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道教研究的拓荒者——王明道家道教思想研究

  

  王明(1911—1992),字则诚,别号久思,是海内外知名的道家道教研究学者,也是我国近现代以来道家道教研究的拓荒者。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兼任所学术秘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主任、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等职,是第一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概言之,王明对道家道教的研究工作,有以下几点杰出贡献:第一,他以其深厚的文献功底整理并研究了《太平经》《抱朴子内篇》《无能子》等几部重要的道教经典,尤其是《太平经》和《抱朴子》,分别是早期道教的重要经典和魏晋神仙道教的重要典籍;第二,他在考据整理文献的基础上,对一系列道家道教经典的思想义理进行了深入研究,更是较早研究道家道教和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学者之一,这些研究开创了现代道教学;第三,他喜欢提携后学,影响和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同行和学生,学生们又培养了一批批的学生,使他开创的道家道教学术研究在当代呈现欣欣向荣之势。    

潜精研思:王明的学术探索之路

  王明1941—1949年在中央研究院学习工作期间,学术重点是对重要道经的训诂考据。1949年,他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50年,他被选派到中国人民大学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共党史。回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后还参加了艾思奇主讲的辩证唯物主义学习班。这种改造旧观念、接受新观念、适应新环境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对王明以后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学术观点像那个时代的学者一样带有显著的时代特征,读者不难从他这段时期的文章中发现这点。1979年后,拨乱反正,学术研究逐渐走上正轨,他的思路也更加开阔,其研究从哲学史扩展到了文化史,思想提升到了更高的境界。

  王明有生之年经历颇多坎坷曲折,但并没有影响他对学术的追求。在北大和西南联大上学时,他就广涉文史哲诸领域。这些学府的丰厚学术滋养,加上自身的勤学苦读和好问好思,为他以后的学术发展和独立开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广袤的文化田园里驰骋一番后,他把自己的研究聚焦到了道家道教研究上,这成了伴随他一生大部分时间的学术旨趣。早在1939年,他就在汤用彤先生的指导下研读《道藏》。从1941年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直到1949年,这期间他发表了几篇很有分量的道教研究论文。1949年,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后,他的研究还涉及了中国造纸术。1957年,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后,他得以继续从事其心仪的道家道教研究,出版了重要的道教研究著作。除此之外,他还参与了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主持的《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工作,涉猎了先秦之部、两汉之部、魏晋隋唐之部、宋元明之部、清代之部和近代之部的哲学史资料。

筚路蓝缕:披荆斩棘整理道经

  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那段时间,王明读了大量的道书,其研究“走的是历史学和文献学的路子”。随后,他陆续在《史语所集刊》和其他报刊上发表《〈周易参同契〉考证》《〈老子河上公章句〉考》《论〈太平经钞〉甲部之伪》《〈黄庭经〉考》《元气说》《论种民》《儒释道三教论报应》《论老子与道教》《曹操论》等文章。俄罗斯汉学家谢尔盖·菲洛诺夫对这些研究的评价是“才华横溢的文本分析”。下面将介绍其中最重要的四篇,它们奠定了王明在道教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地位。

  《道藏》卷帙浩繁,计5485卷,512函,是收藏道教经典及相关书籍的大型丛书。从初唐开始编撰,至今已历时1300多年。其中收集了大量的道教经典、论集、科仪、戒律、符图、法术、宫观山志、神仙谱录、道人传记等,还有一些失传的诸子百家著作,是一部珍贵的宝典。但直到1911年刘师培在《国粹学报》上发表《读道藏记》以前,一直无人对这部丛书进行研究。因为《道藏》中很多经典,既无作者,又无年代,真伪混杂,篇章残缺和错乱,简直无从下手。四顾无依之时,王明只有凭着自己深厚的历史文献学功底、娴熟的训诂考据功夫、敏锐的学术眼光,开始整理道经。

  清人董德宁曾提及:“道书之古者,《道德》《参同》《黄庭》也。”王明也认为,“《道德经》为玄教经典之鼻祖,下分《参同》论外丹,《黄庭》说内丹,并为古典,甚可宝也”。于是他从这三部最重要的道教经典入手,逐一进行考证。《老子河上公章句》是《道德经》的一个重要注本,其成书年代(大致有先秦、秦汉和魏晋晚出三种说法)、作者(有河上公或后人伪托两类说法)历史上争议很大。在仔细考辨史籍记载和原书的基础上,王明完成了《〈老子河上公注〉考》。在厘清《老子河上公注》的成书时代(东汉)、作者(汉人伪托河上公)的基础上,他发现西汉至三国老学经历了三变,一为西汉初年以黄老为政术,主经国治世;二为东汉中叶至东汉末年以黄老为长生之术,主治身养性;三为三国之时,习老者既不治国经世,也不治身养性,大率为虚无自然之玄论。《老子河上公章句》就标志着哲学性道家向宗教性道教的转变,是道教形成时期的重要文献。

