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日伪为何推崇墨子学说

  墨子主张的“兼爱”“非攻”,是对个体生命的无限珍爱,是对国家尊严的高度尊重,是对和平的永久向往,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战争侵略中国,大肆屠杀中国人民,根本就违背了墨家兼爱非攻精神。

  抗战时期曾经出现过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日伪出于维护殖民统治的险恶用心,居然对中国先秦时代的墨子推崇备至。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总的政治目的是灭亡全中国,它使用的武器,既有政治的、军事的,又有经济的、文化的。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日寇以政治进攻为主,配合奴化政策,其目的是要在文化上、思想意识上,使中国人民变为日寇的奴隶,建立日本帝国主义独占的殖民地文化,以最后巩固它在中国的统治。熟知中国历史的日本人,对于能够利用的一切中国文化资源,都会去挖掘利用。

  日伪还利用中国的“王道”思想进行奴化教育,强迫沦陷区人民尊孔、祭孔、读经,实行复古运动。对于墨子这样主张“兼爱”“非攻”的思想家,日本人更是不会忘记利用他的学说加以曲解来为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和“亚洲新秩序”服务,以维持其殖民统治。日伪企图美化侵略,为日寇侵华寻找理由借口,假借墨子的非攻、兼爱与自苦、尚贤,故意混淆是非,目的是要沦陷区人民对外以日本马首是瞻,对内以维持汪伪政府。

  1937年11月淞沪会战结束后,日寇即占领除租界外的上海地区,上海成为孤岛。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日寇开进上海公共租界。上海沦陷后,米价从十几元一石涨到三四百元,带动了物价整体飞涨,上海沦陷区的人们普遍感到生活困窘艰难。1942年3月,《申报》(日军进入上海公共租界后,《申报》完全为日军报道部所控制,后被日本海军委派的汉奸接管)发文告诉囤积者:“你是在直接自杀,间接杀你的子孙,今日社会上多少人感到无以为生,……不要以为今日生活之艰,而我犹能拥巨资,享豪华而沾沾自喜,我人确信今后不以劳力没有生活的,墨子以自苦为极,我人忍着艰苦,我人不应随俗浮沉,我人应以勤奋俭朴求生存,我人应为子孙留生活的余地。”(默然:《告囤积者》,《申报》,1942年3月26日,第7版)

  当月,国立上海大学校长赵正平应“中华民族反英美协会”之邀,在上海电台发表题为“反英美的大道”的广播:“我今天晚上要讲的是‘反英美的大道’。上次我广播过所谓反英美是反英美的帝国主义,并非是反一般的英美人。为什么要反帝国主义? 因为帝国主义就是侵略主义,反帝国主义就是反侵略主义。这种侵略主义,在我们东方文化中,是看不见的,实在我们沐浴过东方文明的人,根本上就毫没有侵略主义的意念。”“我们东方人尤其中国人,非但没有自私自利的国家观念,根本上连近代所谓国家观念也是很平淡的。我们中国人对于国家的平淡,并非是我中国人的落伍,实在是我们中国人的伟大所在,因为在东方文明家师孔老夫子的遗教里,以及孔门弟子如孟子、荀卿以及当时在孔子先后的老子、墨子等大哲人的遗教里,都有一个仁爱等等,以人类为对象的大目标。这种仁爱,并非是以一国为范围,而是以天下为范围,就现在的名词讲,就是以仁爱全人类为对象,而毫没有自私自利的国家意识……”(赵正平:《反英美的大道》,《申报》,1943年3月 17日,第4版)该文抬出墨子,目的是为了攻击当时帮助中国抗战的盟国英美,却将日本帝国主义称为“我盟邦日本”,将日本妄图霸占世界的口号“八纮一宇”称为正义人道,堪称认贼作父。

  随后《申报》又发表文章,利用墨子的利他主义要求个人与社会合作:“杨朱为我: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墨子为他:摩顶放踵而利天下。一样做人,而有如此不同的道理,真叫人难于适从。但是仔细一想,为了‘为我’,便不能不去‘为他’,‘为他’也就是加以‘为我’。‘为我’与‘为他’,这二者虽说是矛盾冲突,同时也处于合作的地位。为着贯彻我们生活的任务,一个也不能偏废的。”“所以必然要学墨子那样地去下番苦工,然后一个可能予取予求的理想之社会才有希望建立起来,而在这实践‘为他’的过程中,也终于完成了那‘为我’的任务。”(章:《为我与为他》,《申报》,1943年6月10日,第5版)这番看似公允的言论,其实是要求沦陷区人民与日伪合作。

