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焉怀故土,遂尔弃殊伦”——纪念土尔扈特东归壮举250周年

  250年前,土尔扈特人在渥巴锡领导下破釜沉舟、义无反顾举族东归,离开生活了近一个半世纪的伏尔加河流域,历尽艰辛,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回到了被他们称为“太阳升起的地方”。这场横跨欧亚大陆、震撼中外的历史活剧,是历史研究中一个永恒的命题,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今年适逢土尔扈特东归250周年,对这一震撼心灵的历史场景进行再回顾,对其东归缘由以及蕴含的宝贵精神财富进行再思考,能够给我们带来历史的启迪。

三个历史场景铭记东归历程

  土尔扈特人举族东归的壮举,有三个历史场景值得永远铭记。

  场景一:公元1771年1月17日(乾隆三十五年农历十二月初二)

  这一天,是土尔扈特人历史上值得纪念的光荣之日:在伏尔加河流域卡尔梅克草原上,土尔扈特人在渥巴锡统一指挥下举行了反抗沙俄压迫的武装起义,开始踏上举世闻名的重返祖邦故土的东归征程。

  伏尔加河下游,1月初正是隆冬季节,寒风凛冽,阵阵劲吹,当旭日的光辉洒向大雪覆盖的卡尔梅克草原时,皑皑的白雪折射出耀眼夺目的光芒。渥巴锡率先点燃了自己的牙帐,霎时间,无数村落也燃起了熊熊烈火,辽阔草原升起了滚滚浓烟。成千上万的土尔扈特妇孺老人乘上早已装备就绪的马车、骆驼和雪橇,在跃马横刀的骑士护卫下,一队接着一队陆续出发,彻底离开了他们游牧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异乡。他们异口同声高呼:“我们的子孙永远不当奴隶,让我们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去!”起义队伍破釜沉舟的悲壮义举,表达了土尔扈特人一去不返、回归祖国的决心。

  渥巴锡所率起义东归的全部队伍共有33360余户、16.8万余人。其中在千户以上的,有策伯克多尔济所属4000余户、2.1万余人,巴木巴尔所属2000余户、5000余人。此外,舍楞所属之500余户、2000余人,也加入了起义东归的洪流。

  土尔扈特人东归的疾风骤雨,使俄国在伏尔加河地区的统治秩序陷入瘫痪与瓦解。消息传到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娜女皇为“她的大臣们竟漫不经心到让整个部落在她信任的奴仆们鼻尖底下举行暴动,逃出了神圣的俄罗斯国境,从而使罗曼诺夫家族和头戴彼得大帝王冠的守护神鹰蒙受了永不磨灭的耻辱”而大发雷霆。

  场景二:公元1771年7月8日(乾隆三十六年农历五月二十六)

  在策伯克多尔济率领下,东归故土的土尔扈特人前锋部队在西陲边地伊犁河流域的察林河畔与前来相迎的清军巡边部队相遇。六月初五,清军总管伊昌阿、硕通在伊犁河畔会见了刚刚到达的渥巴锡、舍楞以及土尔扈特东归主力部队和家属。

  让我们把历史的镜头推向250年前的察林河畔。土尔扈特人经过长途跋涉,几乎丧失了所有牲畜,当他们回到祖邦故土怀抱时,很多人衣不蔽体,靴鞋俱无,时虽夏季,但西陲晨夕的凉风依然袭人,面容枯槁、疲惫不堪的土尔扈特人处于饥寒交迫之中。

  一则清代档案为我们再现了刚从异域他乡归来的土尔扈特首领与清朝官员初次会面的情景,生动而感人。伊昌阿和硕通在报告中描述:“渥巴锡派人来报,言已得暇,故我二人率领随从三十余人,前往渥巴锡住地观看。北面一个蒙古包,前面支起凉棚,渥巴锡坐在正中,巴木巴尔坐在一旁。我等到近前下马之后,渥巴锡、巴木巴尔同时离座而立。我等走进凉棚,伊等即跪下请大圣皇帝万安,继而便问将军大臣之安。”伊昌阿提出,希望渥巴锡早日到伊犁与参赞大臣舒赫德会见。渥巴锡在当天即派舍楞告知伊昌阿等,表示他与巴木巴尔、舍楞等可以随时动身前往伊犁会见舒赫德,并于次日即奔赴伊犁。

