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绝句清赏之二十三

示儿 陆游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宋宁宗嘉定三年(1210)春,八十五岁的诗人已快要走完他坎坷多艰的人生旅程。就在这弥留之际,诗人写下这首著名的《示儿》诗,表现了这位“一身报国有万死” 的诗人念念不忘中原,念念不忘恢复,至死不渝的爱国主义情怀。
  自古以来,一些英雄志士虽然都能坦然面对死神,但各有各的方式:“死去何足道,托体同山阿”,这是陶渊明式的放达;“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是孟子式的倔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文天祥式的忠贞。陆游这首《示儿》则在忠贞之外,又加上他特有的旷达和浪漫。其表达方式是先发感慨:“死去元知万事空”。人一逝去,万事成空,个人的理想抱负当然付之东流, 家庭儿女之事自然也抛舍一边。这句话貌似颓唐、消沉,实际上是故意宕开一笔,然后在“但”字上做文章。诗人在死神面前并未万念俱灰,仍有悬念牵挂之事,这就是“但悲不见九州同”。这一句,把诗人念念不忘中原,时刻悬于心间的爱国热情,深沉地表现了出来。诗人一生坎坷多艰:“儿时万死避胡兵”,少年时代就饱尝了战乱流离之苦;进入仕途后又因主张抗战屡屡受到主和派的排挤和打击,长期闲居,壮志难酬;特别是晚年,诗人贫病交加,“匡扶三日病在床”,“食不足以活妻子,化不足以行乡邻。忍饥读书忽白首,行歌拾穗将终身”(《寒夜歌》)。但这一切都不是诗人临终时感伤的原因,诗人的“悲”中已完全排除了个人的遭遇和恩怨,甚至亲人生活的安危也不在其中,诗人“但悲”的是祖国尚未统一,中原尚未收复。这种为国忘身的至诚,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按照写诗的一般思路,下面就应该顺着“但悲”这个脉络去写自己对仍沦陷的中原的思念。但如这样写下去,诗就显得平直,情调也过于暗淡了。它既不符合诗人的主观愿望,也不符合以浪漫主义为基本特征,人称为“小李白”的陆游诗歌风格。于是诗的三、四两句来了个大幅度的时空跳跃,由生前跳跃到死后,由悲愤转化为告慰:“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两句遗嘱的前提是中原一定会收复,胡人一定会被击溃。这是诗人的希望所在,也是诗人的信念所存。要知道,诗人一生由于力主抗战而屡遭打击,他只好把现实生活中实现不了的愿望用梦幻、想象的方式表现出来。据统计,陆游集中关于记梦的诗有九十多首,而且多是战胜了胡兵,收复的失地,如“三更抚枕忽大叫,梦中夺取松亭关”;“三军甲马不知数,但见银山动地来”;“ 凉州女儿满高楼,梳头已学京都样”(《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等。但当诗人写这首《示儿》,生命之火已成余烬,再也不可能用双手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因此只好把希望寄托于未来,寄托于儿孙。所以,这句“家祭无忘告乃翁”与第二句“但悲不见九州同” 在内容和情感上相呼应,再次强烈地表现出诗人的爱国热忱。
  这首《示儿》诗立意新颖,不落俗套,它一反绝笔诗那种凄惨感伤或故作放达的方式,写得沉雄悲壮,又充满希望。因此,每到民族危亡关头,它就能产生一种别的诗作无法代替的号召力量,激发出一种无法比拟的爱国热情。所以晚清诗人梁启超在《读陆放翁集》一诗中感慨地说:“诗界千年靡靡风, 兵魂销尽国魂空。 诗中什九从军乐, 亘古男儿一放翁”。
  遗憾的是,在诗人之后,国家倒是统一了,但统一的是元世祖忽必烈,而不是诗人期待的南宋。宋恭帝德佑二年(1276)年正月,元丞相伯颜率大军进逼南宋都城临安,南宋太后率幼帝和百官投降,南宋灭亡。作为不愿屈节仕元的南宋遗民林景熙,在国破家亡之际重读这首《示儿》,真是感慨万分,写下这首同样著名的《书陆放翁诗卷后》:“青山一发雨蒙蒙,干戈天南地复东。儿孙已见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从这首感慨万千的诗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出陆游这首诗作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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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暮热游荷池上 杨万里

