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钻文本 破解难题——读《鲁迅六讲》

《鲁迅六讲(二集)》,郜元宝著,商务印书馆2020年6月,78.00元

  上世纪70年代末,刚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工作时,林非先生就谆谆教导我说:什么叫鲁迅研究? 就是立足鲁迅文本和史实破解前人没有解决的难题。要做这种研究,就必须首先梳理学术史,看看历史上究竟有哪些难题? 前人解决了哪些? 解决得怎样? 用的什么方法? 哪些还没有解决? 障碍在哪里? 应该怎样推进? 这就是为什么学术史是研究者必修课的原因。所谓学术史其实就是典型难题史,是不同阶段不同研究者的方法史,得失史。正是出于这个指导,我才历时九年主持编撰了《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写作了《中国鲁迅学通史》。事实证明,这个研究路子是科学的。

  自己退休年老后,也非常注意后来的鲁迅研究者是否按照这样的路子去做。遗憾的是一些人觉得这样做太费力,急于事功,不去过问前人的研究,就妄自乱说一通,有时听来很吓人,似乎有新发现,新论述,但冷静一想,原来是前人早就说过,比他论得还好的。或是远离鲁迅文本和史实,借鲁迅发挥己意,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只能糊弄外行人。令人担心鲁迅研究的未来。

  然而,自读了郜元宝先生的《鲁迅六讲》一、二集后,不禁非常欣喜。他的路子用八个字概括,就是:深钻文本,破解难题。

  《鲁迅六讲(一集)》初版是新世纪之初见到的。书的首篇《“为天地立心”——鲁迅著作所见“心”字通诠》,就使我不得不惊叹作者深钻鲁迅文本之细,几乎把鲁迅全部著作中的“心”字全找到了,并连通起来诠释。一是有力地实证鲁迅的心与中国往圣的心是相通的。其中最可贵的是首次指出了鲁迅与王阳明“心学”的联系,并根据《周作人日记》实证鲁迅很早就通读过家藏的《王阳明全书》。这是以前的研究者没有提过的,因为鲁迅在文章中没有直接谈过王阳明。其实,字面上没提,不等于“心”不相通。王阳明墓就在绍兴,王阳明“心学”早就是绍兴和浙东的重要研究对象。近年已有鲁迅研究的青年学者对鲁迅与王阳明“心学”的关系进行了深细的研究。二是不局限于中国,而是打通了鲁迅“心学”与西方“神思新宗”的关系,令人信服地看到东西方重精神的学派都是以“心”为根的。三是指出鲁迅的“心学”正是他“改革国民性”、发现阿Q“精神上的胜利法”的思想基础。提出了前人没有谈过的鲁迅思想的“基点”“原点”,主张建立鲁迅“现代心学”。我认为,这是郜元宝对当今鲁迅研究的最大贡献,他和他的后人应该努力去建设这种鲁迅“现代心学”。这恰是符合科学正路的重要项目。

  如果说《鲁迅六讲(一集)》是“锐意出新,其志可嘉”的话,《二集》则是“质疑定谳,清理积案”,二书各自有所侧重与不同的研究方法。

  鲁迅后期为什么中断小说创作? 是鲁迅研究史上长期存在的难题。《二集》中的《鲁迅为何没多写小说?》一文是至今破解这一难题最周严、合理的论文。郜元宝分“问题的真伪”“小说之失,杂文弥补”等九个方面,综合前人所见,从中分析得失,说明那种前期以小说为“重心”、后期以杂文为“重心”的文学史叙述,严重扭曲了“文学家鲁迅”的本相。实际上,鲁迅前期也写了大量的杂文,后期也没有中断写小说的愿望,长期酝酿的四代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就是明证,但由于要求全稿登载和不幸去世使这一自由说话体的创新小说胎死腹中,并结合现实批评了将小说抬得过高、使小说过热、过滥的不良现象。

  写作《二集》时,作者更成熟了。不再“另起炉灶”,而是顺着前人提出的问题继续往前走。比如鲁迅与外国文化的关系,过去普遍认为鲁迅只关心“弱小(弱势)民族”。作者回答是否定的。他指出鲁迅不仅关注“弱小(弱势)民族”,也关心文艺复兴以来以意大利、法国为中心的西方现代主流文化。因此,鲁迅不仅是中国的、亚洲的,而且还是世界的。《野草》的“特异”只是相对而言不可推向“极端”,以为有个《野草》时期。应该除去《野草》的神秘面纱,修筑一条通向《野草》的更平坦的路,把《野草》看得更切实、更分明、更平易一些。还提出鲁迅对东京时代“提倡文艺运动”的态度,除《呐喊·自序》以及《坟》《集外集》序跋之外,有没有更直接、时间上更靠前的证据? 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一点一滴从收集材料和检讨旧说做起。这恰恰是郜元宝一步步扎扎实实去做的。

  鲁迅研究,直到整个学术事业缓慢而坚韧地进展。急躁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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