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年全集》: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宝贵财富

《刘大年全集》,刘大年著,张海鹏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19年6月,1980.00元

  刘大年(1915-1999)是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家,终生不渝坚持唯物史观,也是中国近代史学科的拓荒者,在近代史园地筚路蓝缕开拓耕耘,孜孜不倦,老而弥笃,著述丰厚,成就斐然。其研究理论与方法,以及诸多富有创见的学术观点,深刻地影响了大陆学界的近代史研究,为科学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奠定了基础。同时他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重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中科院1950年5月率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承接延安史学机构之脉络,刘大年1953年12月被任命为近代史所副所长,1957年范文澜提出希望减轻行政工作负担以便专心写书,刘大年遂以副所长名义,担任近代史研究所领导小组组长,此后实际长期主持所务工作。他也被视为建国后史学界的“无冕之王”“史学界的发言人”,参与组织并主导了诸多全国性的史学活动,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中居于相当关键的位置,可谓影响甚巨,牵连至广。湖北人民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的《刘大年全集》,不仅为推进刘大年这一史家个案研究奠定基础,更为我们研究“十七年”史学史提供了弥可宝贵的丰富史料。

  《刘大年全集》共16册,约680万字,刘大年已发表的著作、论文已作到竭泽而光渔,尽收其中。这对于研究刘大年的史学思想与史学成就,无疑是最基本的史料。

  全集还收录了数量颇丰的未刊文献。刘大年有极强的史料意识,他精心保存跨越半个多世纪的近千件信函手迹,留下了近50万字的日记手稿,以及大量读书札记、批注,资料卡片等。这些未刊文献涉及诸多著名学者和思想文化界的重要人物,也涉及1949年后史学界的重要学术活动,诸如建国初中国科学院初创、三个历史研究所的筹建、《历史研究》的创设、制定全国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史学革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开拓等重大学术活动与学术事件,以及一些重大历史理论问题与史学问题的讨论,均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史实记录,以及相当鲜活的重要历史信息。

  无须讳言,既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多着眼于史学著作和史学思潮,或许一定程度受史料文献局限,往往主要依靠公开出版的著述,而难以发掘著述背后更为丰富的历史信息;对于史学学术组织管理之展开,史学体制之创建,以及史学活动之进行,则甚少关注。因而其研究视野与研究深度都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现代以来的史学研究向专门化、组织化、制度化与职业化演进,离不开自上而下学科建置的引领与推动,整体布局、分工协作、资源整合、学术交流显得尤为重要,因而学术组织工作本应成为学术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尤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并非纯粹的书斋学问,而具有相当明显的革命性与实践性品格,仅就学论学,不仅显得呆板,也往往会导致缺少历史感。因而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要向纵深开拓,有必要超越对史学著述作静态剖析的研究取径,而将史家之“学”和“行”结合起来探讨,以“见之于行事”。通过挖掘动态史实,还原史家著述的语境,阐发其“文外之意”;并更多地关注学术组织与学科建设的具体举措,钩稽学人的学术活动和相互关系,考察史学研究环境变迁、人才培养机制、学科建设与规划、重大学术工程等影响与制约学术的外部因素。在此基础上,由“行”观“学”,以“行”论“学”,就可以拓展史学史的研究视野,展现马克思主义史学丰富、复杂的具体面貌。而这一研究取径的前提,即在于史料的发掘与整理。

  《刘大年全集》对于研究1949年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尤其是建国初“十七年”史学,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研究者不仅可以从中发现史料为自己的研究所用,尤为重要的是,这些日记、书信史料中,亦蕴含着颇为丰富的线索,如果善加开掘利用,还能从中生发出新的问题意识。例如日记中关于1958年11月赴全国各地参观考察的记载,包括在西北大学、陕西科学院哲学科学所、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学院、西南师范学院、武汉大学考察的记录,为研究“史学革命”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线索。有心者可以循此线索,再进一步挖掘相关资料,当可产生新的问题意识,找到新的学术生长点。

  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一种重建中国历史解释体系、长期主导中国史学界史学形态,其影响超越了史学,而及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其重要性自不待言。21世纪以来,史学思想趋于多元,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有所淡漠,尤其对建国初期的“十七年”史学较为忽视,这无疑是有失偏颇的。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出更客观中允的衡量与评价,是中国史学以更稳健的步伐迈向未来的必要前提。在这种学术语境与学术背景下,《刘大年全集》更突显出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概而言之,全集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宝贵财富,我们期待更多的研究者进入其中深入采掘,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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