“还是靠了黄节先生的私人介绍,我才得以到青岛山东大学去教书”(萧涤非:《我的回忆》,《纪念文集》)。“那时,系主任也是黄先生的学生,黄先生对他说,如不接受就断绝师生关系,所以父亲常说黄先生是他的‘恩师’!”(萧光乾:《誓都将心血付“村夫”——萧涤非传略》,《纪念文集》)黄先生的这位学生,应当就是张煦。张煦,又名张怡荪,四川蓬安人,1917年入读北大国文门,毕业后在北大、清华等校任教,1932年9月受聘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并接替闻一多先生任系主任。

  在青岛,游、萧两位先生同处一系,虽然当时“中文系同仁之间关系是颇为冷漠的”(萧涤非:《我和老舍》,《纪念文集》),但游、萧同乡又同门,情形自当别论。游、萧两位先生都没有留下日记,他们交往的详情,无从得知,但“相逐东海畔,时效梁甫吟”,说明他们时相过从,谈诗论文,交情匪浅。游先生的女公子游宝谅也回忆说,在青岛时,萧先生及老舍先生,周末经常到游家串门聊天,他们也常打打麻将以为消遣。大约1933年夏秋之际,黄节先生夫妇到青岛游览(萧先生《月夜海滨呈晦闻师》一诗,当作于此时),游先生设家宴款待,师生相谈甚欢。大概见面之时,游先生曾向黄节先生索字,是年岁末,黄先生赠游先生一条幅,上书苏轼《次韵秦少游王仲至元日立春三首》其三:“词锋唯作楚骚寒,德意还同汉诏宽。好遣秦郎供帖子,尽驱春色入毫端。”落款“泽承仁弟属癸酉岁除黄节”。这个条幅,一直为游先生后人所珍藏。

  在青岛期间,萧先生经历了一段丧师之痛。1935年1月,黄节先生猝然辞世。萧先生闻知,迅即千里奔丧,“奔丧之余,余亦大病,几欲一切废绝”(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引言》)。对老师的培育之恩,萧先生没齿难忘,他夫子自道:“对于先师黄晦闻先生,我是服膺的,也是感激的,但并非单纯地为了他的学问和对个人的私恩。”(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后记》)首都师范大学廖仲安教授,是萧先生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的学生,他回忆说:“萧先生不止一次用极严肃极尊敬的态度谈起他的老师黄节,说他早年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晚年见国民党腐败变质,决心不做国民党的官,不要汪精卫送来的大洋。”(廖仲安:《忆萧涤非师》,《纪念文集》)山东大学中文系张可礼教授认为:萧先生“对黄先生的感戴,并非单纯的是由于老师的学问和对个人的私恩,也不仅仅是表现了他继承了我国传统的尊师的美德,更重要的是表现了涤非师这一代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关怀国家兴衰、民族存亡的爱国热忱,表现了对祖国悠久的传统文化的珍重和传承,表现了对‘士不可以不弘毅’的高尚的人格的崇敬和追求”(张可礼:《怀念萧涤非师》,《纪念文集》)。萧先生对老师黄节的追念、对其士人品格的景仰,体现了萧先生自身人格的追求。笔者认为,这正是游先生所看重的,也是他们友谊的重要基础。因此,虽事隔多年,游先生在《别来有怀涤非先生》一诗中,仍对此浓墨重笔,称赞萧先生“夫子昔捐馆,君能丧以心。师恩丘山重,负土覆成岑”。

  1936年7月,由于日寇加紧侵略华北,山东政局也有动荡,山大校长易人,中文系教授一时星散。同月,游先生辞去山东大学教职(此据游宝谅:《游国恩先生年谱》,《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游先生在山大的时间,《山东大学校史1901-1966》作1931年9月至1936年10月,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年),应聘武昌华中大学中文系教授。萧先生也无奈地离开青岛,几经奔走后,得到四川大学的一个教职。游、萧两位先生辞别青岛后,别离异域,音信难通,直至1942年秋,再度聚首昆明,重与谈道论诗。

