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著名碑帖(一)

绪论

  汉字是汉民族的书写符号,也是特有的一种文字书写艺术,也是一种很独特的视觉艺术。记录汉字的工具一开始是用刀刻在石头碑碣上,或浇注在铜铁铸成的鼎、鼐、盘、杯、彝等器皿上。稍后则则是用兔子毛或黄鼠狼毛制成的书写工具——笔,书写在竹子、绢帛和纸上。为学术界公认的中国最早的古汉字是商代中后期(约前14至前11世纪)的甲骨文和金文。从商代后期到秦统一中国(前 221年),汉字演变的总趋势是由繁到简。历经由甲骨文、石鼓文、钟鼎文(金文)、小篆、隶(八分)、草书、行书、真书等阶段,依次演进。
  甲骨文  是殷商时期刻写在龟骨,兽骨,人骨上记载占卜,祭祀等活动的文字,是经过巫师加工过的古汉字。甲骨文发现于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严格地讲,只有到了甲骨文,才称得上是书法。因为甲骨文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三个基本要素:用笔,结字,章法。而此前的图画符号并不全有这三种要素。商代武丁时期的作品,风格豪放,字形大小错落,生动有致,各尽其态,富有变化而又自然潇洒。不愧为甲骨文书法中的杰作。代表作为《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
  金文  浇注在铜、铁器皿如钟、鼎、彝、鬲上铭文,又称之为“钟鼎文”或“大篆”。金文的全盛时期是在西周和东周,大部分为铸字。东周时期也有直接镌刻在青铜器上的。在传世的青铜器中,有铭文的约有3000多件,其中一半属于西周。西周金文从书体书法风格来看,前期结体用笔受甲骨文束缚,仍多挺拔的悬针笔法;中期摆脱了甲骨文的影响,进一步发挥金文铸刻的特点,笔画加粗,且出现了一些“阔笔”,形成了金文大篆的典型风范。晚期铭文有的浑朴俊逸,有的园转瘦硬,有的跌宕的众多风格,形成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个众星灿烂时期。代表作有西周毛公鼎铭文、西周大盂鼎铭文、西周散氏盘等。
  石鼓文  为战国时代秦国刻石。石鼓共有十枚,形似鼓状,每件石鼓上以籀文刻四言诗一首,共十首,其内容为记述秦王游猎之事,故石鼓又称为猎碣。字迹磨损很多,今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馆。《石鼓文》在书法史上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它的字体是典型的秦国书风,并对后来秦朝小篆的出现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其本身的艺术成就也很高,它的结体方正匀整,舒展大方,线条饱满圆润,笔意浓厚,在《石鼓文》字里行间已经找不出象形图画的痕迹,完全是由线条组成的符号结构。
小篆 秦统一后的文字称为秦篆,又叫小篆,是在金文和石鼓文的基础上删繁就简而来。著名书法家李斯的代表作为秦泰山刻石,历代都有极高的评价。秦代是继承与创新的变革时期。《说文解字序》说:“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书,八曰隶书。”基本概括了此时字体的面貌。代表作为《泰山刻石》《琅玡刻石》和《峄山刻石》。
  隶书  两汉是书法史上继往开来,由不断变革而趋于定型的关键时期。隶书是汉代普遍使用的书体。汉代隶书又称分书或八分,笔法不但日臻纯熟,而且书体风格多样。刘勰《文心雕龙•碑》说:“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到了东汉后期,隶书进入了型体娴熟,流派纷呈的阶段,目前所留下的百余种汉碑中,表现出琳琅满目,辉煌竞秀的风貌。在隶书成熟的同时,又出现了破体的隶变,发展而成为章草,行书,真书也已萌芽。书法艺术的不断变化发展,为以后晋代流畅的行草及笔势飞动的狂草和王羲之等“草圣”的出现开辟了道路。代表作有曹全碑、马王堆帛书、西狭颂、埔阁颂、鲜于璜碑、礼器碑等。
  楷书  也叫正楷、真书、正书。由隶书逐渐演变而来,更趋简化,横平竖直,初期“楷书”,仍残留极少的隶笔,结体略宽,横画长而直画短。其代表作有钟繇的《宣示表》《荐季直表》、王羲之的《乐毅论》、《黄庭经》。楷书发展到唐代可以说达到顶峰阶段,出现了“欧体”的欧阳询、“颜体”的颜真卿和“柳体”的唐朝柳公权。
  欧阳询楷书法度严谨,笔力险峻,世称“唐人楷书第一”,欧阳询楷书碑版多为中楷,代表作有《化度寺邕禅师塔铭》《虞恭公温彦博碑》《皇甫诞碑》《九成宫醴泉铭》等。
  颜真卿是继二王之后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书法家。其书初学“草圣”张旭,初唐四家,后广收博取,一变古法,反初唐书风,行以篆籀之笔,化瘦硬为丰腴雄浑,结体宽博而气势恢宏,骨力遒劲而气概凛然,其楷书端庄雄伟,气势开张,世称“颜体”,这种风格也体现了大唐繁盛的风度,并与他高尚的人格契合,是书法美与人格美完美结合的典例。其代表作有《颜勤礼碑》、《颜氏家庙碑》、《多宝塔碑》《祭侄季明文稿》、《麻姑仙坛记》。其中除《祭侄文稿》公认为真迹外,其余作品真伪尚有不同意见,但都是流传有绪的墨迹。
柳公权受到颜真卿的影响, 则偏重骨力劲健,所以有“颜筋柳骨”之称。其楷书清健遒劲,结体严谨,笔法精妙,笔力挺拔,世称“柳体”,代表作《玄秘塔碑》和《神策军碑》。
  唐代的欧、颜、柳 加上元朝赵孟頫并成为中国楷书“四大家”,他们的楷书已成为楷书“四体”,成为中国楷书的典范和后人模拟的范本。
  赵孟頫善篆、隶、真、行、草书,尤以楷、行书着称于世,《元史》本传讲,“孟頫篆籀分隶真行草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元鲜于枢《困学斋集》称:“子昂篆,隶、真、行、颠草为当代第一,小楷又为子昂诸书第一。”其楷书遒媚、秀逸,结体严整、笔法圆熟、世称“赵体”。 代表作有《玄妙观重修三门记》
  除“四大家”外,楷书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还有:王献之的《洛神赋十三行》、唐钟绍京的《灵飞经》,明王宠、祝允明等小楷作品等。
  行书  行书是在隶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源的,介于楷书、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是为了弥补楷书的书写速度太慢和草书的难于辨认而产生的。”行”是”行走”的意思,因此它不像草书那样潦草,也不像楷书那样端正。写得比较放纵流动,实质上它是楷书的草化或草书的楷化。行书是楷书的快写,是楷书的流动。经过对几组楷书与行书个字的分析,发现楷书与行书书写时,点画的写法,用笔需遵循的准则,如中锋,铺毫,逆入平出,提按起主,藏锋等都是一致的,只是行书书写时比较舒展,流动。
  行书出现的时间大约同八分楷法差不多。东汉末年桓、灵朝的”正体字”除了隶书以外,其次就是”八分楷法”,所以人们又认为行书就是”八分楷法”的别支。但在汉末,行书没有普遍地应用。直至晋朝王羲之的出现,才使之盛行起来。行书到王羲之手中,将它的实用性和艺术性最完美地结合起来。从而创立了光照千古的南派行书艺术,成为书法史上影响最大的一宗。
  “行书”分为两类:近于草书的称行草;写得比较端正平稳,近于楷书的称行楷。
