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的国学观

  吴宓是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学人。他在1922—1933年间主编《学衡》杂志,践行“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学术宗旨;1925年参与筹办并实际主持清华国学院工作,短短一年间清华国学院从无到有并在中外学界形成了深远的影响力。那么,吴宓对国学的楷定及其内在精神义理的发明,便显得颇为重要。

  如何定义国学,吴宓1925年9月在《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中说,“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此一“学术文化全体”,虽仍指向经史子集的“四部”之学,但吴宓显然有其独特的理解。他在《悼柯凤孙先生》一文中发明道:“经”为形而上的普遍真理。经言理,史述事;理在普遍永久,事属变动偶然,故一部“二十四史”即为经之理的具体实证。子部是个体对“宇宙人生自然全部之观感印象而组织成一系统者”,故其相对于经部真理的普遍性、史部的社会整体性而言,当位居于经史之下。而集部个体性、情感性的属性,使之相较于子部的理智而言,又当在子部之后。由此,吴宓对“四部”之学内在秩序和逻辑的阐发,已然溢出传统学术的视野,而呈现为中西学术会通的观念自觉。他的讲经论理——“万事万物之本原”“普遍永久”之理,实接近于西哲柏拉图的“理念世界”;而他所谓的遍布宇宙间的真实本体,为一切万有之根源的“真如”,又近乎佛教的华严境界。因此,吴宓说中国学术系统的“分类及次序,实含有深远之至理。以普遍之标准(综合中西古今,或超一时一地)评察之,可明其意义及价值”,信可谓也!

  更进一层,传统儒家认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中国学术文化的内在精神又必然寄寓在典型人物身上。所以他说:“中国学术史中之典型人物及伟大作者,必由此系统而产生,亦非遵此系统莫能造成……并包含一种理想与精神,其所希望造成之人物,简言之,为(1)内圣外王,德行兼备;(2)诚意正心修身治国平天下;(3)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4)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此种理想人格,乃中国学术系统应有之产物。而学术系统与理想人格,二者实组合一体,交相为用。惟有此种系统乃能产生如此人格,亦惟有此种人格,乃能证明此系统之成功及其存在之价值。”晚清以降,中国旧有的学术系统正在遭遇重大冲击,这在夙持古典人文传统的吴宓看来,该系统将与其“所造成之理想人物,恐将从此而斩”,这恐怕也是他一再致意“老师宿儒明贤硕学”的深意所在。吴宓盛赞曾国藩为“中国近三百年中值得吾人崇敬之人物”,推誉柯劭忞“中国学术系统人格规范,则更纯乎其纯者也”,深信王国维“实亦恪遵中国学术系统而歆慕该系统所孕育之理想人格者”等,正是他从中国人文精神发扬处的立论。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国的原始儒家本具有鲜明的人文主义取向。作为亲炙美国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的中国弟子,1921年吴宓留学归来后,在新人文主义的统摄下,阐发中国圣贤哲理和文艺美术精神,是其国学观的特殊之处。他解释道:“夫西方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东方有释迦及孔子,皆最精于为人之正道,而其说又在在不谋而合。且此数贤者,皆本经验、重事实,其说至精确,平正而通达。今宜取之而加以变化,施之于今日,用作生人之模范。人皆知所以为人,则物质之弊消,诡辩之事绝,宗教道德之名义虽亡,而功用长在,形式虽破,而精神犹存,此即所谓最精确、最详赡、最新颖之人文主义也。”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人文传统,实是新人文主义思想资源的重要部分之一。吴宓在中国倡导新人文主义,自然也要首先基于儒家立场,进而会通古希腊以降的人文主义统绪以及佛学的精义微言。

  但中国在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进程中,最精于为人之正道的儒学却遭到过激派摧枯拉朽般的攻诋。对此,吴宓强调要一方面发掘中国人文传统中恒在的精神价值和现代意义,一方面吸纳融合异质文化中的合理成分,进而推进中国文化的生新与创造。他说:“孔孟之人文主义,原系吾国道德学术之根本,今取以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下之学说相比较,融会贯通,撷精取粹,再加以西洋历代名儒巨子之所论述,熔铸一炉,以为吾国新社会群治之基……所谓造成新文化融合东西两大文明之奇功,或可企致。”吴宓之所以具有历史的、开放的人文视野,是因为他坚信中西方在道德、心性、论理、治道等方面均是建立在同而不异的人文基础之上。

  吴宓国学研究的现实旨向,意在求“历史的综合与中心学说之造成”。1926年1月,吴宓在清华《研究院发展计划意见书》中指出今日国学研究的两重目标:第一重是对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运用现代学术理念、方法进行整理综合,并从中发明中国经史文艺特有的精神和价值;第二重是在人文主义的视域下,立足现代中国,以儒家学说为根本,秉持对中西方道德伦理趋同的人文确信,折中调和,斟酌去取,尝试建构起一套具有普适价值的道德、社会和人生的新秩序。这也是吴宓欲“造成一中心之学说,以定国是”和对全世界迷乱纷争或有所贡献的具体所指。为此,他一再说:“将来世界文化必为融合众流,而中国文化之特质,厥为纳理想于实际之中之中道。吾侪就此发扬光大,使中国文化得有以贡献于世界,是为吾侪之真正职责,亦不朽之盛业。”

  很显然,吴宓所悬设的国学研究目标,不尽然是中国文化全体的事实,更关键在于事实背后的独特精神,以及其中所蕴含的现代性价值,而这必须建立在国学“高深专题研究”的基础之上。但吴宓的国学观又要求它必然落实到社会实践中,所以他格外强调“教授普通国学”的重要性。吴宓本欲借此“为中国养成通才硕学”“造就正直高明之士”,以转移社会风俗,培植民德民性。他说,这是清华研究院对于国学、对于社会,对于中国前途,所应负有的重大责任。如果说,吴宓两重研究目标是“体”的话,那么对于通才硕学的培养便是“用”了,体用兼备,本末一贯,方是吴宓国学观的完整体现。

  职是之故,吴宓的国学观可综括为:在以儒学为根本的人文主义视野下,在传统向现代转换的历史进程中,因循中国学术系统的本然结构,撷取孔孟往圣之人文精粹,复参照于西洋的道德哲理,综合贯通以求取中国文化之真精神,并进而建构起一套具有普适价值的道德、人生和社会的新秩序。

  (作者:黄彦伟,系河南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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