  萧先生在四川大学任教五年,1941年夏,因遭受派系排挤失去教职。愁苦之际,萧先生忽接老同学余冠英来信,告知闻一多先生有意邀其去西南联大教书。这无疑解了燃眉之急。在艰难筹足路费后,萧先生离开峨眉山(当时四川大学在此地),辗转抵云南,暂住昆明城南三十里之呈贡。其时,游先生尚在大理喜洲。“近闻已去蜀,托迹滇海浔”,得知萧先生来到云南,游先生十分高兴,兴之所至,也就有了这首《别来有怀涤非先生》。

  1942年5月31日,在收到萧先生的奉和后,游先生复致函萧先生,云:“涤非吾兄先生足下:奉读惠酬及《月下戏作》诸诗,沈雄婉约,在宛陵、后山之间,信足以继武先师矣。‘硬语’一联,读之殊有愧色。今日剧变,如此穷愁,愁来我辈同之。所恃以托命者,唯文字尔。兄年来肆力于此,又时正‘天宝之年’,入蜀以后,必多名篇,能见示一二否?闻尊眷居呈贡,而城中则与啸咸兄同寓,如此亦殊不便。又,兄自结婚后,闻已有两丈夫子,现在长幼各几岁,祈兄告也。生活逼人,兄每月薪津约共若干,每月费用至少若干,便乞示及为荷。稍暇拟奉和大作。匆匆。即颂著安!弟恩再叩五月卅一日 嫂夫人均此问安。啸咸兄,乞代致候。”(《纪念文集》)信中除论诗外,游先生更多的是询问萧先生的家庭情况及收入等生活细节。信中所言,貌似琐碎,但这声声问候,正反映了游先生对萧先生这位同乡学弟的牵挂和关心。须知,萧先生到青岛时只有27岁,资历尚浅,之后成家生子,生活负担颇重,不得不为生计飘荡,又值战争岁月,柴米油盐自是头等大事。

  1942年8月,游先生离开喜洲华中大学到西南联大任教。极有可能是在离开喜洲前不久,游先生作诗与萧先生:“辛苦成离散,衔悲向海隅。君今长儿女,我欲白髭须。渐涸悲天泪,微惭许国躯。形容能仿佛,只恐太清癯。”萧先生奉和云:“昔别今何许,相逢旧一隅。劳生羞舐犊,末枝笑捻须。国自诸公事,寒归白屋躯。无能酬令德,好在病嫌癯。”(《次韵奉酬泽承先生》,《纪念文集》)

  1942年秋,游、萧二人在昆明重逢。作为西南联大的同事,交流自然较以往更便捷;作为“诗友”,相互切磋的机会也更多了。朱自清先生日记中,记录有“读涤非的诗,寓意甚好,颇有陈后山诗的风味”(1944年6月10日)、“涤非邀晚餐”(1945年2月27日)、“上午涤非来访”(1945年12月10日)、“涤非来”(1946年2月2日)(分别见《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日记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等,而记录与游先生互访、餐叙、论诗等活动的就更多了。朱、游、萧诸先生,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师承上,多有交集,从朱先生的记载中,我们也可以想见游、萧的交往。其时的诗作,今所见有萧先生《听雨有怀泽承先生,却呈索诗》,云:“细雨宜长夜,浮生幸转蓬。得缘天洗耳,犹胜日闻松。身外原天地,吟边且息踪。久希镗鞳响,莛小欲忘钟。”游先生奉和以《涤非学长寄示听雨见怀之诗,并索近作,次韵奉酬》:“室迩思吾子,门深有长蓬。相期秋后菊,得比岁寒松。天地看龙战,生涯伴鹤踪。独惭鸣瓦釜,充耳不闻钟。”(《纪念文集》)萧先生还有一首《戏讼泽承先生》:“温柔敦厚诗无二,加少为多义或非。一语讼公吾再拜,素心未必笑餐薇。”(《萧涤非杜甫研究全集附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此诗亦庄亦谐,颇能见两位先生的莫逆之情。