  《周易参同契》号称“丹经之祖”,其说杂以天文历数。朱熹评说它读之“艰深”,其辞多取比喻,“使人难晓”。其成书情况,前人亦有所疑虑,张心澂的《伪书通考》中甚至将《参同契》列为伪书。王明是近现代以来最早研究《周易参同契》的学者之一。据屈燕飞所述,近代以来研究《周易参同契》者可分为“科学派”与“思想派”两类。王明为“思想派”之开风气者,其文立论谨严,考证精审,影响甚大,直至今日,依然被各研究者所重视。他首先在严密考证的基础上为《周易参同契》作了题解。在此基础上,他考察汉代学术之流变,指出魏伯阳以《周易》会通其他经典,秉承《京氏易》《易纬》和黄老自然之道,旨在修大丹、服大丹而已。与汉人学《易》以推究灾异与占候吉凶不同,《参同契》开启了以《易》作丹的先河,对后世内外丹派的影响极大。

  另外一部经典《黄庭经》分内外《玉景经》。从晋至宋,诵读、注释、研习《黄庭经》的非常多,几乎形成黄庭之学。然此书源流、作者均无准确记载,有传帝喾时降世者,有传太上大道玉晨君作《黄庭内篇》者,皆不足信,均为宗教神异之说。王明从《魏夫人传》考其来源,认为“黄庭思想,魏晋之际,已渐流行,修道之士,或有秘藏七言韵语之黄庭草篇,夫人得之,详加研审,撰为定本,并予著述;或有道士口授,夫人记录,详加诠次”,指出了《黄庭经》与老子无涉,而与魏夫人有关。在该经的成书时间上,他指出魏晋之际,已有秘藏《黄庭经》草本,武帝太康九年,魏夫人得《黄庭内景经》,而《黄庭外景经》则传世于成帝咸和九年左右。《黄庭经》为内丹派养生之书,将早期道书中的脏腑之论扩充为五脏六腑五官诸神,甚或全身八景神及二十四真,对中医脏腑理论进行了神学化处理,成为道教内修的重要经典。他的这些研究成果发前人所未发,为现当代的道教研究立下了开山之功。

  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期间,王明还考证了另外一本重要的早期道经——《太平经》。《太平经》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部,每部十七卷,全书共一百七十卷,内容庞杂,自成体系,后世道教各派教义均受此书影响,被学界誉为“道教第一经”。然《太平经》传至近代,已散佚大半,仅在《正统道藏》中残余了五十七卷以及抄自唐代的节本《太平经钞》。王明通过校对《太平经》残本和《太平经钞》及其他27种引书,加以“校”“补”“附”“存”,使残缺不全的《太平经》恢复了一百七十卷的原貌,并以《太平经合校》为名于1960年在中华书局出版,后又在再版时加入了敦煌出土文献的有关内容。王明晚年自己总结其治学的经验教训时,认为编订《太平经合校》的方法“比较客观而周到,有的同志深恐搞乱原文的顾虑完全可以打消了。这一点似乎是可取的经验”。对《太平经》这部道教大书的断代是道教史研究中最为关键的成果,为道教史和道教思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据。这是一部具有拓荒性质的力作,是开创现代道教学的标志性成果,自问世以来始终得到学人们的充分肯定,初版即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受到广泛的重视和好评。日本学者吉冈义丰说:“此书在付印现存《道藏》本《太平经》全文的同时,收集了各种文献中引用的残存的佚文,将全文进行精心的校订和断句,《太平经》号称难读,王明氏校本的句读虽然还有问题,但作为指标是很有益处的。王本一出,为《太平经》的研究者提供了便利的文本,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划时期的工作。”荷兰汉学家马恩斯对王明的工作高度赞扬,他认为:“王明除了给《太平经》加上西式标点符号外,还纠正了15世纪编写《道藏》时的错误,并从各种古籍和百科全书中搜罗资料完善《太平经》,还补齐了一些宗教图片。”法国学者郭艾斯认为:“《太平经合校》虽然存在一些缺点(例如标点错误),但王明最大程度利用各种典籍完善了文本。这也成为之后所有《太平经》本子的典范,被广泛使用。”国内外学者自此以后涉及《太平经》的研究,必以王明的合校本为基础。