  为维持上海的殖民统治,1943年12月,汪伪政府任命张一鹏为“司法行政部部长”,企图整顿上海乱象。翌年1月,日本经济文化间谍吉田东佑就在《申报》发表《论墨子》一文,为张一鹏鼓吹和张目:“中国的封建家族主义,并非现在才有。墨翟在‘尚贤’文中,曾批评当时的政治说:‘亲戚则使之,无故富贵,面目姣好则使之,……是故不能治百人者,使处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处乎万人之官’。这样结果,政治就会陷于‘饥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劳而不得息,乱而不得治’的状态里。墨子是生于周敬王时代的人,就是公历纪元前五百年的人物,但他的话,却好像针对着一九四四年的中国政治所发的讽刺话。现在试观‘饥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的人,在上海一隅究竟有多少呢? ……再来看一下,这个社会中‘劳而不得息,乱而不得治’的人,是如何的汗牛充栋。”“刺激这种社会万恶的经济原因,愈益发挥其凶焰者,就是现代政治的缺陷。消灭这种原因,为安定经济的最好办法,这一点差不多早已成为一种常识了。现代政治的最大缺陷,就是墨子所说的‘亲戚则使之,无故富贵,面目姣好则使之’的封建家族主义,与‘不能治百人者,使处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处乎百人之官’的徇情政治,这一点,在今天简直可以说是公开的秘密。对症下药的办法,就像墨子老早说过的‘古者圣王……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用足了墨子“尚贤”的牌子之后,吉田东佑才露出真实目的:这是汪伪政府第一次实行墨子“尚贤”主张,上海市民“都在迫切地期待着,藉张先生的努力,‘饥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劳而不得息,乱而不得治’的现象,消形灭迹于人间”(吉田东佑著、大鲁译:《论墨子——献给张一鹏先生》,《申报》,1944年1月9日,第2版)。孰料张一鹏当年7月就病故了。

  1944年7月,盟军已在诺曼底登陆,美军又举行塞班岛战役,此时德、日法西斯日暮途穷。《申报》于是又发表社评《积极的创造》,妄图利用墨子的奋斗精神为其“大东亚战争”服务。

  对于日伪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奴化教育的企图,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无情的批判。比如艾思奇1939年4月28日在《新中华报》发表的《五四文化运动在今日的意义》一文中提出:“和五四一样,而且要更进一步地,在我们发扬民族道德及优秀传统的努力中,必须彻底清除一切有害的遗物,一切已经和可能被汉奸日寇所利用的文化传统,必须严格地分别出来。”1944年1月,他又在《群众》周刊第9卷第1期发表《如何接受文化遗产》一文,明确指出:“我们今天要反对侵略,反对专横,在文化上就要反对敌伪的奴化教育以及其他一切奴役和麻痹人民的文化。但千万要注意,敌伪的奴化教育以及其他的奴役和束缚人民的文化措施,正在拼命摘取我们旧时代封建文化中的腐朽东西。要反对奴化教育和一切奴役与麻痹人民的文化,就需要我们用全力去反对那个旧文化的旧体系。”

  在人类的历史文化中,和平的价值具有绝对意义。有学者将中国文化所孕育的和平价值和理想定为东方和平主义,其代表性学派是先秦时期的儒家、墨家和道家。其中墨家属于“行动的和平主义”,不但主张兼爱非攻,而且以实际行动反对侵略战争,因此其和平主义是现实主义的而非空想。墨子不认为战争是人类的自然现象,这一点是中国文化中和平智慧的历史文化根源。墨子以平等博爱为人类实现和平的伦理基础,以个人的行为和责任去制止侵略战争,具有超越时代的永恒价值。

  然而,日本侵略者提倡墨学,完全是基于其一向的实用主义惯性,墨子主张的“兼爱”“非攻”,是对个体生命的无限珍爱,是对国家尊严的高度尊重,是对和平的永久向往,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战争侵略中国,大肆屠杀中国人民,根本就违背了墨家兼爱非攻精神。尚贤亦然,如果所谓的尚贤只是为了更好地维护殖民统治,这样的尚贤也违背了墨子的本意。墨子贵义,后人在分析日伪提倡的墨家思想时,首先要先讲“义”与“不义”,而不可被其欺骗性所蒙蔽。日伪妄图借助墨子维护殖民统治,这个不义的幻想果然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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