细草摇头忽报侬,披襟拦得一西风。
荷花入暮犹愁热,低面深藏碧伞中。

  杨万里(1127年—1206年),字廷秀、号诚斋。江西吉州南溪(今江西省吉水县黄桥镇湴塘村)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进士。历任国子博士、太常博士,太常丞兼吏部右侍郎,提举广东常平茶盐公事,广东提点刑狱,吏部员外郎等。
杨万里为人忠贞爱国,立朝刚正不阿。
  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春,杨万里进士及第。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授赣州司户参军。二十九年(公元1159也年)十月,调任永州零陵县丞。时主战派领袖张浚谪居永州,闭门谢客。杨万里三次前往拜渴而不得见,后以书信力请,并通过其子张拭介绍,才得接见。张浚勉之以“正心诚意”之学。杨万里服膺其教终身,于是名其读书之室曰“诚斋”。因上书要斩秦桧之头以谢天下的胡铨当时谪居衡州,杨万里又请他为此写了《诚斋记》。并自称“一日而并得二师”(《跋张魏公答忠简胡公书十二纸》),张浚、胡铨两位爱国名臣成方杨万里终生效法的榜样。
  孝宗乾道六年十月,因右相虞允文推荐,杨万里除国子博士,杨万里开始作京官。次年,张栻由于反对侯幸近习执掌要职得罪虞允文而被挤出知袁州,杨万里抗章力争张拭不当去位,又致书虞允文,以正理相规劝,公而忘私,深为世人称道。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任秘书少监。十五年三月,孝宗昕纳翰林学士洪迈之议,以吕颐浩等人配飨高宗庙祀。杨万里力争主战名将张浚当配飨,指斥洪迈不俟集议、专辄独断,无异“指鹿为马”,惹恼孝宗:“万里以朕为何主?”,削去直秘阁,出知筠州(今江西高安)。
  淳熙十六年二月,光宗受禅。杨万里复直秘阁。入京后连上三札,要求光宗爱护人才,防止奸佞做到“一日勤,二日俭,三日断,四日亲君子,五曰奖直言”(《第三札子》)。十二月,除秘书监,充任接伴金国贺正旦使入金,沿途写下《初入淮河四绝句》等著名诗章。
  绍熙二年(1192),朝廷下令于江南诸郡行使铁钱,杨万里上书谏阻,不奉诏,得罪宰臣,因而改知赣州。未赴,八月谢病自免,回归吉水故乡。
  杨万里为人又清正廉洁:作京宫时,就预先准备好了由杭州回家盘缠,锁置箱中,藏在卧室。又戒家人不许置物,以免离职回乡行李累赘,就这样“日日若促装”待发者。江东转运副使任满时,将余钱万缗全弃之于官库,一文不取而归。退休南溪之上,自家老屋一区,仅避风雨。当时诗人徐矶(公元1162-1214年}称赞他“清得门如水,贫惟带有金”(《投杨诚斋》)。
  杨万里晚年誓不出仕,据传是由于不满权臣韩侂胄当国。韩筑南园,要请他作记,他坚决拒绝:“官可弃,记不可作也!”。后因韩专权日甚,遂忧愤成疾。家人知他忧国心重,凡一切时政消息皆不敢告知。开禧二年(1206)五月七日闻韩侂胄轻开边衅北伐,愤然叹呼:“奸臣妄作,一至于此”!他料定韩侂胄意存侥幸,轻举妄动,必然失败,贻害国家。当晚彻夜不能成眠。第二日早晨,他又不肯进食,兀坐书斋中,呼纸手书云:“韩侂胄奸臣专权误主,动兵残民,谋危社稷。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惟有孤愤!”又别书十四言告别妻儿,笔落而逝。享年80岁。谥“文节”,追赠光禄大夫。
  在中国文学史上,杨万里与陆游、范成大、尤袤并称“南宋四家”、“中兴四大诗人”。他的诗歌有4200余首。其中有些诗作反映农家生活,表达了他对民生的关心及对劳苦者的同情。如《悯农》、《观稼》、《农家叹》、《秋雨叹》、《悯旱》、《竹枝歌》、《插秧歌》等,但数量并不多大部分是吟咏江风山月的写景抒情之作和应酬之作。其中有不少抒情写景的小诗,由于观察细致深入,描写生动逼真,感情真挚浓厚,因而意趣盎然,颇能动人。如“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闲居初夏午睡起》);“雾外江山看不真,只凭鸡犬认前村。渡船满板霜如雪,印我青鞋第一痕”(《庚子正月五日晓过大臬渡》);“春回雨点溪声里,人醉梅花竹影中”(《除夕》)等,均写得圆转自然,清新活泼,极有思致,而且有题外之旨:“谁言咽月餐云客,中有忧时致主心”(《题刘高士看云图》),和那些专门描摹风云月露的诗人走的是不同的道路。
  杨万里广泛地向前辈学习,但又绝不为前辈所囿,而是立志要超出前辈:“传宗传派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庭坚)陈(师道)篱下休安脚,陶渊明,谢(灵运)行前更出头。”(《跋徐恭仲省干近诗》)他正是以这种不肯傍人篱下、随人脚跟的开拓创新精神,终于“落尽皮毛,自出机抒”(吕留良、吴之振、吴自牧《宋诗钞诚斋诗钞》),别转一路,自成一家。他创造了的“诚斋体”,在诗歌史上独树一帜。所谓“诚斋体”就是讲究“活法”,具有“新、奇、活、快、风趣、幽默”等特点,“流转圆美” “(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总序》),“活泼刺地””(刘祁《归潜志》卷8)如上面说到的《闲居初夏午睡起写得情致深婉,人称“胸襟透脱”(《鹤林玉露》甲偏卷4)。又如《戏笔》、《擞风伯》、《下横山滩头望金华山》、《夏夜玩月》等,也都写得机智活脱,极有思致,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注意吸取民间营养,可能是“诚斋体”的主要源头之一。杨万里十分注意学习民歌的优点,大量汲取生动清新的口语人诗,往往“假辞谚语,冲口而来”(蒋鸿翔《寒塘诗话》),因而形成通俗浅近、自然活泼的语言特色。杨万里的诗,在当时就有很大的影响:“今日诗坛谁是主,诚斋诗律正施行。”(姜特立《谢杨诚斋惠长句》)“四海诚斋独霸诗。”(项安世《又用韵酬潘杨二首》)诚斋体。
  杨万里除诗作外,另有诗论《诚斋诗话》,赋作《浯溪赋》、《海赋》,词作15首,风格清新,富于情趣,颇类其诗。又精于《易》学,存有《诚斋易传》所著《诚斋集》133卷(包括10种诗集及各体文章),有《四部丛刊》本;《杨文节公诗集》42卷,有乾隆间刻本;《诚斋易传》20卷,有曝书亭影宋本;《诚斋诗话》1卷,有《历代诗话续编》本。
  这首《暮热游荷池上》就是“诚斋体”的代表作之一,体现了其“新、奇、活、快、风趣、幽默”诗风。其好友张镃称赞杨万里的诗“诗中有口”,可以横说竖说,皆如人意。
  此诗写于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诗人在常州太守任上。写的是在夏季荷花池旁纳凉的感受。暑天纳凉,这是夏天常有之景,也是人们常有之事,这是这种人们司空见惯的常有之景、常有之事,杨万里则用他的“诚斋体”表现得一场活络,异常出于意表,异常富有情趣。
  一般说来,表现暑热基本上有两种办法:一是夸张,夸张酷热的程度和人们的感受;另一种是想象,想象酷热的肆虐和种种可以逃避的办法。这两种办法前人都已用过,而且用得很成功,如北宋诗人王令的《暑旱苦热》:

清风无力屠得热,落日着翅飞上山。
人固已惧江海竭,天岂不惜河汉干?
昆仑之高有积雪,蓬莱之远常遗寒。
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间?

  诗人用夸张、想象的手法写出暑热干旱造成的后果,以及诗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宽广胸怀。如果杨万里再沿此手法写下去,就不可能显得新鲜活脱。于是他变了一个手法——不再用夸张、想象的手法直接写暑热,而是改用拟人,用小草告诉诗人得风的消息,写人们急于纳凉的心理,以此反衬暑热的不可忍耐。其中一个“忽”字,既写出夏日凉风的急促、短暂,同时也写出细草好像也与人的情感息息相通:一旦风来了,就急忙来告诉人们。这种拟人的手法比平板的叙述自然显得活脱。第二句“披襟拦得一西风”则是正面描叙诗人暑热中寻求清凉的急切。“披襟”,是诗人乘凉之态;“拦得”是诗人得凉时的心理感受。夏季常刮南风,南风主火,吹到身上也不会觉得清凉。现在是“西风”,这是秋冬常有之风,秋冬会觉得寒冷,暑热天则会觉得清凉熨帖。所以诗人特别加以强调。但从上句我们得知,这是“细草”的感受,因此必须“披襟”才能“拦得”,才能感受得到。所以“诚斋体”不仅“新鲜、活脱、风趣、幽默”,而且在遣词用字上也是极其准确、极有分寸的。
  如果说前两句是用拟人的方法烘托酷热的话,后两句则转入正面,方法仍旧是拟人:诗人不说自己畏热,而说池内的荷花也为暮热所苦,深藏在荷叶下面,不敢露面。荷花为荷叶所遮,这是荷塘中常见的现象。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荷花在月色下也是如此。但诗人却有意把它说成是畏热躲在荷叶下面。这样,荷花不仅有了人的心理,还有了人的动作。这样就把盛夏水边纳凉这个寻常的题材处理的新鲜别致。
  这首绝句或者说“诚斋体”之所以能如此尖新奇巧,这与诗人善于观察、善于联想有极大关系。杨万里有个很大的本领就是能从寻常中发现不寻常,并在此基础上加以联想,然后从一个别人没有想到的角度把它表现出来。诗中“细草”摇头,荷花“深藏”,这是诗人细心观察的结果;而“细草”报信、荷花愁热,这就是诗人独有的想象了。况且,诗人又能顺此联想下去,产生一系列的情态和动作,把这个寻常的题材表现得如此不寻常。在《诚斋集》中这样的例子很多,如《戏笔》:“野菊荒苔各铸钱,金黄铜绿两争妍。天公支予穷诗客,只买清愁不买田”。 荒野中的野菊和青苔,在他的眼中可以变作铜钱,这本身就是在细致的观察基础上出奇的想象,诗人又能顺此联想下去,把这些钱想象成是老天爷送给贫穷的诗人的。这些野菊和青苔铸成的铜钱加上自身的和诗人的各自特征:“只买清愁不买田”。所以,清代“宋诗派”代表诗人陈衍说:“宋人工七绝又能创新意者,以陆游和杨万里为最”(《石遗室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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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万里故居黄桥镇湴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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