  以《太平经》的合校本为基础,王明完成了多篇关于《太平经》的论文。往常学界尤其是国外多怀疑《太平经》是伪作,有些学者甚至不敢引用这部著作。王明认为,汤用彤先生已经基本解决了《太平经》的成书时代问题,但仍有一个问题悬而未决——《太平经》甲部的真伪。因《正统道藏》中的《太平经》首先被人们接触到的就是《太平经钞·甲部》,而这一部分是存在问题的。因此,他完成了《论〈太平经钞〉甲部之伪》,通过对文献本身的比对、文体的分析以及文本内容的考证,认为《太平经钞·甲部》非原本《太平经》之卷一至卷十七的内容,而是抄自魏晋《灵书紫文》的伪作。在此作的基础上,他又完成了《论〈太平经〉的时代和作者》,通过研究《太平经》中用词特点、社会风尚和思想内容,判定现存《太平经》除甲部外,当为汉代典籍。王明对《太平经》的研究,自其20世纪40年代整理《太平经》为始,至1987年发表《〈太平经〉和〈抱朴子〉在文化史上的价值》,可谓贯穿其学术生涯。除了对《太平经》的整理和文献断代研究,他还对《太平经》的思想、经中包含的道教义理进行了研究。王明通过《从〈墨子〉到〈太平经〉的演变》一文,从阶级基础和思想内涵等方面探讨了墨家学说对《太平经》思想的影响以及《太平经》对此的继承和流变;又通过《论〈太平经〉的思想》一文考察了《太平经》的思想旨趣。在这篇文章中,他高瞻远瞩地提出:当一个文献中出现前后思想的矛盾时,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地进行研究,而不应随意大而化之地贴标签。汉代是道教形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宗教的关键时期,这些经典的考证勾勒出了道教发展演变的大致面貌和各自的特色,成为道教研究的奠基性作品,使他赢得了“道教文化研究领域的开拓者”这一美誉。

  在《太平经合校》出版20年后,王明的另一部力作《抱朴子内篇校释》也问世了。他认为《太平经》和《抱朴子》代表两种不同性质的道教,他将三张(张陵、张衡、张鲁)创立的道教团体划为“早期道教”,魏晋时期求长生和精神修养的道团为“神仙道教”。这种划分为以后的道教研究厘清了方向。《抱朴子内篇》是神仙道教的代表作。这本书包含系统的道教理论和众多的方术,对后世道教的发展影响非常深远。虽然《抱朴子内篇》传本甚多,注本却少(据《华阳隐居本起录》记载,陶弘景有《抱朴子注》二十卷,《云笈七签》亦有载,惜已散佚),校释起来非常困难。他以孙星衍平津馆校勘本为底本,参校其他十数家版本,加以校勘、标点和注释,成为该书的最佳注本和首个集校本,是研究道教史、思想史和科技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太平经合校》和《抱朴子内篇校释》出版后不断再版,被海内外学术界公认为垂范后世的经典之作。

  除此之外,王明还于1981年整理出版了《无能子校注》。这是他以《正统道藏》中的《无能子》为底本,结合景明刻子汇本等四种本子整理出的注本,被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教授戴卡琳誉为三本《无能子》的代表性著作之一。无能子是一名唐代的隐士,晚唐重要思想家。“无能子贫,其昆弟之子且寒而饥,嗟吟者相从焉。”《新唐书·艺文志》说:“《无能子》三卷,不著人名氏,光启中,隐民间。”除此以外,典籍中对此记载极少,例如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也只是照抄《新唐书·艺文志》的说法。王明以《无能子校注》为基础,对无能子及其思想进行了考证和研究,完成了《无能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现存无能子本身的资料仅限于《无能子·答通问》和《无能子序》两种文本内。他通过少量材料复原了无能子的大体情况和阶级属性,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无能子的自然无为思想和元气自然论思想。他认为,无能子的自然无为思想上继老庄而有所变化。无能子之无为思想,是顺应环境的自然变化和随着时势推移而行事,并不绝对排斥有为。他高度评价了无能子的朴素唯物主义,也指出了其中缺乏辩证法的漏洞。《无能子》的相关研究前人很少做,王明的研究可谓是开创之功,发人所未发。后来者的相关研究,也基本没有超出王明的范畴。