  王羲之的行书代表作《兰亭序》属于“行草”,前人以“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形容其字雄强俊秀,赞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唐•颜真卿所书《祭侄稿》,写得劲挺奔放,古人评之为”天下第二行书”。而苏轼的《黄州寒食帖》则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行楷”中著名的代表作品是唐代李邕的《麓山寺碑》,畅达而腴润。另外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的赵孟頫、鲜于枢、康里巙,明代的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王铎,清代的刘墉、何绍基都擅长行楷或行草,有不少作品传世。
  草书  草书是汉字的一种字体,特点是结构简省、笔画连绵。形成于汉代,是为了书写简便在隶书基础上演变出来的。草书是按一定规律将字的点划连字,结构简省,偏旁假借,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乱写。草书符号的 主要特征之一是笔画带钩连,包括上下钩连和左右钩连。隶化笔法的横势倾向,为左右钩连的草化提供了依据。章草笔法用“一”形,今草笔法用“S”形。这是两者的根本区别。
  从草书的发展来看:草书发展可分为早期草书、章草和今草三大阶段。为了便捷书写,经过漫长的约定俗成的过程,尤其是在篆书向隶书转化的时期,民间流行的草字的数量逐渐增多,写法逐渐统一,经过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终于产生了具有法度的草书,那便是章草。章草是早期草书和汉隶相融的雅化草体,波挑鲜明,笔画钩连呈“波”形,字字独立,字形遍方,笔带横势,字体具隶书形式,字字区别,不相纠连。
  章草起于西汉,盛于东汉、汉魏之际,后至元朝方复兴,蜕变于明朝。历代对章草的名称有不同的说解。有见汉末以来《急就章》有草书写本而说章草因《急就章》的章字得名的,最为无稽。有以章帝爱好草书或曾令用草书作奏章,甚至说章帝创造草书的,都属臆测。有以章法之章与章程书、章楷的章同义,符合早期草书略存八分笔意,字与字不相牵连,笔画省变有章法可循的事实,近人多信此说。自章草起,草法就基本形成了,约定俗成的草法既具有法度的规范性,又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其基本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草书是笔画省略,结构简便的书体。二是草书是以点画作为基本符号来代替偏旁和字的某个部分,是最具有符号化特征的书体。三是,草书的笔划之间字与字之间相互连带呼应,是便于快捷书写和便于表达书者情感的书体。
  章草在汉末进一步“草化”,脱去隶书笔画行迹,上下字之间笔势牵连相通,偏旁部首也做了简化和互借,称为“今草”。“今草”是章草去尽波挑而演变成的,今草书体自魏晋后盛行不衰。到了唐代,“今草”写的更加放纵,笔势连绵环绕,字形奇 变百出,称为“狂草”,亦名“大草”。 到了今天,草书的审美价值远远超越了其实用价值。之后进一步发展成今草,狭意的草书就是指章草和今草。
  今草起于何时,又有汉末张芝和东晋王羲之、王洽两种说法。从传世的表、帖和出土的汉简、汉砖看,在汉末以八分书为正体字的同时,已经出现近似真书的写法。草书也会随之变异。略晚于张芝的草书家崔瑗作《草书势》,对草书有”状似连珠,绝而不离”、”绝笔收势,馀綖纠结”、”头没尾垂”、”机微要妙,临时从宜”的描述,可见汉末的草书笔势流畅,已不拘于章法。书体演变本来没有截然的划分。说今草起于张芝是从新体的萌芽看;说今草起于二王,是着眼于典型的形成。唐代以来真书沿袭至今。
  草书在唐代出现了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狂草,成为完全脱离实用的艺术创作.狂草亦称大草,笔意奔放,体势连绵,如唐朝张旭《千文断碑》《古诗四道》,怀素僧《自叙帖》等等,,张旭史称”草圣”,孙过庭《书谱》字字区别,不相连接,而笔意活泼、秀媚。”大草”与”小草”相对称,大草纯用草法,难以辨认,张旭、怀素善此,其字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清朝冯班《钝印书要》谈学草书法云:小草学献之、大草学羲之,狂草学张旭不如学怀素。怀素的草字容易辨认,字迹清瘦见形,字字相连处亦落笔清晰易临。张旭字形变化繁多,常一笔数字,隔行之间气势不断,不易辨认,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提到张旭草书以”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而有动于心,必于草书挥毫发之”,故学张旭难。
  草书的代表作有唐代张旭《古诗四帖》、怀素《自叙帖》、孙过庭《书谱》;宋代黄庭坚《李白忆旧游诗卷》、米芾《论草书帖》、赵佶《草书千字文》;元代鲜于枢《石鼓歌》;明代祝允明《前后赤壁赋》,文徵明《草书诗卷》、徐渭《白燕诗卷》、王铎《草书诗卷》;今人林散之《中日友谊诗》等。
  中国书法家的一些优秀作品成为后人学习书法的范本,一种是石刻拓本,前者称之为“碑帖”又称碑学,一种是用毛笔写在绢或纸上,称谓墨本,又称帖学。
  “碑帖”是刻在石碑上著名的书法作品。如灵帝熹平四年洛阳太学前立的46块石经碑,史称《熹平石经》,其中部分为著名书法家蔡邕所书;滁州醉翁亭前苏轼所书的《醉翁亭记》石碑。元结撰文,颜真卿书写的《大唐中兴颂碑》,韩愈所书的柳宗元墓前的《荔子碑》等等。至于我们说常见的碑帖,如隶书字帖《曹全碑》,草书字帖索靖《月仪帖》,颜真卿的楷书帖《多宝塔碑》,柳公权的《玄秘塔碑》等,则是用纸以墨椎拓而成。这种从从碑刻上拓制下来的文字或图像,称之为“拓片”或“拓本”
  墨本则是书写在绢或纸上临摹下来的,所以又称“摹本”。如黄庭坚《李白忆旧游诗卷》,苏轼《黄州寒食诗帖》,蔡襄《蔡襄尺牍》,郑板桥《家书》等。其方法是从真迹上以双钩填墨摹制的副本,古代称之为“搨本”。唐代最擅摹拓,能达到“下真迹一等”。唐太宗时还设有专门的“搨书人”。著名的《兰亭集序》摹搨者冯承素,就是其中之一。由于“搨本”的对象是纸质(或绢质),比石刻更易受损,所以“搨本”比碑帖的数量要少得多,因此更为珍贵。由于历史的原因,南方多以帖学为主,北方多以碑学为主,有南帖北碑之说。前者沉着厚重,后者鲜活灵动,各有风格,各有千秋。自古以来,书学大家的学习经历也各不相同。最终都同样取得了成功、做出了成就。
  至今,中国书法已成为一个民族符号,代表了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和汉民族文化的永恒魅力。自此以后,“行草隶篆”成为汉字书写的四种主要体式;“楷如立,行如走,草如飞”也成为中国书法万世不易的法则。
   一、先秦书法
  先秦是中国书法奠定基础时期周晚期金文趋向线条化,战国时代民间草篆向古隶的发展,都大大消弱了文字的象形性。然而书法的艺术性却随著书体的嬗变而愈加丰富起来。为学术界公认的中国最早的古汉字资料,是商代中后期(约前14至前11世纪)的甲骨文和金文。从书法的角度审察,这些最早的汉字已经具有了书法形式美的众多因素,如线条美,单字造型的对称美,变化美以及章法美,风格美等。从商代后期到秦统一中国(前221年),汉字演变的总趋势是由繁到简。这种演变具体反映在字体和字形的嬗变之中。到秦代又出现石鼓文和小篆。这个时期代表性书法作品有《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毛公鼎铭文》、《大盂鼎铭文》、《散氏盘铭文》、《小臣艅犀尊铭文》、《天亡簋铭文》、《史墙盘铭文》、《虢季子白盘铭文》、《石鼓文》、《泰山刻石》、《琅玡刻石》和《峄山刻石》等。

