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思想史研究的新境界——读《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增订版)

《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增订版),王汎森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第一版,79.80元

  王汎森先生是享誉世界的中国史研究者,其研究贯通明代至民国时期,在思想史、学术史、史学史方面都能引领潮流,深得读者喜爱。作为作者关注明清思想转型的成果之一,《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即由其讨论这一问题的10篇文章结集而成。此书出版以来深受好评。增订版今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除了内容的修订,更增加了新序与三篇长文。

  一

  史学界一直重视研究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想,因其一方面上承阳明心学大盛之后绚烂的晚明文化,另一方面则下开有清三百年严谨的考证学风气。然而有关这一时期学术思想的研究,思路上不免存在倒放电影或主线单一的弊端。比如往往是在研究清代思想文化的兴起时追溯其产生,从而涉及晚明清初的思潮与人物,却忽略了明代思想文化自身的衰落,仿佛清学的兴起顺理成章,而令人始终困惑晚明文化为何衰落;又或者在探索明清思想转型时,目光只落在心学到考证学的变迁,将原本复杂多元的思想世界图景简化为王学的衰落与反王学思潮的兴起,而忽略了支持与反对王学之外的士人与思想。

  上述两种思路的典型代表,便是梁启超研究清代学术史的两种名作《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这两本书中,反对宋明理学,成为心学衰落、考证学崛起的最佳解释。而钱穆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提供了另一种研究思路:清学的兴起与宋明理学是密不可分。钱的学生沿着这一思路的新解释也认为:考证学的流行是晚明儒学内在发展的要求,而不是对王学的反动(《论戴震与章学诚》)。另外日本学者岛田虔次、沟口雄三等人关心的,则是晚明思想界中以李贽为代表的王学泰州学派。

  这些前贤格局与视野都堪称博大,对于明清之际的解释也足够有力量,这样一个名家辈出、名作如云的领域,一般而言,是很少再有人能置喙的,然而王先生此书却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二

  通读全书,可以发现王先生在具体的实证研究之外,已然对思想史研究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在他的设想中,思想如同血液一般流动在微血管网络里面,而这个网络与生活、社会紧密交织。因此思想者们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它们的思想与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紧紧缠绕。就思想论思想是哲学家的手笔,却是思想史家的大忌。既然思想是在流动,便绝不是静止的人名与文献。不同的思想仿佛不同的因子,互相竞逐、交融,同时与地方社群、宗教、官府等都存在着复杂的关涉,一部思想史著作应该致力于描绘一幅呈现这些千丝万缕关联的图景,而描绘的手法最好是“讲故事”,如此才能揭示活生生的个人在思想中的本来面目。应当注意到,这些个人携带着思想因子企图说服群众,或许说服的过程比被用来说服的思想资源更值得探究,因为涉及到互动,谁知道被说服者会不会倒过头来影响思想者呢?政治史中充斥着胜利者的凯歌并不出奇,思想史不能如此。有些思想因子在上述的过程中衰败了,从此默默无闻;有的思想因子的影响范围只有几个区域,根本无法流行天下。除了名声显赫的大思想家与经典之外,除了拥有全国性影响力的思想之外,被忽略的士人、问题与文献,尤其是地方层次的思想活动也应当进入思想世界的多元图景。一元的叙事不仅单调,而且也非历史的全貌。

  还有一个扣人心弦的问题,历史与现实。“这本书中所讨论的各种明清思想学术的问题,究竟与我们今天的生活经验有什么可能的关联?”(王汎森:《“关联呼应”——历史与经验之间》)在阅读本书之后,可以思索本书叙述的那些被忽略的思想活动,与今天人类所面临的困境是否有关?当然史学研究的结论不一定可以成为现实的答案,但我们借助它们,至少可以增进几分对现实的理解。在思索这个问题时,王汎森提到了出自龚自珍《尊史》的“大出入”,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认识:历史学家关心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但也应当清醒地与社会保持一点距离。晚明清初思想家们的苦恼,多多少少与陷进“大出入”有关。