继往开来:高瞻远瞩思文化

  国内学术界关注文化史始于20世纪初,例如吕思勉、丁山等学者的相关研究。但王明是国内较早把道家道教研究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结合起来的学者。在1979-1992年期间,王明从道教文化研究扩展到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上,将道教史与整个文化思想史联系起来,视野更加开阔,很多问题看得更清楚,道家道教研究的意义也显得更加深远。

  晚年从哲学史到文化史的扩展是王明多年研究和思索的心得所致,是他学术思想的一次新的升华。在他高瞻远瞩的视域中呈现出超越道家道教文化的宏大文化景观。向宏观的文化史的扩展,使得王明的道教研究多有创获,道家道教中一些长期被遮蔽的价值也彰显了出来。在此举出几篇文章加以说明。在《周初齐鲁两条文化路线的发展和影响》以及《再论齐文化的发展》中,他把儒、道两个学派的起源追溯到了西周初年的姜太公和周公旦,并且理出了齐文化和鲁文化两条线索。这两条线索对后来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周初分封到鲁国的周公用“亲亲上恩”治鲁,被后来儒家所宗。这种文化具有虚心求知和审美教育的优点,但其流弊是“只知有家,不知有国,家庭成员犯了法,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层层包庇,姑息养奸,遗毒蔓延,至今仍未弊绝风清”。另一个严重的弊病是缺乏国民生计的功利观念。而分封到齐地的姜太公则用“尊贤上功”治齐,尊贤才、尚功利、重效率,不重宗法情感和血缘亲疏关系,因而成就了春秋时期齐桓公和管仲的霸业,形成了以齐都临淄为中心的稷下学术中心,促进了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和学术繁荣。齐文化主要是道家文化,也包括兵家、法家、墨家的一些理论。而这几家都和道家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开创齐国的太公望吕尚著有《太公兵法》,属道家类,显示出道家理论与兵家的相通。法家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作过《解老》《喻老》。黄老帛书《黄帝四经·经法·道法》有“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之说,把“道”视作“法”产生的本体论根据。《太公六韬》也强调“不以私害公”,体现了道家和法家的基本精神。秦汉以后,墨学中绝,黄老道家继承其社会政治思想,将墨学融入早期道教。可见,齐文化的道家既具有形而上的思辨色彩,也具有相当的包容性和实用性。汉代独尊儒术以后,鲁文化成为历代的显学。学术界重视对鲁文化的阐发,而对齐文化的注意则很少,甚至受到压抑和歧视,齐文化只能“潜伏逆流于整个思想文化的深渊”“在遇到适当时机和气候时,就以道家的面目出现,直接向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发动挑战与抗争”,如东汉王充倡导“元气自然”批判汉儒的天人感应论;东汉末年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组织教民建立新政权;晋代鲍敬言倡导“无君论”;唐代的无能子发挥道家自然观,审视君臣名分、贵贱等级、贫富差别和尊卑礼节;宋代的王安石、近代的魏源和严复等都希望从道家寻求思想资源。在王明同时或稍后,齐文化和黄老道、道家、神仙道教、方士等相关问题研究层出不穷,至今未息。王明可以说是这一热潮的首倡者之一。在《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一文中,他总结出“贯穿道教理论和方术的总的思想是变的观念”“道教的宇宙观是变的哲学”。崇尚变化的道教虽有怪诞的幻想,但丰富了人们的想象力,激发了人们从事创新活动的兴趣。

  总之,在我们今天看来,王明所开创的道家道教研究领域具有深远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中历史最为悠久、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儒家和道家,它们之间形成了对立、互补的关系。后来佛教传入,道家道教又与儒家和佛教一起形成三足鼎立的态势。在近现代,道家道教融入世界文明,成为全人类共享的多元文化之一元。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道家道教高度的形上智慧、法天贵真、超然自适、与物为春的审美情趣会让沉浸于日常忙碌中的人们产生新的精神憧憬,其“贵柔”“上德”的理念可以成为社会治理的圭臬,道家道教对自然的亲近和兴趣会继续激发着人们去探索自然、宇宙的奥秘。今天我们有必要加大对道家道教思想在现代语境下的深入研究、阐发;通过弘“道”之路,释放人们的创造性和活力,化解生态危机、转变生存方式、实现世界和平,引导人们活得更为本真、幽默、风趣、睿智、平淡、柔和,助力人们更加自信地追求美好生活。

    (作者:陈霞 严一钦,分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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