1、《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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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地讲,只有到了甲骨文,才称得上是中国书法。因为甲骨文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三个基本要素:用笔,结字,章法。而此前的图画符号并不全有这三种要素。《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则是甲骨文书法中的代表之作。
  《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村。长32.2厘米,宽19.8厘米。是商代武丁时期的作品,断代为第一期商武王时期的一块牛胛骨版记事刻辞。骨版正面刻辞4条,背面2条,共160余字,字内填朱。正面第一条记载商王武丁宾祭仲丁;第二条记狩猎时子□堕车;第三条记子□死;第四条是子寅用羌人十,举行宜祭。背面记载天象情况,这片刻辞保存完整,对研究商代社会历史和天文气象价值甚高。
  刻辞字体瘦硬劲直,工整端严。 风格豪放,字形大小错落,生动有致,各尽其态,富有变化而又自然潇洒。不愧为甲骨文书法中的杰作。

2、大盂鼎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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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作器者是康王时大臣名盂者而得名,又称廿三祀盂鼎,西周炊器。
  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鼎身为立耳、圆腹、三柱足、腹下略鼓,口沿下饰以饕餮纹带,三足上饰以兽面纹,并饰以扉棱,下加两道弦纹,使整个造型显得雄伟凝重,威仪万端。内壁有铭文291字,是西周康王时期的著名青铜器,内壁有铭文,长达291字,为西周青铜器中所少有。其内容为记载周康王在宗周训诰盂(人名)之事。周王告诫盂:殷代以酗酒而亡,周代则忌酒而兴,命盂一定要尽力地辅佐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同时记载给盂的赏赐。
  西周早期的金文有瑰异凝重、雄奇恣放质朴平宝等数类。大盂鼎属於瑰凝重这一类,铭文大字,字体庄严凝重而美观,体势严谨,字形,布局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具有端严凝重的艺术效果,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
  相传此鼎於清道光间在陕西眉县礼村出土,与之同时出土的还有“小盂鼎”(已佚)。该鼎为该地郭氏所得,后归周雨樵。同治间左宗棠以重金购得,又归苏州潘祖荫。解放后,1951年潘氏后人捐献国家。为上海博物馆所收藏,1959年拨交中国历史博物馆。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3、小臣艅犀尊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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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臣艅犀尊”中的“小臣”,是官名,有人说是奴隶总管;艅(yú),一种大船;犀,一种珍稀动物,头上有一角或二角,是珍贵中药材。据说亚洲仍有犀牛生存,有印度犀、叭哇犀、苏门犀。苏门犀体态较小,又长有双角,此尊的造型与苏门犀的形象还是比较接近的;尊,是一种古代盛酒器。
  “小臣艅犀尊”为商代晚期作品。清道光年间(一说咸丰年间)山东寿张县梁山出土一批青铜器,习称“梁山七珍”。“小臣艅犀尊”就是其中最为珍贵的一件。该件流于国外,现为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中知名度最高的中国藏品。国际上许多有关青铜器的学术书刊都把它作为中国青铜器的象征,刊登在书的封面上。
  “小臣艅犀尊” 犀尊高24.5厘米。中国古代青铜器中有不少是以动物原型为造型的,有写实的一面,也有的以夸张的手法。从小臣艅犀尊看,造型就很有特色,头部前伸,鼓起的双眼圆睁,大嘴微张,上唇呈尖状下垂。鼻的上部竖立一尖状的角,额上也有一角。双角比例协调,比较写实。两只大耳朵耸立。犀身滚圆,肥大敦实,腹下为四只粗壮有力的短足,蹄为三趾。犀腹内空,为容器。腹背上有一圆口,从口部看应有盖子,现已无。器物表面无纹饰,在周围众多花纹繁复、造型优雅的青铜器中间,小臣艅犀尊更显得纯朴稚拙尊。
“小臣艅犀尊” 更重要的是犀尊内底有珍贵铭文27个字,记载了小臣裓夔制造这只尊的时间和原因: “丁子(己),王省夔京。王易(赐)小臣裓艅夔贝。隹(唯)王来征人(夷)方,隹(唯)王十祀又五。肜日。”内容是说:丁己日,商王来夔京视察。王赏赐给名叫“裓”的小臣(官名)一条大船和夔贝。因为商王在讨伐人方(即“夷方”),商王为此祭祀十祀又五,肜祭之日(肜 róng 中国商代祭祀的名称)。这段铭文不仅记载了小臣裓因得到商王的赏赐而感到很荣耀,于是制作了此器用以作为纪念,而且记述了商王征伐夷方的事情,有关这次战争也见于殷墟卜辞。夷方是当时商朝封地外围的许多方国部落中的一个。这些方国有的臣服于商王朝,有的则称霸一方,同商王及其诸侯相对抗,双方经常发生战争。商王征伐夷方,表明当时一个不愿服从商王朝而遭讨伐的小国。具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
这段铭文气度宏伟,古朴雍容。其结体严整疏朗,笔意刚健浑厚,布白疏密成趣。
“小臣艅犀尊”现藏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4、天亡簋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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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亡簋,西周初期著名青铜器。天亡,即作此簋的人。因器中铭文开头是“王又大丰”,所以又被称为“大丰簋”; 簋是食器,用以盛食物,相当于现代的饭碗。于清道光年间(约1840—1850)出土于陕西郿县(今宝鸡市眉县)
  天亡簋高24.2厘米,口径21厘米,底径18.5厘米。此器肃朴庄重,周身饰以旋龙纹,器侈口,四兽首耳,下垂方珥,鼓腹较深,圈足下连铸方座。这种四耳方座青铜簋,是西周初期独有的样式,簋身和方座装饰两两相对的夔纹,夔体卷曲,状如蜗牛,这种体态的夔纹也是周初特征。是西周初年武王时期的标准铜器
  更为重要的是天亡簋内底有78字铭文,是确认商周牧野之战的极其珍贵史料,也是研究西周初年祭祀制度的珍贵史料。
  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武王在牧野(今河南淇县)打败了殷纣王,建立了周朝。这件簋底的铭文就记述周武王灭商后第十二天(乙亥日)在“天室”举行祭祀大典,祭告其父周文王,多亏祖先和父亲文王的保佑,才得以伐纣成功。并取代商王的地位来祭祀天上神帝。作器者天亡襄助武王举行仪式,祭祀典礼之后,武王举行盛大的宴享,天亡受赏赐,于是铸造这件簋来铭记荣宠。全文如下:
  乙亥,王又(有)大丰(礼)。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天亡簋铭文亡又(佑)王。衣(殷)祀于王丕显考文王,事喜上帝。文王德在上,丕显王作省,丕肆王作赓。丕克乞(迄)衣(殷)王祀。丁丑,王飨大宜。王降。亡得爵复觵。唯朕又(有)蔑,每(敏)扬王休于尊簋。
  翻译:灭商后第十二天乙亥日,周武王在嵩山之上举行封禅大礼。武王居高临下眺望着东、南、西三方,在嵩山的太室山上祭祀享神。神灵降临。武王于是向父亲(也就是尸,灵媒)询问:“亲爱的父亲啊,天帝他老人家会保佑我们的王朝吗?”武王接着给他天帝身边毫不显眼的父王之灵送上了华丽的衣服。(被附身的“尸”向武王转述文王的回答)“文王在天上很讨天帝他老人家的喜欢,所以他会在天上护佑你,不过你在上帝眼里你只是一个卑微弱小的人王罢了,你不可肆意妄为,不可放纵自己” 给文王尸主送衣服的程序就这样走完了。
  丁丑日,(乙亥日封禅大典之后两天),武王大宴群臣,杀牛宰羊,给所有的有功之臣都分了块祭肉。武王屈尊降临宴会,举杯道:“干杯!都把杯底亮过来”。我很荣幸(有庆)地在武王举行的开国大典上分到了一块祭肉,还和武王一起喝过酒!真是太令人激动了,武王万岁!我要把这件光荣的事情刻于金簋,书之竹帛,让后世子孙们都能分享我的荣耀!
  文中的 “衣祀”指遍祀先王;“事喜上帝”的“喜”,即《诗经•商颂•玄鸟》中“大糦是承”的“糦”,即祭上帝。
  铭文字形参差错杂,变动不居,在拙朴散乱中显示运动与和诣之美,有轻有重的笔画在某种程度上有自然书写带来的笔墨痕迹。其铭文用韵协调 ,是赋体先河
  天亡簋出土以后很长时间失去踪迹。1956年忽然又在上海发现,令学者们惊喜不已。现藏于中国博国家物馆。

