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学的第四次“结集”

  那是陈寅恪先生笔下“群趋东邻受国史”的时代。日本学者泷川资言于1934年出版《史记会注考证》一书,日本学界视为奇宝,国际汉学界给予高度评价。于是有“《史记》在中国,《史记》研究在日本”一说。这当然是夸张的说法,未必成立。特别是近数十年来,中国学术大踏步前进,在《史记》研究方面的水平早非昔日可比,对于上说,国人更不必放在心上。然而,泷川资言在《史记》研究上取得的成就,《史记会注考证》作为近代以来《史记》研究里程碑之作的地位,也都是不可抹杀的。特别是,考虑到自那以后的八十多年间,中国并没有出现一部同样性质、同样规模宏大、同样富于创见的《史记》研究著作,我们还是不能不感到遗憾乃至汗颜。日前,《史记研究集成》第一批成果面世,中国《史记》学界备感振奋。“《史记》研究在日本”一说终可作古了! 在此,我们刊发安平秋、孙家洲、赵生群、徐卫民4位先生的文章,以为读者介绍这部重要图书。     ——编者

  由赵光勇、袁仲一、吕培成、徐卫民四位先生主编、数十位学者倾注多年心血完成的《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于近日推出。这套皇皇大作的出版,必定对推进“《史记》学”的发展、对拓展《史记》研究空间产生巨大影响,发挥重要作用。

  有幸先睹为快,兹将初读的感悟,略述如下。

  一、体例的“集成”与“创新”

  “《史记》学”在我国的学术史上有独具特色的发展历程。其中的一个特点就是:每隔若干年,就会有汇总诸家研究成果的“集成”之作出现,从而将某个历史阶段的研究精华“凝练”和“结集”到一起,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便利。

  “《史记》学”的第一次“结集”,以著名的“三家注”为其标志。《史记》现存的早期注本,是南朝刘宋时期裴骃的《史记集解》,其次有唐朝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三书原本单行于世,自北宋时被散列于《史记》各篇之下,合称为“《史记》三家注”。这套早期《史记》注释结集之作的“三家注”,致力于相关史事的考订和补正,对《史记》的宗旨、体例等问题,也有探讨,对《史记》的整理与传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史记》学”的第二次“结集”,出现在清代乾嘉年间。以梁玉绳的《史记志疑》(现有中华书局1981年版)影响最大。此书共36卷,是梁玉绳历时20年、五易其稿完成的心血结晶。它对于《史记》研究,不仅在文字上有探本溯源、匡谬正疵之功,而且在探讨史事真相、发掘史学价值方面均有建树。《史记志疑》被认定为乾嘉史学的代表作之一。以考据学而著名的钱大昕推崇它可以与“三家注”并列为四家。此书所归纳的《史记》编写“通例”,得到了学林的高度认可;特别是以史料批判的精神而做“志疑”之说,粱玉绳综合运用多种资料对《史记》的相关记事做出分析,对习见之说提出自己的不同判断,尤其令人敬重其见识卓越;粱玉绳对“三家注”等前人研究《史记》得失所做的讨论,在对比、鉴别的基础上,多有推陈出新的实效。所以,《史记志疑》虽然是粱玉绳的个人之作,但是从本书的内容而言,却无愧于“研究集成”的美誉。

  “《史记》学”的第三次“结集”出现在日本。日本学者泷川资言(1865—1946)编撰的《史记会注考证》一书,于1934年在东京出版,被日本学界视为奇宝。此书传入中国之后,反响评价不一。鲁实先教授于1940年出版了《史记会注考证驳议》,对该书做了严峻批判。日本学者水泽利忠于1957年推出《史记会注考证校补》,针对鲁实先的指责,一一加以补正,纠正泷川资言的讹误,补出引用文献的出处,并增补了部分资料,使得《考证》的体例趋于完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把泷川资言的《考证》、水泽利忠的《考证》汇于一编,很便于读者使用。中国学术界对《考证》的学术价值,有不同层面的肯定与判断。陈直先生曾经说:“泷川《考证》一书,其体例以日本官私所藏各旧写本,钩稽异同作校字。又用日人及我国注释史记者,汇合贯串作考证。在校字方面,将删佚之《正义》,全数补入,在考证方面,采摭众家,搜罗宏富,是其所长也。”(陈直:《史记新证·前言》)

  时光不居,学术日新。《史记》研究在最近几十年间经历了新的发展,带有时代特色的成果不断涌现,堪称蔚为大观。再次“结集”《史记》新旧研究成果以承上启下、开拓来路,成为学术发展的要求。就此而言,“《史记》学”的第四次“结集”之作,应该出现了——这就是《史记研究集成》应该具备的历史定位。也是我拜读《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部分内容之后的感悟。

