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玉大传》: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

《国学与王朝:罗振玉大传》,陈鸿祥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年7月第一版,158.00元

  陈鸿祥先生从事王国维研究积有年所,成就卓然,笔者曾蒙一再惠颁专著如《王国维年谱》《王国维全传》,近日又奉到新作《国学与王朝:罗振玉大传》(以下简称《罗振玉大传》或《大传》)。这是他十年前告知我晚年要全力投入的封笔之作,前后历时十年,终底于成。“大传”之名,始见于复旦前辈朱东润老,不仅为前贤立传,更着意通过人物经历展现出历史和时代的变迁,以气象博大为胜。此《罗振玉大传》皇皇近七十五万字,稽深钩远,文质并茂,立说公允,为罗振玉(雪堂)现有传记中最佳,可在“大传”序列中别张一军。

  前此记述罗振玉(雪堂)生平的史料,最重要者为罗继祖先生《永丰乡人行年录》。继祖先生为雪堂长孙,一生以传雪堂心迹学绩为职志,所记泰半出于雪堂《集蓼编》自述及早年亲历闻见,述事审密,文字隽永(兹后罗琨、张永山《罗振玉评传》多取材于此,唯嫌过于简略)。雪堂自述中事序、年月时有误记,四十年前环境下资料取用也不能尽如人意。《永丰乡人行年录》成书后于1980年代初以内部发行方式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刊行,陈鸿祥先生当时出过大力。鲠翁曾有函致谢。在《大传》之前,雪堂传记数据基本出自“家传”,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史传”。

  雪堂一生行迹交游遍九州,著书满家,张舜徽先生称“近世学人述造之丰,盖未有能过之者也”。但遭学界长期刻意排摈,与他对中国学术的贡献形成巨大的反差。万国鼎、陈梦家两家《中国历史纪年表》,以雪堂《增订纪年编》为蓝本,然而也不特为表出。雪堂卷入政争,时遭政敌攻讦,有种种关于其发迹的离奇传言流出,溥仪回忆录所记大多虚妄不经。《大传》对于其“治生之术”,也暂付阙疑,称“依然有待探讨”(P315)。

  《大传》作者的识见与裁断,条贯于弘微之间。如全书篇幅分配,重心在于早年淮安劬学以至客居海东八年,而晚年事迹学行的记述相对从略,因为雪堂晚年因心力与环境关系,虽仍不辍笔砚,其所撰作不复具有引领学术的锐气,而以补苴旧作为主,以《汉熹平石经残字集录》为“晚岁传古最杰出的业绩”。在事功上,虽一度身居高位,但对于政事民生并无真正影响。

  《大传》揭示了罗氏生平的多项“第一”:《教育世界》为近代中国第一份教育专门杂志;《农学报》为中国有史第一份农学专门杂志;“农学丛刻”为中国近代第一部(套)新编农书;东文学社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日语专门学校;江苏师范学堂为当时国内第一所官办省级师范学校;(雪堂)为兴办中小学堂拟订课程表第一人;(雪堂)为通读卜辞、揭开殷代国史第一人。

  “第一”的揭示,颇不容易,有赖于对古今史实的全盘考察。

  《国学与王朝》的书名,归结雪堂生涯两条主线。雪堂夙以匡济自命,“目标是作杨炎、刘晏、李德裕、张居正”,又以守先待后传古自任,观堂所谓“独以学术为性命,以此古器、古籍为性命所寄之躯体”。雪堂半生修学兴业,晚年才得以“匡济”的机缘,终结了学术的进境。而观堂自张园转入清华园,恰为逆向的抉择。孰得孰失,发人深省。

  《大传》对“雪堂校刊群书”模式的分析,饶有趣味。自编、自印(间或委印)、自发、自售的家庭式作坊,对标最新锐的出版内容,前后历数十年,具见主持者愿力之弘大,应世之练达。观堂逝世之次年,雪堂即以上虞罗氏贻安堂经籍铺名义写本石印《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共四集,亲率子弟罗福葆、福颐,门人关葆谦司校理,写手为仁和沈举清。此四集为后世诸全集之祖本,其中若干古文字字形的勘定,与观堂原本不同,另《国朝金文著录表》经罗福颐增补,他若《两浙古刊本考》,雪堂有径为补入己所新见者。观堂全集有今日面目,与罗氏一族关涉极大。

  作为一部全景式的大传,全书网罗刘鹗、蒋黼、汪康年、张謇、罗福苌、罗庄等相关人物事迹,凡所考述,时有创获。当然重中之重仍为罗王关系。作者秉持良史执笔之前规,不为传主讳,不追随时风,对于罗王早期合作之投洽,晚岁隙末之原委,臧否有征,剖白“买稿”“遗折”二公案之真相,纠弹耳食、臆说,而不作左右袒。若与前此出版的四部陈著观堂传记对读,读者会有更真切的感受。

  陈鸿祥先生对史料下的切实工夫最令人感佩。其中如《王乃誉日记》是近年辑集海内外三地公私所藏影印原稿,对于罗王研究是极重要的一手材料,但卷帙浩大,字迹缭乱,辨识为艰,迄今引用考史者寥寥。而陈先生以八十高龄反复披读,爬梳殆遍,据之考证东文学社开学日期及湖北农务学堂赴任细节,详实确当。其他若《汪康年友朋书札》《郑孝胥日记》《求恕斋友朋书札》及“农会题名录”的引用,均有去蔽发覆之效。

  笔者读《大传》的另一重感受,是当时域外学者伯希和、沙畹等人,尽管身负劫掠文物出境的“原罪”,但在向罗、王等学者提供相关未刊文献的交涉中表现得极其热忱大度。而罗、王在与本国及日本学者交流及传布“秘本”之际,彼此不吝一瓻之借,同样有慷慨的心态。而一个世纪之后,当代学者一方面有各类电子文献的便捷,另一方面在利用国内机构公藏纸本资料时,往往遭遇种种意想之外的困难和周折。相信这种令人不快的对比,在不久的将来完全消失。

  (作者为复旦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王国维先生曾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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