5、宜侯夨(cè)簋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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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侯大簋及内腹残留铭文

  宜侯夨簋是西周早期青铜器。为康王时宜(或释俎)侯夨所作的祭器。有人认为“夨”就是吴国的国君周章,也有人认为“夨”是周章的弟弟——虞仲。1954年出土于江苏丹徒县烟墩山西周墓。
  簋高15.7厘米,口径22.5厘米,足径17.9厘米。器侈口,圆形,束颈,鼓腹,四兽首耳,高圈足,有四扉棱。下缘附边条。腹部间饰涡纹、夔龙纹,圈足饰鸟纹。腹饰圆涡纹及夔纹,圈足饰夔纹。内底铸有铭文12行、120余字,全文如下:
  惟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遂省东或(国)图。王卜于宜口土南。王令虞侯矢曰:〔迁侯於宜。锡〔〕鬯一卣、商瓒一口,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锡土:厥川三百……,厥……百又……,厥宅邑三十又五,〔厥〕……百又四十。锡在宜王人〔十〕又七裏。锡奠七伯,厥〔庐〕〔千〕又五十夫。锡宜庶人六百又……六夫。宜侯大扬王休,作虞公父丁尊。
  因为该簋是破碎的碎片重新拼接,且碎片没有全部回收,因此丢失了不少铭文。即是如此,其残存铭文也具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
  一是迄今为止,在所发现的青铜器铭文中唯一记载西周时期周天子分封诸侯的重要文献。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周建国后,“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周天子分别授予自己的子弟、亲族及功臣一定范围的土地,建立封国,以屏卫王室,受封者即是诸侯。据史书记载,西周初年分封了71国,其中较大的有鲁、齐、燕、晋、卫等。通过分封诸侯,周人不但牢固统治商朝原有地区,而且其势力、影响得以不断扩大,远远超过了商朝。其中的夨原在虞,称虞侯。这件铭文记载周王改封夨于宜地为宜侯,同时赏赐祭祀用的香酒、代表征伐权力的弓矢及宅邑、土地和奴隶之事。分封制从此有当时的铭文记录征信。铭文中的王是周武王,成王,还是康王,众说不一,但康王的可能性最大(这里考证从略)。如果真如此,分封制不仅在立国之初,到周武王之孙姬钊(?―公元前996)仍在实行或进行调整。
  二是隐藏着吴国早期一些神秘史实。这涉及到虞和宜具体在何处。主要有两种说法。其中一种说“宜”可能就在铜器出土地丹徒县一带。夨即是吴国的国君周章,或是周章之子熊遂。如此说成立,史学意义极大:一来更正了先秦最早编年史相关史实。据《春秋》三传记载,周在淮河以东以南的地方并没有转封的诸侯,但是宜侯簋的出土填补了这个缺失;二是牵涉到虞和吴的关系。吴人自称是叔虞之后。叔虞,姬姓名虞,周武王第三子、周成王之弟。周成王少年时对他的弟弟叔虞有过封国的承诺,日后太史和周公都要求成王履行承诺,遂封唐叔于唐国,并产生“桐叶封弟”的典故。所以叔虞又称唐侯。“唐”在山西翼城西部,“宜”在江苏丹徒一带,两者如何能扯到一起:该簋的铭文为我们提供了答案:康王在审视了东国之地之后,又把虞侯转封在宜,因此唐侯就变成了宜侯。因此宜侯与叔虞仲的关系很明确,是宗子转封外地的关系。宜国亡国后建立的与当地文明结合的“吴”国,自然吴人也就声称自己是叔仲之后了。
  正由于上述缘故,宜侯夨簋一出土就受到史学家的青睐,成为西周青铜器中考释最多的一件。
  另外,这件青铜器的出土和修复经历,也为文物保护留下许多教训:
  据该器的发现者,丹徒县绍隆寺的福贵老和尚回忆,1954年他在村长聂长保家打工,在一块坡地上翻土时,掘岀了一批青铜器。他的发现引发村民的围观,纷纷议论是否是金器。聂长保的儿子为了检验质地,随便检岀了一件,一锄头打得粉碎,他打碎的恰恰就是这批青铜器中唯一有铭的《宜侯夨簋》。现存的《宜侯夨簋》是用碎片缀合的,接缝处的铭文难于辨认,更严重的是碎片没有全部回收,丢失了不少铭文。这是对《宜侯夨簋》的第一次伤害;文物工作者清理烟墩山古墓时的缺失,又对《宜侯夨簋》造成了第二次伤害;在修复《宜侯夨簋》时,工作人员在簋腹的四个耳形装饰物下各挂上一个铜珥。展岀期间,某专家指岀耳下不该有珥,才又把四个铜珥摘去。这四个铜珥是那里来的?在缀合簋体的有铭部分时,是否也拼入了无关的碎片?都是值得深究的问题。非专业修复对《宜侯夨簋》造成了第三次伤害。
  宜侯夨簋现藏于中国博物馆。