  如果统计《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所收录的的研究著作总数,必定是一个庞大的数字,编纂者的意图是将古今中外研究成果的精华汇入一书。海量的汇总与收录,意味着编纂者付出了更多的搜集与涉猎功夫,也是此书具备“研究集成”性质的坚实基础。广采学术精华,又以设计合理的框架统摄,使得此书具备了便利于读者的实用价值。

  此书的编写体例安排,可谓匠心独运,在“继承”的基础之上,颇见“创新”。在每篇《本纪》正文之前,首列【题解】,收录古今学人的“点题”总论,可以使读者了解历代学者分析司马迁设置这篇本纪的用心之所在。罗列不避繁复,务在不遗要义。以《五帝本纪》为例,【题记】就收录了始于东汉应劭、止于今人陈蒲清共计26位学者的论断。进入《史记》正文之后,每个“问题点”之所在,分别列出【汇校】【汇注】【汇评】三个部分,对疑难问题分门别类地加以处理,所列注释和评点,无一不是精选之文。特别是其中的【汇注】,诚如《凡例》所言,“所有部分,皆不惮其繁,一一罗列各家之言”,极为便利读者。在正文结束之后,又有《研究综述》和《引用文献及资料》两个部分,各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由以上所述几个部分构成的全书体例,立足于为读者提供尽可能完备的学术信息,提供最有效的使用便利,可谓周备精当。

  二、内容的“兼容”与“开拓”

  所谓内容的“兼容”,主要体现在对不同学术观点的兼采与包容。试举两例为证。一是《五帝本纪》中涉及的上古“圣王”的历史真实性问题,一直是见仁见智的问题,聚讼纷纭,难有定说。对此,编纂者不强加裁断,而是在【汇注】和【汇评】中注意兼采各家的不同观点。既采用顾颉刚等“古史辨派”人物的质疑性论断,也保留有针对性的驳论。司马迁在《五帝本纪》篇末的“赞”中“传疑”而不做明确论断的态度,古代学者也有精到的议论,编纂者也将之收录其中。锺惺曰:“《五帝本纪·赞》不作一了语,其一段传疑不敢自信之意,往往于运笔虚活承转处见之。字字是若存若亡光景,使人读未终而先得之,其引证原委又似历历有据,正其不敢自信处。盖多闻而后能阙疑,多见而后能阙殆也。‘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作史之本;‘择其言尤雅者’是作史之法。一部《史记》,要领尽此矣。”(第492页)真正善于独立思考的读者,阅此数语,就该顿悟研读《史记》、钻研古史必须有通达的学识和眼光,不可过于拘泥。

  第二个例子是《秦始皇本纪》中对秦始皇的评价问题。针对“焚书坑儒”之事,既保留了傅玄严词批评之说:“秦始皇之无道,岂不甚哉,视杀人如杀狗彘。狗彘,仁人用之犹有节,始皇之杀人,触情而已。其不以道如是,而李斯又深刑峻罚,随其指而妄杀人。秦不二世而灭,李斯无遗类。以不道遇人,人亦以不道报之。”也保留了李贽的独特之论:“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是圣是魔,未可轻议。”(俱见第203页)编纂者又以《编者按》的形式,发表对此重大问题的看法:“以思想言论罪列于刑罚,著之法律,这应该说是始皇帝的一大发明……始皇帝将妄言、挟书、诽谤、偶语列入法律,且处以族、弃市等重刑,是极为突出的。”

  《集成》内容的“开拓”,亦所在多有,主要体现在《研究综述》部分。我们不妨以《吕太后本纪》的《研究综述》为例,来体悟编纂者“开拓”学术发展之路的追求。全文分为“概说”“本传的主题是什么”“司马迁为什么给吕太后立本纪”“如何评价诛灭诸吕?”“本篇的艺术手法”“研究新角度”“从《汉书》看《史记》”和“结论”等八个问题。或许其中出现的个别看法还有从容讨论的余地,但是这篇文章确实涵盖了吕太后研究的方方面面。作者提出的如下结论,我是很赞同的:“吕后去世后,围绕着权力中心所展开的斗争,是《吕太后本纪》描述的重心。诛杀诸吕是一场严酷的政治斗争,风云波谲曲折,其文字之张弛有道,人物个性描述之精彩,堪称千古奇文……此本纪成为绝妙好文,读之令人难忘。”(第186页)我今年刚刚出版了一本小书《西汉朝廷“大洗牌”——汉文帝入继大统前后的政治博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许多史料来源于《吕太后本纪》,我对其中一些问题的思考,也和《研究综述》作者有相通之处,由此也就更能体悟作者用力之勤和探求之深。(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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