  在伊犁期间,舒赫德向渥巴锡反复申述了乾隆帝的旨意:“闻厄鲁特等,受朕垂恩,带领妻子远来投顺,甚属可悯,理宜急加抚绥,遣大头人来京入觐,但念尔等均未出痘,京城暑热,甚不相宜,避暑山庄凉爽,如九月中旬可到彼处,即带领前来,否则俟明年临幸时,再来入觐。朕务于车凌、车凌乌巴什一例施恩。”(《满文月折档》,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折)舒赫德还将专门从北京“六百加急驰递”的《乾隆谕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敕书》交给渥巴锡等人。值得一提的是,渥巴锡和他的后人一直将这件敕书珍藏于王府,至今仍完好保存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属国家一级文物。

  场景三:公元1771年10月15日(乾隆三十六年农历九月初八)

  当天傍晚,渥巴锡抵达承德后即赶往木兰围场伊绵峪觐见乾隆帝,进献礼品,乾隆帝以蒙古语垂询渥巴锡,在蒙古包里共进茶食。次日,即10月16日,乾隆帝在伊绵峪围猎营地设盛宴,参加筵宴的大臣权贵、内外蒙古王公和卫拉特诸部首领有86人。渥巴锡等东归首领在苍山滴翠、枫林似火的伊绵峪参加了规模盛大的一年一度的围猎,正好与先期来归的杜尔伯特部车凌乌巴什相见,舍楞与车凌乌巴什是老相识,二人握手欢语,“誓世为天朝臣仆”。十天之后,乾隆帝又在承德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接见渥巴锡一行,之后又在四知书屋和卷阿胜境召见渥巴锡并与之长谈,渥巴锡向乾隆帝面述悲壮的东归征程和祖辈的光荣历史。

  三个历史场景,是这场横跨欧亚大陆、震撼中外的历史活剧的三个重要时间节点,它给人们留下了无穷的思索。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指出的:“土尔扈特人的悲壮之举不是消失在历史上的传奇交界地区的一个孤立事件,而是人类永恒地追求自由与和平的一个真实范例,是值得我们传颂的一篇伟大的叙事史诗。”(【美】芮佛,凌颂纯、黄嘉琳译《东归: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

探寻东归的缘由与动因

  任何一次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它的动因,“政治事变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链子,你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决不能挑选那个你自己想抓的环节”(《列宁全集》第33卷)。在追寻土尔扈特人东归原因时,也必须从土尔扈特历史发展的整个链条中抓住它的主要环节,才能看到问题的实质。

  1771年渥巴锡领导下的土尔扈特人举族东归,其原因大体可从如下三个方面寻找答案:

    直接起因。俄国沙皇政府的高压政策与不自由、毋宁死的蒙古族民族精神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土尔扈特人举族东归的直接起因。

  17世纪30年代土尔扈特蒙古迁牧伏尔加河流域下游后,在那里生息繁衍一个多世纪,始终保持着自己民族固有的政治体制、经济形态、语言、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这些势必与俄国沙皇政府力图控制和奴役土尔扈特的图谋发生越来越尖锐的冲突。特别是18世纪40年代后,俄国沙皇政府蛮横要求土尔扈特汗王敦罗布喇什交出自己的次子萨赖作为人质,并要求以后都要遵守这个制度。1744年,萨赖在阿拉特拉罕死于幽禁之中。20年后,当俄国沙皇当局要求土尔扈特新汗王萨赖之弟渥巴锡交出“一个儿子做人质,同时还决定把他们最高门第的三百个青年带走”时,新仇旧恨使渥巴锡再也无法忍受。而哥萨克移民的大量涌入和东正教无孔不入的渗透,更使广大土尔扈特民众发出“土尔扈特人的末日到了”的哀叹。渥巴锡在率部东归征程中写给哈萨克小帐首领努尔阿里汗的信中说得十分清楚:“自古以来,土尔扈特人没有如今天这样负担过如此沉重的捐税,所有人民陷入动荡不安,这就是为什么不愿再受俄国统治的原因,而希望到与自己遵守共同法规的人那里和回到自己的故乡。”(《留居俄国境内时期的卡尔梅克民族史纲》)。可见土尔扈特东归的直接动因是不堪沙俄残酷压迫。