  传统的学术思想史研究,关注的是经典人物与重要文献,道统、学派与门户往往构成此类论著的撰述体例,不过这种大论述却是《晚明清初思想十论》中所回避的。进入王汎森视野中的,通常是被忽略的问题、人物与文献。比如出现在书中的许三礼,其角色“从未被现代学者讨论过”,而像日谱这样的修身日记则“都未见到过专门讨论它们的作品”。然而此书并非认为应将目光从思想精英直接转向庶民。真正被忽略的是中层思想,是那些地方上的人物。正如作者在涉及明清思想转型的另一部作品《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中所揭示的那样,其研究“关注的重点是地方人士、小读书人如何转动整个学术及思潮的变化……地方人物发动进而转动了国家的思想、学术的新动向”。

  审视出现在书中的人物,可以发现颜钧、丰坊、恽仲生等人在学术思想史上绝非默默无闻,却也比不上王艮、李贽、黄宗羲等“名思想家”。而《日谱与明末清初思想家》《清初士人的悔罪心态与消极行为》两篇长文涉及的那些士人,他们在本地文献中始终有一席之地,不过影响力大多不出本地。但是这些士人也在思索共同的问题,通过个人的阅读、交游寻求思想文化的新出路。学者更应当考虑到地方士人是大论述影响在地社会的媒介,也可以分析全国性人物是否仍带有地方性的思考。

  不止是地方士人被忽略,遭到同等对待的有一大批文献,有的是长期不受重视,有的是新近才重见天日。重视被忽略的文献,是王汎森的研究能够展现晚明清初思想界多元面貌的原因之一。如他在讨论颜钧的社会角色时不再依赖《明儒学案》提供的二手文本,而是利用新近整理出版的《颜钧集》;能够描述吴志仁经学化的生活方式,也得益于抄本《吴志仁先生遗集》的面世。有学者称赞他扩充了思想史研究的史料采择范围,或者认为他的研究综合利用了文集和各类档案、地方志、笔记等大量史料。正是重新挖掘这些被忽略的人物、思想与文献,才能看出明清思想转型是复杂、多元的过程,只是后来能够产生历史意义的因子毕竟是少数,因此转型过程中的绝大多数思想都在思想史家的视野之外。

  三

  过往的研究大都就思想谈思想,忽略了历史行动者的生活,也忽略了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在思想文化研究中引入生活史、社会史视角,王汎森在汉语学界贡献卓著。生活方式与社会角色的不同也是明清思想转型的重要层面,旧文化的衰落与新文化的崛起在此过程中同时展开。告天、写日谱、效法古礼,反映的是行动者把思想作为生活的一种方式;从事区域建设或社会福利工作、向平民进行思想启蒙、提供心理咨询则是他们承担的社会角色。本书附录三的标题“经学是生活的一种方式”,就为王汎森的明清思想转型研究下了一个极佳的注脚,思想不仅是被研究的客观知识,也是思想主体的生活方式。

  虽然王汎森自谦没有能力通盘讨论如大海般变化的晚明清初思想界,但正是在此书中,一个比以往更广阔的明清思想世界被呈现:明清易代之后,相当一部分思想者不满于晚明的城市与商业文化,或以消极行动表达不满,或追求将儒学改造为宗教,阳明学也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攻击。朱子学看似重回思想界的中心,宋明理学中的形而上化玄远之学却已经衰落。晚明清初思想界更关心的是治国平天下的实学,或者转向礼法社会的建设。与此同时,思想者承担的社会角色发生变化,面对民众的思想者越来越少,建设乡村的实践也成为绝唱。这些仅是明清思想转型中的部分面向,却比心学到考证学的转变那样的概括更加接近真实

  继承前辈又有所创新的王汎森为史学界揭示了一条思想史研究值得效法的路径,即从生活史与思想史互动的角度,关注思想如何运用与生根,将视野拓展到底层,为被历史消声的部分发声,揭示出众声喧哗的思想氛围。

  典型犹在,有理由相信,沿着作者取得的成绩继续推进,明清思想转型更加多元的面貌将在一次次研究中逐渐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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