6、史墙盘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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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墙盘是西周微氏家族中一个名叫“墙”的人,为纪念祖先而作的铜盘。因为“墙”做过史官,所以又称为“史墙”。盘是盥洗具,相当于脸盘。流行于商代至战国时期。器型一直到今天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西周时期的盘一般有双耳,圈足或者在圈足下再加三个小足祭祀和眼宴饮时常与匜配合使用:用匜浇水洗手,用盘在下面承接。
  史墙盘是西周铜器,1976年出土于陕西扶风(今宝鸡市扶风县)。盘型巨大,制造精良,整体通高16.2cm、口径47.3cm、深8 .6cm。盘腹外附双耳,腹和圈足分别饰凤纹和兽体卷曲纹,雷纹填地,圈足有折边。腹部垂冠分尾凤鸟纹中的凤鸟有长而华丽的鸟冠,鸟尾逶迤的长度,为鸟体的二至三倍,延长部分与鸟体分离,凤鸟纹在当时象征着吉祥,是西周时期最为流行而且最富时代特征的纹饰。
  史墙盘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因为底部铸有铭文284字,是建国后发现的铜器铭文最长的一篇。铭文首先追述了列王的事迹,历数周代文武、成康、昭穆各王,并叙当世天子的文功武德。铭文接着叙述自己祖先的功德,从高祖甲微、烈祖、乙祖、亚祖祖辛、文考乙公到史墙。颂扬祖先功德,祈求先祖庇佑,是典型的追孝式铭文。
  墙盘所记述的周王政绩与司马迁的《史记•周本纪》中的内容非常吻合。关于微氏家族发展史部分的内容则并不曾见于现在已知的文献,填补了西周国史微子家族的一段空白,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释文为:曰古文王,初和于政,上帝降懿德大,匍有上下,受万邦。圉武王,遹征四方,达殷,民永,不巩狄虘,伐尸童。宪圣成王,右刚,用肇彻周邦。康王,兮尹。宖鲁邵王,广楚荆。隹南行。穆王,井帅宇诲。宁天子,天子文武长刺,天子无匄。祁上下,亟慕,吴亡臭。上帝司夒,尣保受天子令,厚福丰年,方亡不窋见。青幽高且,才霝处。武王既殷,史刺且乃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于周卑处。乙且,匹氒辟,远猷心子。明亚且且辛,毓子孙,多孷,角光,义其祀。文考乙公,屯无誎,农啬戉隹辟。孝史,夙夜不窋,其日蔑。弗敢抯,对扬天子丕显休令,用乍宝彝。刺且文考,弋受尔。福褱录,黄耇弥生,龛事氒辟,其万年永宝用。(据李学勤先生释文对照整理)
  现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7、毛公鼎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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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周作品,郭沫若定为周后期宣王时器。清道光末年出土,于咸丰二年(1852)由古董商苏亿年收购,现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
  鼎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圆形,口沿上有厚实高大的双耳,深腹外鼓,腹如半球形,足呈马蹄形,口沿饰环带状的重环纹,颈部的两道凸弦纹之间亦饰以精美的重环纹,造型端庄稳重。
  毛公鼎最大的文物价值是内壁铸铭文32行,长达499字,是我国迄今出土的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铭文记载了周宣王告诫及赏赐大臣毛公的策名辞,以及毛公铸鼎的缘由,其大意是:
  为了中兴周室,革除积弊,周王策命重臣毛公要忠心佐王辅国,不可横征暴敛,壅塞民意,绝不能重蹈先臣违诺王命,官纪不饬,酗酒无度,而遭丧国之祸的覆辙;毛公感恩周王所委之重任以及所赐之酒食、舆服、奴隶、兵器、玉饰、仪仗等丰厚的赏赐而铸鼎纪事,子子孙孙永宝永享,它对研究中国冶金史、文字史和西周史等均有重要价值,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郭沫若称赞它“抵得一篇尚书” 。
  毛公鼎的铭文也是西周晚期金文的典范之作,表现出上古书法的典型风范和一种理性的审美趋尚,笔法圆润精严,线条浑凝拙朴,用笔以中锋裹毫为主。在具体操作中应是逆锋而入,抽掣而行,提笔中含,锋在画中而至于收笔;其收笔未必笔笔中锋,只是轻按笔锋停止即可,即所谓“平出之法”, 为后人提供了很好的临摹模版。其笔意圆劲茂隽,结体方长,体势显示出大篆书体高度成熟的结字风貌,瘦劲修长,奇逸飞动,气象浑穆,不促不懈,仪态万千。章法纵横宽松疏朗,错落有致顺乎自然而无做作,呈现出一派天真烂漫的艺术意趣。通过《毛公鼎》文字书写的完美布局,表现出西周晚期的文字书写形成了具有纯熟书写技巧和表现手法的形式和规律。
  毛公鼎出土后经历的沧桑,又是一部中国现代史:
  关于它的出土情况,据学者贺世明先生考证,是于清道光年间(1851),是由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挖出来的。古董商闻讯前来看货,当即以白银300两购得。但当把鼎运至村南时,被村民董治官拦下,说这鼎位于他和董春生两家相交的地界上,他也有一份,买卖没有做成。古董商回到县上,便出资贿赂了县知事,董治官被抓投入监狱,罪名有两条:一是私藏国宝,二是取名“治官”,乃犯上作乱,当堂命令他改名为“治策”,把他用铁链吊拷了一个多月,迫令招供藏鼎何处,然后派武装人员去藏处取出运往县衙。然后被这个古董商即出重金悄悄买走。此后,毛公鼎辗转落入西安古董商苏亿年之手,他向北京的著名金石学家兼收藏家陈介祺发函告知,陈接信后马上汇来白银100两,言明以50两作为货款,50两作为运费,让苏雇车专程送来。陈见此宝鼎价值超出他的预想,极为高兴,又赏苏白银1000两,把此鼎锁藏于秘室,他经过深入研究,写出了铭文考释文章和题记。
  毛公鼎入陈家之后的近百年间又屡经变故。陈介祺病故后,陈氏后人把毛公鼎卖给清末重臣端方。辛亥革命爆发后端方被革命军所杀,家道中落,端方之妾将毛公鼎典押给天津华俄道胜银行,银行听人说这鼎是假的,就派人前往陈介祺的家乡山东潍县调查,找到陈介祺铸造的仿制品两相比较,方才断定端方家中的毛公鼎确系原物,准于典押付款,将此鼎入库秘存。
  经过这样一番曲折,毛公鼎引起了外国人的注意。英国记者辛浦森,欲出美金5万元向端家求购,美国人福开森积极从中说合。但由于当时的5万美元仅合4万块银元,端家嫌开价低没有出手。同时,社会舆论也纷纷认为此系国宝,反对端家卖给外国人。爱国人士竭力护宝。至1926年前后,北平大陆银行总经理谈荔孙认为国宝放在外国银行不妥,向端家表示愿以较低利息质押毛公鼎于大陆银行,端家表示同意,由谈荔孙代办向天津华俄道胜银行赎出,改存大陆银行。不久,北平大收藏家、国学馆馆长叶恭绰与郑洪年、冯恕合股集资买下毛公鼎。1930年,郑洪年、冯恕二人分让,毛公鼎遂归叶恭绰一人所有,但仍存于大陆银行,后来叶迁居上海,毛公鼎也一同转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叶恭绰匆匆避往香港,毛公鼎及叶之收藏书画未能带走。叶在上海之妾潘氏意欲侵吞叶在沪之家产,打起了官司。1940年,叶恭绰致电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授的侄子叶公超,让他赴上海代为主持讼事。叶公超途经香港时,叶恭绰嘱咐其侄:“美国人和日本人两次出高价购买毛公鼎,我都没有答应。现在我把毛公鼎托付给你,不得变卖,不得典质,更不能让它出国。有朝一日,可以献给国家”。当叶公超到上海应诉之时,潘氏已向日本宪兵队密告叶宅有国宝毛公鼎及珍贵字画,日本宪兵队当即前去搜查。万幸的是先搜出一些字画,接着搜出两支自卫手枪,日本宪兵注意力转移,对查找毛公鼎之事有所疏忽,而毛公鼎当时就藏在叶恭绰的床下,竟未被发现,但叶公超却因手枪被查出以间谍罪被捕,投入牢狱达49天,多次遭鞭打、水刑,但叶公超坚不吐实。后为脱身之计,密嘱家人铸造假鼎交出,并由其兄叶子刚以重金具结作保才得释放,但仍受监视。后来叶公超终于在1941年密携毛公鼎逃往香港,将国宝完好无损地奉还给叔父叶恭绰。
  不久香港被日军攻占,叶恭绰不得已又携带毛公鼎辗转返回上海,后因患病,经济困顿,万般无奈之下将毛公鼎典押银行,后为巨商陈永仁得悉,出资赎出。
  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永仁将毛公鼎捐献国家。1946年春毛公鼎由上海运至南京,由中央博物馆收藏。后为庆祝蒋介石60寿辰,由中央研究院和教育部于1946年10月联合举办“文物还都展览”一个月,毛公鼎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展品之一。  
  1948年大陆解放前夕,南京故宫博物院将所藏珍贵文物迁运台湾,毛公鼎亦在其中,后由新成立的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附:毛公鼎原文(经过断句):

