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大人物的“小烦恼”——读《华裘之蚤:晚清高官的日常烦恼》

《华裘之蚤:晚清高官的日常烦恼》,张剑著,中华书局2020年7月第一版,36.00元

  日记文体渊源有自,肇兴于汉,繁盛于宋,逮清蔚为大观,尤为晚清高官所衷爱,“事无巨细,笔之于书”。张剑先生耕耘晚清日记多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日记文献叙录、整理与研究”,于晚清日记整理与研究累有成果。其新著《华裘之蚤:晚清高官的日常烦恼》聚焦特定文体——私人日记,萃取特殊群体——晚清高官,揭示别样生活——日常烦恼,是一本视角独特、很值一读的著作。

  日记,以其私人化而能言诗文所不能言,以其个性化而能书史笔所罕书之事。日记,利于呈现个体生命在特定时空下的真实感受,这是其他文献难以取代的。如《何汝霖日记》,集中记述了何汝霖从道光二十七年(1847)五月到道光二十九年(1849)八月乡居守制岁月的所见所历、所思所感。官高爵显的何汝霖饱受着家仆、塾师以及亲朋故旧的折磨与滋扰,日常烦恼不断:有“多言而燥,哓哓不休,令人生厌”“驱之不能,惟有忍气受之”的女仆徐妪;有“丧心病狂”“真令人气闷欲死”的塾师夏家铣;有“无情无理,刺刺不休,令人生气”的侄女婿王某,等等。据作者统计,在何汝霖日记中,“‘可笑’一词出现了65次,‘可气’一词出现了16次”,其中的大部分,是送给这些亲戚朋友的”(《华裘之蚤》第31页)。诚如作者所说,“何汝霖无所顾忌的书写,让我们看到官员乡居生活的另外一面”(《华裘之蚤》第59页),看到了一个被日常烦恼打败了的晚清高官。

  不止何汝霖如此,军机大臣廖寿恒散值归家后亲睹兄长饱受病痛折磨,虽有“显赫之位、名医之方、珍药之奉”,面对疾病无差别的强大杀伤力,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兄长一日日走向死亡,而无奈呼号“伤哉,痛心曷极”(《廖寿昌日记》)。军机大臣鹿传霖更是饱受痔疮、便秘的折磨而直到生命的尽头,作者感慨道:“‘吃力’‘大吃力’‘乏极’‘乏甚’‘惫甚’‘气坠痔发’‘卧’等字眼频见笔端,亦可想见其辛苦之状。”(《华裘之蚤》第119页)

  如何了解一个古人?一者是参之以史,然史笔往往“微言大义”,失之于简;再者是参之以诗文,又不免受冯梦龙所云“但有假诗文”之困扰。而日记以其特殊的真实性、精细化的文体特点,既弥补了史书的缺漏和隐晦,也不必有遭遇“假诗文”的顾虑。

  《华裘之蚤》中的季芝昌,于咸丰二年在闽浙总督任上忽然引疾辞官,时人多有不解。遂有曾国藩《闽浙总督季公墓志铭》中的反问:“重任如此,何遽谦让勇退?”以及《清史稿》中的“寻以疾乞休”,并赞其“奉身而退”“见几知止”。因此季芝昌的辞官原因一直被标签式地阐释为“急流勇退”之举。而张剑先生爬梳藏于南京图书馆的六册《季芝昌日记》手稿时,却发现了其“辞官”的真实内情,并非“见几知止”,实因疾病缠身。如其辞官前一年,即咸丰元年接任闽浙总督不久的日记中反复陈述道:“是日秋暑不可耐,体中甚累,灯下了公事数件,就睡稍迟,竟夜不寐,肝疾复发,惫苦异常。”“闰八月九日:夜子正,大病。”“初十日:病势甚剧。”等等。从日记中可看到季芝昌是旧疾复发,并非一时害病,且此次病情复发又来势迅猛,以至奏请调理。然病情并未缓解,如其咸丰二年四月的日记:“十一日:连日体中不快。”“十三日:先邀许巡捕诊脉。”“十五日:以病不能行香。”“十七日:自草附陈病体情形一片。”“二十八日:半夜未寐,虽食药无裨也。”“二十九日:闷怀益甚,心疾较前月尤剧。”缠绵病榻,病情加剧,季芝昌遂于咸丰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奏请开缺。

  正是借助“日记”的高清镜头跟踪摄录,《华裘之蚤》将晚清高官们拉回到寻常人的日常生活,将他们的喜怒哀乐呈现于世人面前。诚如作者所说:“时人撰写的日记,则虽视角受限、日常琐碎,但却感性生动、切身关心,恰好能在细节上弥合宏大叙事带来的缝隙,使骨骼嶙峋的历史某种程度上变得情意流转、血肉丰满。”(《华裘之蚤》第195页)

  人是个体的,更是社会的,所以个体的一言一行,无不濡染着社会风俗、关联着社会文化、烙印着社会政治。读一部日记,可窥见世间万象。如《何汝霖日记》不仅记录了江宁的天气、水况、自然灾害,刻录了亲朋故旧人情往来的风土人情,还摄录下了地方官场礼尚往来之烦扰、官吏庸碌无能之实况。何汝霖乡居期间的道光二十八年、二十九年,江宁连遭水患,赈灾救民过程中,何汝霖亲眼目睹、亲身经历、切身感受到了基层官员的愚昧与麻木、自私与腐败。江宁北捕厅孙炳炜通判,根本不懂水务,劳民伤财耗资四千余两修筑石闸,然此闸“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使得何汝霖在日记中直呼“孙通判真可恶也,实为在省之蠹”;江宁知府徐青照,为官愚笨,大灾面前,专欲侵挪赈灾款项,何汝霖为此痛心疾首,于日记中一一载录明白:“祥垣、子楚来商稚兰私动捐馀钱万二千。‘□’字上改‘借’为‘提’直欲侵丰备仓公项,必扣留在省,以便算账。闻系挪偿方令亏款也。可恶已极。”何汝霖不禁慨然叹曰:“猝遇奇灾,地方官漠不关心,但图侵挪公项,吏治之坏如此,可恨矣。”其后江宁知府的继任者沈濂,更在赈灾抚恤事宜上“全无人味,毫不关心”,“多方阻挠”,终以“真阴滑人”而登上了《何汝霖日记》中的“恶官”黑名单。

  《绍英日记》则生动呈现了清末满洲权贵和民初逊清小朝廷的众生相。如作者揭示了末代皇帝溥仪为争取先看奏折权利而作的努力,“即请王爷传谕奏事处,自明日起将奏折请皇上先看”(民国十年八月二十六日)。前清权贵对主张宣统逊位的庆亲王奕劻痛恨有加,甚至在奕劻死后险些予其恶谥或无谥,“上云:‘庆亲王将大清国都卖了,对不住列祖列宗,毋庸予谥。’”。等等。

  日记,不仅反映个人生命史,而且潜藏着解读时代风云的密码,隐伏了探究古人社会生活的重要线索。对这一点,《华裘之蚤》是很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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