  有力动因。与沙皇俄国高压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土尔扈特人深切感受到自己祖辈故土统治者清朝政府的关怀与礼遇,深深的思乡情结升华为浓烈的家国情怀,形成东归的有力动因。

  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清朝在对远处异域的土尔扈特人关系的处理上,正体现了其民族统治政策中的“恩”和“抚”的方面。自17世纪70年代以来,清政府对每次来朝的土尔扈特使者,无不热情接待,恩赏有加。特别是图理琛使团代表清政府远赴伏尔加河流域阿玉奇汗牙帐马奴托海探望,带给土尔扈特人民以家乡故土关怀的深情,大大激发了远方游子的家国情怀。面对俄国政府不断加强的政治、经济控制和民族歧视,富有反抗精神的土尔扈特人不愿任其宰割,又难以抵制俄国政治控制而维持其原有的独立地位,可行的选择是拿起武器发动武装起义,然后义无反顾东归故土。可以说,清政府的民族政策成了土尔扈特人东归的一个有力动因。当然,这也并非当时清朝统治者主观上所能料到的,乾隆帝对土尔扈特部“弃俄罗斯,举属内附”,就感到“始念所不及”,他只好用封建观念加以解释说:“兹土尔扈特之归顺,实则天与人归,有不期然而是期然者。”殊不知,正是当时推行的这些政策,激发了远方游子的家国情怀,成为土尔扈特人东归有力的动因、强力的推手。

  深层原因。促使土尔扈特人完成东归故土壮举最深层的原因是对祖邦故土的文化认同。

  回顾土尔扈特蒙古与祖邦故土交往的历史,让人感慨深思之细节甚多,其中印象最强烈者当是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由康熙帝派遣的图理琛使团到土尔扈特探望时,阿玉奇汗向使团询问故乡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情况,表示出对故乡的极大关心。他向来自故乡的亲人倾诉,“满洲蒙古大率相类,想初必系同源”,蒙古“衣服帽式略与中国相同,其俄罗斯乃衣服、语言不同之国,难以相比”(《异域录》卷下)。这一席发自肺腑的言辞,表露出土尔扈特人与祖邦故土难以割舍的真挚情感。由此,引发我们进一步思考一个重大命题,即文化认同是政治认同、国家认同的基础。

  文化具有超时空的稳定性和极强的凝聚力,文化认同始终是维系社会秩序的“黏合剂”,是培育社会成员国家统一意识的深层基础。国家统一固然取决于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但文化认同却是物质力量无法替代的“软实力”,是一种更为基础性、稳定性、深层次的战略要素。

  文化认同在促进、推动国家认同上具有特殊的功能,简言之有三:其一,文化认同标识民族特性,塑造认同心理;其二,文化认同规范社会行为,培育统一意识;其三,文化认同凝聚民族精神,强化统一意识。文化认同上述功能,在由多民族构成的国家中显得尤为重要。中国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大国,文化认同始终是政治家维护国家统一的战略主题。《周易》早就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认知,南朝萧统提出过“文化内辑,武功外悠”的治国方略,龚自珍更发出“灭人之国者,必先去其史”的警告,都体现了中国政治家主张“文化立国”的历史传统。正是这种以文化认同作为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基础的价值取向,为中国数千年来的政治统一奠定了坚实的信念和基础。纵观历史,当统一成为共识,而又阻力重重之时,文化认同的力量——软实力更能显示出硬实力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总之,从土尔扈特人东归祖邦壮举的历史案例中,可深深体悟到文化认同的深邃内涵,及其在促进和推动国家认同上具有的特殊功能。这是我们追寻东归原因时的体悟,也是今天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可贵历史遗产。

  (作者:马大正,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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