王若曰:“父歆,丕显文武,皇天引厌劂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率怀不廷方亡不觐于文武耿光。唯天将集厥命,亦唯先正略又劂辟,属谨大命,肆皇天亡,临保我有周,丕巩先王配命,畏天疾威,司余小子弗,邦将曷吉?迹迹四方,大从丕静。呜呼!惧作小子溷湛于艰,永巩先王”。
  王曰:“父歆,余唯肇经先王命,命汝辥我邦,我家内外,憃于小大政,甹朕立,虩许上下若否。宁四方死母童,祭一人才立,引唯乃智,余非庸又昏,汝母敢妄宁,虔夙夕,惠我一人,拥我邦小大猷,毋折缄,告余先毛公鼎铭文拓版王若德,用印邵皇天,緟恪大命,康能四国,俗我弗作先王忧”。
  王曰:“父歆,余之庶出,入事于外,专命专政,蓺小大楚赋,无唯正闻,引其唯王智,乃唯是丧我国,历自今,出入专命于外,厥非先告歆,父歆舍命,母又敢专命于外。 王曰:父歆,今余唯緟先王命,命汝亟一方,弘我邦我家,毋顀于政,勿雝建庶口。母敢龏槖,龏槖乃侮鳏寡,善效乃友正,母敢湛于酒,汝母敢坠在乃服,恪夙夕,敬念王畏不赐。女母弗帅用先王作明刑,俗女弗以乃辟圅于囏”。
  王曰:“父歆,已曰及兹卿事寮,大史寮,于父即君,命女摄司公族,雩三有司,小子,师氏,虎臣雩朕亵事,以乃族干吾王身,取专卅寽,赐汝秬鬯一卣,裸圭瓒宝,朱市,悤黄,玉环,玉瑹金车,绎较,朱嚣弘斩,虎冟熏裹,右厄,画鞴,画輴,金甬,错衡,金童,金豙,涑燢,金簟笰,鱼箙,马四匹,攸勒,金口,金膺,朱旗二铃,易汝兹关,用岁于政,毛公对歆天子皇休,用作尊鼎,子子孙孙永宝用”。

  译文
  周王说:“父皇啊!伟大英明的文王和武王,皇天很满意他们的德行,让我们周国匹配他,我们衷心地接受了皇天的伟大命令。循抚怀柔了那些不来朝聘的方国,他们没有不在文王、武王的光辉润泽之中的。这样,老天爷就收回了殷的命令而给了我们周国。这也是先辈大臣们辅助他们的主君,勤恳奉天大命的结果。所以皇天不懈,监护着我们周国,大大巩固了降给先王的匹配命令。但是严肃的上天突然发出威怒,嗣后的我虽没来得及领略天威,却知道对国家是不吉利的。扰扰四方,很不安宁。唉!我真害怕沉溺在艰难之中,永远给先王带来忧惧。”
  周王说:“父皇啊!我严正地遵守先王的命令,命令你(毛公)治理我们国家和我们家族的里里外外,操心大大小小的政事。屏卫我的王位,协调上下关系,考绩四方官吏,始终不使我的王位动摇。这需要发挥你的智慧。我并不是那么平庸而昏聩的,你也不能怠忽苟安,虔诚地时刻地惠助于我,维护我们国家大大小小的谋划,不要闭口不说话。经常告诉我先王的美德,以便我能符合天意,继续勉力保持大命,使四方诸国康强安定,使我不造成先王的担忧!
  周王说:“父皇啊!现在我重申先王的命令,命令你(毛公)做一方的政治楷模,光大我们的国家和家族。不要荒怠政事,不要壅塞庶民,不要让官吏中饱私囊,不要欺负鳏公寡妇。好好教导你的僚属,不能酗酒。你不能从你的职位上坠落下来,时刻勉力啊!恭恭敬敬地记住守业不易的遗训。你不能不以先王所树立的典型为表率,你不要让你的君主陷入困难境地!”
  周王说:“父皇啊!我已对这些卿事僚、太史僚说过,叫他们归你(毛公)管束。还命令你兼管公族和三有司、小子、师氏、虎臣,以及我的一切官吏。你率领你的族属捍卫我。取资三十寽,赐你香酒一坛、裸祭用的圭瓒宝器、红色蔽膝加青色横带、玉环、玉笏、金车、有纹饰的蔽较、红皮制成的鞃和艰、虎纹车盖绛色里子、轭头、蒙饰车厢前面栏杆的画缚、铜车辔、错纹衡饰、金踵、金秜、金蕈席、鱼皮箭袋、四匹马、镳和络、金马冠、金缨索、红旗二杆。赐你这些器物,以便你用来岁祭和征伐。”毛公为了报答天子的辉煌美德,因而铸造了一个宝鼎子子孙孙永远宝用。

8、散氏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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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氏盘及盘内铭文

  散氏盘又称夨人盘,因铭文中有“散氏”字样而得名。西周晚期厉王时代作品。清乾隆初年出土于陕西凤翔(今宝鸡市凤翔县) 与毛公鼎、大盂鼎、虢季子盘并称四大国宝,为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散氏盘的造形、纹饰均呈现西周晚期青铜器简约端正的风格。盘高20.6厘米,口径54.6厘米,盘底直径41.4厘米,重21.312公斤。圆形,浅腹,双附耳,高圈足。腹饰夔纹,间以三浮雕兽首,高圈足上饰兽面纹。铭文的字与字间隐约可见阳文直线界栏,是典型西周晚期铭文的风格。
  散氏盘最大的文物价值亦在铭文。散氏盘的铭文共三百五十七字,全篇记载西周时,散、矢两国土地纠纷的事。散国约位于陕西宝鸡凤翔一带,西北方与夨国为邻。由铭文内的人物推知,此盘的铸作年代约在西周厉王时期。大意是说:矢国侵略散国,后来议和。和议之时,矢国派出官员十五人来交割田地及田器,散国则派官员十人来接收,于是双方聚集一堂,协议订约,并由矢国官员对散人起誓,守约不爽。矢人将交于散人的田地绘制成图,在周王派来的史正仲农监交下,成为矢、散两国的正式券约,铸铭于盘,于是这件盥洗用具也就成了邦国重器。也就成了研究西周土地制度的唯一实证史料。
  从书法方面来看,“散氏盘铭文”作为西周时期粗犷遒劲的金文书法,与 <毛公鼎> ,《大盂鼎》并称为金文瑰宝。其笔法乃圆笔钝笔交叉使用,但圆而不弱,钝而不滞,是《散氏盘铭文》在技巧上的着重点。在体势上,字型结构避让有趣而不失于轻佻,多变但又不忸怩造作,珠玑罗列,锦绣横陈,在极粗质中见出极精到,这是《散氏盘铭文》的魅力所在。
  其最大审美特征在于一个“拙”字,拙朴、拙实、拙厚、拙劲,线条的厚实与短锋形态,表现出一种斑驳陆离、浑然天成的美。但字形构架并非是固定不变、呆板生硬的。它的活气跃然纸上,但却自然浑成。特别是在经过铸冶、捶拓之后,许多长短线条之间,不再呈现对称、均匀、排比的规则,却展现出种种不规则的趣味来。
  散氏盘出土后的经历又是让人感慨不已:
  据清朝张廷济所著之 《清仪阁题跋》 等资料,散氏盘于清康熙年间于陕西凤翔出土后,经多人收藏之后,于嘉庆十五年,为湖南巡抚阿林保从江南的一位盐商手中买得。这年冬,嘉庆皇帝颙琰50岁的生日,阿林保将散氏盘敬献给皇上做寿礼。经由内务府著名金石学家阮元鉴定为西周时期物品,并制作铭文拓片,收藏于内务府库房。嘉庆皇帝不像乾隆皇帝那样酷爱古玩字画和美玉。散氏盘入贡内府,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六朝,久藏禁中。因时间太久,六朝皇帝谁也不去鉴赏,以致无人知晓它收藏在什么地方。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时,传闻散氏盘在英法联军入侵圆明园时被烧毁,并多年不见踪迹。直到民国十三年(1924),溥仪出宫前,时任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的马衡在清查故宫物品的时候询问过原内务府人员,从养心殿陈设的核查中发现了散氏盘。内务府又提供了散氏盘的原拓本,用拓本对照原物完全相符。确定该盘是散氏盘原件,烧毁一说纯属传闻。1933年日军侵占华北时,散氏盘随文物南迁离开故宫,又经过抗战期间大西南一番辗转,1948年大陆解放前夕,南京故宫博物院将所藏珍贵文物迁运台湾,散氏盘亦在其中,现于故宫博物院收藏。