  1945年抗战结束,西南联大也即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次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陆续北还,游先生回归北大。而萧先生因系联大所聘,不属三校系列,又一次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萧先生有《答朱自清先生问》一诗,记录了当时的心境。诗云:“为报先生道,春来未有诗。半生不死地,多难寡欢时。绕树犹三匝,临巢又一儿。只应牛马走,前路了无思。”萧先生后自注此诗云:“此旧作也,写于1946年西南联大。其时抗战虽告胜利,祖国前途仍极渺茫,而西联大又即将解体。”又注“绕树句”云:“1946年春,北大、清华、南开即将复校,予之聘书乃联大所发,联大既解散,予亦随之自动解聘,不得不另觅枝栖。”(《纪念文集》)“幸亏靠着过去在青岛山大教过书这点私人感情,经过一番努力,才于一九四七年回到山大来。”(萧涤非:《我的回忆》,《纪念文集》)自此以后,虽历经政权更替、院校合并等诸多震荡,萧先生一直执教于山东大学,直到1991年在济南辞世。鼎盛时期的山东大学中文系,有为世人所艳称的“冯陆高萧”四大名教授,其中的“萧”,就是指萧涤非先生。

  历经八年抗战,萧先生饱经离乱,生活的苦难,使他对杜诗有了更深切的体味,治学的重点遂转向了杜甫。“回到山东大学后,便开了‘杜诗体别’这门课,编写了数十万字的讲义”(萧光乾:《誓都将心血付“村夫”——萧涤非传略》,《纪念文集》)。1955年,萧先生又出版了《杜甫研究》上下卷,奠定了在杜甫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术研究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计划性加强了,同时也更加强调“集体”的力量。1961年4月,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决定编写一批文科教材,《中国文学史》在其列。受当时的高教部委托,游先生担任统编中国文学史教材的主编。当时确定的编写原则是,集体编写,主编负责。对萧先生的学术地位,游先生当然再清楚不过,这使得萧先生成为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部分主编的不二之选。

  自1961年夏至1963年秋,两年多的时间里,教材编写组成员全部脱产,集中住在北京大学专家招待所。招待所坐落于校园北部镜春园,远离尘嚣,是一处僻静所在,适宜读书写作。这是游、萧两位先生第三度聚首,也应该说是他们相处时间最长、最密切的一段时光。

  在《中国文学史》编写过程中,有两段与萧先生有关的“争论”,游先生的处理颇见风范,亦不乏学术史意义。萧先生在《妇病行》的解读和《东门行》“行吾去为迟”的断句标点上,与几种通行的说法相左。尤其是《东门行》的断句,主编之一的王起先生持不同看法,两人争执不下。最终,游先生支持并采纳了萧先生的意见。在游先生看来,萧先生是汉乐府研究的专家,他的老师是黄节先生,他的意见是有根据的,作为学生不能轻易去改变自己的师说。对此一争论的处理,一方面显示游先生对萧先生师承和学术上的尊重,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游先生在主编教材时坚持的一个原则:即如果不是学术的是非问题,则倾向执笔人的意见,“因为他认为执笔人是该问题的研究专家,他的意见当有更多的可取之处”(费振刚:《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为纪念萧涤非先生百年诞辰作》,《山东大学学报》,总第1664期,2006年11月)。

  在教材编写期间,游、萧两位先生朝夕相处,同吃同住,工作之余,一定会有很多的话题,想必也会追忆过去的时光,念及共同的友人。萧先生回忆说,他曾和游先生商量,想一同去看望老舍,但未能如愿(《我和老舍》,《纪念文集》)。

  游先生去世于1978年。对于老友,萧先生一直念念不忘,其哲嗣回忆说:萧先生“自己晚年时常怀旧。他铭记先师黄节先生的恩德,每念及老友老舍、游国恩、黄玉佳等先生,一一作古,便不禁黯然神伤”(萧光照萧光来萧光乾:《端知前路饶荆棘应念饥驱有独贤——追念父亲萧涤非》,《纪念文集》)。

  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众多的中文系学子而言,“游本”《中国文学史》是塑造其基本专业身份的“教科书”,“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段’里,莘莘学子都是读着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五位先生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走进中国古代文学殿堂的”(宋红:《老树着花无丑枝——修订本〈中国文学史〉编辑手记》,《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作为这一教材的主编,游国恩、萧涤非两位先生的大名,自然已超越学术圈而为更多人所熟知。而鲜有人注意的是,游、萧两位先生不仅同乡、同门,而且友情笃厚,保持终生。读其书,当知其人,两位先生的君子之谊,同样值得思索和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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