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人物”的复杂面向—“司徒雷登、罗家伦重要文献”学术沙龙纪要

  10月26—28日,“司徒雷登、罗家伦重要文献”特展在杭州举办。展览期间,还举办了“司徒雷登、罗家伦重要文献”学术沙龙,陈红民、沈卫威、严泉、张仲民、杨齐福、周东华、沈建中等学者围绕两批文献的史料价值、文化价值作了深入研讨。

  司徒雷登的文献包含其一生最为重要时期的两本外交日记、驻华护照;司徒雷登1949年返美后与李宗仁、张群、孙立人、费正清等人的往来信件;司徒雷登与家人的通信,司徒雷登撰《母亲传记》,等等,几乎涉及司徒雷登人生的各个方面。

  罗家伦的文献主要为其1947—1949年任国民政府驻印度大使期间几乎全部公文、密函及部分私人信函,从中可清楚了解那一时期中国与印度外交的若干真相和细节。

  杭州是司徒雷登的出生地,罗家伦是浙江绍兴人,这两批文献在杭展出颇具“回家”意味。

  驻华大使身份之外的司徒雷登

  “对司徒雷登,我们以前关注较多的是他1946—1949年担任美国驻华大使这段经历。但他在中国的多数时间,主要还是一个教育家,一个社会活动家。而我们对他人生的其他侧面,关注都远远不够。”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大学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严泉说。

  严泉认为,司徒雷登创办的燕京大学对中国文教事业的贡献值得肯定。“燕京大学只存在了33年,中间还经历了抗战这段非正常时期,即使这样,它还是为我们国家培养了50多位两院院士。”他认为,今天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应该重视吸取历史经验,“司徒雷登担任燕京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管理实践,无疑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在燕大的时候,很支持中国学者搞国学研究。像顾颉刚、钱穆这些人,都备受重视和优待。所以燕大被认为相当中国化。”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张仲民说。有一次,司徒雷登举行家宴,席上问诸人对燕京大学的印象。钱穆说:“原听说燕京大学是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的,我非常羡慕。到此后,感到大不然。入校见基建‘M’楼和‘S’楼。这是何意?这哪里表现为中国化呢?这两座楼应该改为中国名字。”后来校务会议决定,M楼改名穆(钱穆)楼,S楼改名适(胡适)楼。校园里有一湖,景色绝胜,大家竞相提名,皆不合适,后命名“未名湖”。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沈卫威认为,司徒雷登对新文学运动颇有推动之功。大学国文系开设“新文学研究”课程,是周作人在燕京大学首开先河。胡适在1922年3月4日日记中记道,燕京大学想改良国文部,邀胡适去执教,胡适推荐了周作人。这一天,司徒雷登、刘廷芳、周作人三人访问胡适,由胡适介绍,共同商议,最终有周作人去燕京大学国文系执教的结果。周作人自1922年下半年到燕京大学后即开讲新文学,且坚持十年。后来周作人在回忆录说这是给胡适的“白话新文学开辟一个新领土”。从这里随之走出了新文学作家冰心、凌叔华等。

  “司徒雷登有很深的中国文化认同。他说一口杭州话,喜欢吃杭州的食品,杭州也给了他荣誉公民的身份。”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历史学系主任周东华说。他认为,司徒雷登从骨子里来说更像中国人,这种文化上的认同,导致他回到美国去接受教育的时候,一时之间不能适应。他没有办法认同美国的教育方式。

  对于周东华的看法,杭州名人纪念馆研究馆员、《走进司徒雷登》《司徒雷登画传》的作者沈建中表示不很认可。“说司徒雷登很中国化,我很赞同。但也有一个疑问,我看司徒雷登的一些老照片,没有一次是穿中式服装。他既然这样喜欢中国,为什么不穿中式服装呢?”他认为司徒雷登是基督徒,思想的底色无疑还是基督教。

  张仲民等也认为,认同问题很复杂,“用后殖民话语来说,司徒雷登对中国的看法仍带有浓厚东方主义色彩,自身的认同和关怀依然来自于西方”。

  参加沙龙的学者都对这次展出的司徒雷登文献的价值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新文献的公开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司徒雷登这样一位重要、复杂的历史人物。

    作为驻印大使的罗家伦

  罗家伦的文献主要涉及1947—1949年国民政府与刚刚独立的印度的外交情况。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蒋介石与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陈红民说,罗家伦在印度当大使,前面都蛮顺利,像印度独立后确定国旗图案,是罗家伦作为一个外国人给了最后的建议,并被采纳。但1949年印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印度方面要求台湾外交机构必须马上撤离,很决绝。因为这段经历,他对印度的观感非常不好。1962年,中印边境发生战争,罗家伦当时就说,印度背信弃义,中共打得好,这可能是基于他自己过去不太愉快的经历说出的话。

  “除了担任驻印大使这段之外,罗家伦早年还有一段重要的外交经历,是我们关注不够的。”严泉说。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两年后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才通过外交方式收回日本在山东侵占的权益。华盛顿会议召开的时候,罗家伦正好在美国留学,他把留学生很好地组织起来,成立中国留美学生华盛顿会议后援会,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对美国舆论、美国对中日外交的立场都作了很好了解,在美国媒体上发表文章,这些,对中国官方的正式外交活动都很有帮助。罗家伦与中国外交代表团保持密切联系,经常出谋划策。华盛顿会议即将结束时,罗家伦还撰写了三万余言的《我对于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之观察》一文,对中国代表团在会议上的表现、得失等进行了全面点评,提出了独到的外交见解。

  张仲民指出,作为学者,罗家伦与傅斯年一样是史料派,重视史料的价值。驻印期间,罗家伦特别注意收集中印历史上文化交流的史料,曾帮胡适收集资料,为后者关于孙悟空形象来自印度的看法寻找文献证据。

  作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沈卫威特别关注罗家伦的文人底色。五四时期,罗家伦在北京大学读外国文学专业,写作白话新诗,与胡适合作翻译《娜拉》(即《玩偶之家》),与同学办《新潮》杂志,提倡文学革命。“因为后来踏上仕途,他文学方面的成绩被遮蔽了。他的歌曲创作影响很大。他写于1934年的《玉门出塞》是抗战前后学生、军人都要唱的爱国歌曲。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14日,罗家伦发表白话新诗《凯歌》。这是抗战胜利时的第一首《凯歌》:‘胜仗!胜仗! 日本跪下来投降。祝捷的炮像雷般响。满街炮竹,烟火飞扬。漫山遍野是人浪,笑口高张,热泪如狂! ……这真不负我们全民抗战,不负我们血染沙场。’”

  参加沙龙的学者认为,我们以前对罗家伦驻印这段经历不怎么了解,这次展出的文献可弥补已公开的罗家伦文集、信件和日记的不足,对我们认识一个复杂的人物、一段复杂的历史,会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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