9、虢季子白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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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虢”是西周时期的一个诸侯国,位于今河南省三门峡附近。“季”是中国古代对兄弟排行的一种称谓,是兄弟排行最小的。“子白”则是这位虢国排行最小的公子名字。此盘为西周宣王时作品。清道光年间(1820——1850)出土。
  虢季子白盘与毛公鼎、大盂鼎、司母戊鼎并称四大国宝,为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虢季子白盘体形硕大,长137.2厘米,宽:86.5厘米,高:39.5厘米,重215.3千克。盘呈长方形,四角为圆弧状,腹下敛,平底,有四个曲尺形的足,口大底小,略呈放射形,使器物避免了粗笨感。铜盘四壁外侧通体铸有花纹,上部为窃曲纹,下部为环带纹,整体纹饰十分精美,又不失敦厚大方、庄重肃穆的西周神韵。在铜盘两侧,还各有两个向外突出的兽首衔环,环上的花纹呈绳索状。这说明,当年要挪动这个铜盘,必须要套上绳索,由七八个壮汉一起用力才行。
  虢季子白盘之所以珍贵,不仅在于它的形制,盘内底部正中铸刻的111字铭文。据有关专家考证,虢季子白在西周的历史上是一位赫赫有名的贵族,他曾多次带兵出征,以骁勇善战著称。西周宣王十二年(公元前815),虢季氏子白受周天子命,率军战胜玁狁(xian yun) 荣立战功,周王为其设宴庆功,并赐弓马之物,虢季子白因而作此盘以为纪念。铜盘内的111字铭文就是对是对战功与赏赐的记录。成为研究西周历史,以及北方各民族关系的重要史料。铭文如下:
  佳(唯)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乍(作)宝盘。不(丕)显子白,壮武于戎工,经维四方。搏伐玁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桓桓子白,献馘于王。王孔加子白义(仪)。王各(格)周庙宣榭,爰乡(飨)。王曰:“白父,孔显又(有)光。”王赐乘马,是用左(佐);;赐用弓,彤矢其央;赐用戉(钺),用政(征)蛮方。子子孙孙,万年无疆。
  铭文的大致意思是:在西周宣王时期,北方的猃狁族入侵,虢季子白在对猃狁族的一次战斗中,杀敌五百余人,俘虏五十人。战斗结束后,子白将俘获的敌人左耳献于周王,周王设宴款待子白,并赏赐子白马匹、武器等物。最后祝愿子孙绵长,万寿无疆!
  这篇铭文记载西周中叶对北方少数民族的一次征战,在西周历史以及北方各民族关系上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与《宜侯大簋》、《毛公鼎》《史墙盘》、《散氏盘》上的铭文相比,更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以为盘上的铭文是用韵文写成,通篇用韵,而且多是四言句式,是一篇简洁优美、富有韵律和节奏感的散文诗。因而被后人赞为青铜器上的“史诗”,众所周知,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诗经》,多是四言句式,而此盘铭文写作手法与《诗经》极为相似,而它的写作时间可要比《诗经》早二、三百年,而且是件实物。而原本《诗经>,早被秦始皇焚掉。
  另外,更值一提的是,虢季子白盘上铭文的书法,也是西周金文中的极品。在中国书法史上,西周时期出现了几个著名的盘类铭文,如《虢季子白盘铭文》、《史墙盘铭文》、《散氏盘铭文》等。这些铭文的书法颇具新意,用笔谨饬、一笔不苟,圆转周到,很有情致,堪称先秦书法之典范,对后世的影响极其深远。其中又以《虢季子白盘铭文》的价值较高。虢季子白盘上的金文排列方式和字形处理有别于其他西周铭文:《虢季子白盘》铭文用笔雄迈稳健,布势疏阔从容,字形大小和谐,体势优美,匀整统一,气韵相贯,博大涵容。它最吸引人的是疏朗的章法布局,在行列整齐的大章法中,各字各就各位,并在极力拉开距离和保持独特姿态中取得了单字相对独立的美。盘中的单字结体在整个西周是最为独特的,这种独特性表现在中宫的收紧以及体势的俯仰各异。而这种单字的独立的美感在整个铭文篇章中却完全是和谐的。这样的疏阔的章法和精美的结字很难让我们不联想到五代杨凝式的《韭花帖》。当然,杨凝式是不可能见过《虢季子白盘》的,但是相隔千年的书写者,使用两种完全不同的字体,却是在相同的审美情趣驱使下完成了他们的艺术杰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单字的中敛外肆和字距的疏朗开阔是有一种互相促进而生的关系的,字外空间因而被最大限度地放大,这给我们在章法处理的时候提供和一个非常宝贵的参照。可以说,虢季子白盘是西周晚期乃至整个两周金文书法作品中最值得咀嚼和回味的一件。
  最后,其出土和经历也和司母戊鼎、散氏盘、毛公鼎、浑源牺尊的遭遇一样,是一部令人感慨不已的中国现代史:
  同治三年(1864年)4月, 时任直隶提督的淮军将领刘铭传攻下常州后,驻扎在曾为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的王府中。一天午夜,万籁俱寂之中突然传来悦耳的金属叩击声。刘铭传秉烛寻音,转到马厩之内,听到马笼头的铁环碰击马槽时发出清脆的金属声,他拨开草料一看,原来马槽竟是个大铜盘,盘底还刻着字。刘铭传经询知道这就是有名的“虢季子白盘”,非常兴奋,赶忙派亲信将此盘送回安徽老家肥西刘老庄。刘铭传极为珍惜此盘,专门为此建一座精致的亭子储藏此盘,名之曰“盘亭”。盘亭轻易不开启。偶尔开启,仅拓片数张,分赠密友。能睹其实物者极少,连光绪的老师翁同龢也难得一见。此后几十年,此盘一直保存在刘家。北洋军阀时,刘镇华曾去搜索此盘未遂。抗日战争期间,合肥沦陷,日寇又去索取。刘家后人只得深埋地下一丈多深,,然后拒加迁往他乡才躲过了战乱。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安徽省主席李品仙曾派人武力胁迫刘家后人索取此,迫使刘铭传盘四世孙刘肃又远避他乡。更有甚者,李品仙亲信合肥县长隆武功竟把县政府设于刘府。为寻找虢季子白盘,竟撬开所有地板,掘土三尺。新中国成立后,刘肃主动提出将铜盘献给国家,国家当即奖给他大米五千斤。1949年12月,这只铜盘被送到了北京,后来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

10、《石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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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国刻石。唐代发现于陕西凤翔。石鼓共有十枚,高约二尺,径约三尺,形似鼓状。这十只鼓分别是:
  1、《马荐》,高一尺六寸,围六尺八寸。颂秦非子事迹鼓。实最小、最矮。
  2、《汧殹》,高二尺一寸,围六尺三寸。颂秦襄公事迹鼓。
  3、《霝雨》,高二尺一寸,围六尺八寸。颂秦文公事迹鼓。
  4、《虞人》,高二尺一寸,围六尺三寸。颂秦穆公事迹鼓。
  5、《作原》,残高一尺五寸,围六尺八寸。颂秦孝公事迹鼓。
  6、《銮车》,高二尺,围七尺三寸。颂秦孝公事迹鼓。
  7、《田车》,高一尺八寸,围六尺四寸。颂秦惠文王事迹鼓。
  8、《而师》,高二尺二寸,围六尺七寸。颂秦惠文王与武王事迹鼓。
  9、《吾车》,高一尺七寸,围六尺六寸。颂秦昭襄王事迹鼓。
  10、《吾水》,高二尺九寸,围七尺八寸。颂始皇帝事迹鼓。实最大。最高。
  石鼓文的内容,最早被认为是记叙周宣王出猎的场面,故又称”猎碣”。自宋代郑樵开始,认为是秦代物品,清末震钧断石鼓为秦文公时物,民国马衡断为秦穆公时物,今人郭沫若断为秦襄公时物,刘星、刘牧则考证石鼓为秦始皇时代作品。
  石鼓刻石文字多残,北宋欧阳修录时存四百六十五字,明代范氏《天一阁》藏本仅四百六十二字,而今已一字无存。
  《石鼓文》在书法史上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它的字体是典型的秦国书风,并对后来秦朝小篆的出现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其本身的艺术成就也很高,其书法字体多取长方形,体势整肃,端庄凝重,笔力稳健,石与形,诗与字浑然一体,充满古朴雄浑之美。石鼓文的字体,上承西周金文,下启秦代小篆,从书法上看,石鼓文上承《秦公簋》(春秋中期的青铜器,铭文盖十行,器五行,计121字。其书为石鼓、秦篆的先声,字行方正、大方。横竖折笔之处,圆中寓方,转折处竖画内收而下行时逐步向下舒展。其势风骨嶙峋又楚楚风致,确有秦朝那股强悍的霸主气势。然而更趋于方正丰厚,用笔起止均为藏锋,圆融浑劲,结体促长伸短,匀称适中。古茂雄秀,冠绝古今。石鼓文是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由大篆向小篆衍变而又尚未定型的过渡性字体。
  石鼓文被历代书家视为习篆书的重要范本,故有“书家第一法则”之称誉。石鼓文对书坛的影响以清代最盛,如著名篆书家杨沂孙、吴昌硕就是主要得力于石鼓文而形成自家风格的。流传石鼓文最著名的拓本,有明代安国藏的《先锋》、《中权》、《后劲》等北宋拓本,现在日本。
  原石现藏故宫博物院石鼓馆。

11、《泰山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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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始皇巡狩时,刻石泰山顶,是泰山最早的刻石。前半部系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东巡泰山时所刻;后半部为秦二世胡亥即位第一年(前209年)刻制。刻石四面广狭不等。两刻辞相传为李斯手笔,书法严谨浑厚,平稳端宁;字形公正匀称,修长宛转;线条圆健似铁,愈圆愈方;结构左右对称,横平竖直,外拙内巧,疏密适宜。是秦篆正宗,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泰山刻石的断石于明代出土,残存篆书二十九字,释文为“臣斯臣去疾御史大臣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清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毁于火嘉庆二十年(1815),泰安旧尹蒋因培带领同邑柴兰皋在山顶玉女池中搜得残石2块,尚存10个字,遂将残碑嵌于岱顶东岳庙壁上。清道光十二年(1832),东岳庙墙坍塌,泰安知县徐宗干“亟索残石于瓦砾中”,嘱道人刘传业将残石移到山下,嵌置在岱庙碑墙内,并写跋记其经过。光绪十六年(1890),石被盗,县令毛大索十日,得石于城北门桥下,后重置于岱庙院内。宣统二年(1910)知县俞庆澜为防刻石遭风雨剥蚀,在岱庙环咏亭造石屋一所,将秦泰山刻石及徐宗干的跋和自己写的序共3石嵌于石屋内,周围加铁栅栏保护。 1928年迁于岱庙东御座内,修筑一座门式碑龛,将以上3石垒砌其中。

12、《琅玡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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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最早的刻石之一,在今山东胶南琅琊台。刻石通高4.8米, 上宽 0.76米,下宽2米,东、南、西三面环刻,分秦始皇《颂诗》和二世《诏书》两部分。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于公元前219年年巡游东地,登琅琊台时所立。刻石内容是对统一事业的赞颂,具有开国纪功的意义。秦二世东行郡县时又在始皇所立刻石旁刻其诏书和大臣从者名。全文载《史记•秦始皇帝本纪》。因历年久远,现仅存13行,八十六字。刻文据传为李斯所书,用笔劲秀圆健,结体严谨工稳, 琅琊刻石是秦代小篆的代表作,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琅琊刻石历经风雨剥蚀,至宋代已所剩无几、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苏轼作《书琅琊篆后》,记其登琅琊台所见:“今颂诗亡矣, 其从臣姓名仅有存者,而二世诏书具在”。琅琊刻石在清乾隆时已开裂,诸城县知事宫懋让以铁束之。道光中铁束散,石碎,知县毛澄筑亭覆护。光绪二十六年(1900)四月大雷雨中此石散落。1921~1922年王棓佑前后两次在琅琊台搜寻碎石,拼合后移诸城县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移置山东省博物馆。1959年由国家博物馆(原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13、《峄山刻石》

  又称元摹峄山秦篆碑。《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东行郡县,上邹绎山,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刻石呈竖长方形,水成岩石质,四面刻字。碑高1.9米,宽0.48米,四面皆同。正面、左侧面刊刻颂扬秦始皇功绩文字,背面刻秦二世诏书。小篆体,每面5行,共222字:“皇帝立国,惟初在昔,嗣世称王。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戎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廿有六年,上荐高号,孝道显明。既献泰成,乃降专惠,亲巡远方。登于峄山,群臣从者,咸思攸长。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他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着经纪”。“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令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
  该碑刻文今已泐毁37字,尚存185字。左侧面以行书刊刻跋语,记述摹刻经过。原秦峄山篆碑,立于峄山书门。唐《封演闻见记》云:此碑后被北魏太武帝登峄山时推倒。但因李斯小篆盛名遐迩,碑虽倒,慕名前来摹拓的文人墨客、达官显贵仍络绎不绝。当地官民因常疲于奔命送往迎来,便聚薪碑下,将其焚毁,从此不可摹拓。到了唐代,有人叹惜秦碑被毁,便将流传于世的拓片摹刻予枣木板上。因此,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中有“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句。宋代淳化四年(993)郑文宝以南唐徐铉摹本重刻于长安(今存西安碑林),称长安本,其后全国据此翻刻9种之多。今存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篆刻《峄山刻石》、《邹县志•古迹卷》记载甚详:“宋元佑八年(1093年),邹令张文仲于北海王君向获李斯小篆,刻诸厅峄阴堂,迨至元二十九年(1292)县令宋德,乃夏津人也,叹是碑残缺,恐致泯绝,乃命工砻石纂刻于其侧。
  此碑原立于邹县城县衙大堂,民国初年移入孟庙致敬门内,1973年移入启圣殿内保存,现存于邹城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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