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林:“勤劳勇敢”的经学依据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形成了自己的思维方式、行为规范和性格特征。关于中国人的性格特征,多年来人们通常以“勤劳勇敢”来概括。美德的名目众多,为何恰恰选用勤劳与勇敢?揆诸儒家经传,这个从文明历程中引申出来的概括语,实有极为深厚的经学依据。

/ 一 /

  勤劳与勇敢相互依存,很难截然分开。不过其间仍然有所差别,在不同人群、不同时期中表现各异,故分别论述。

  《诗经》是中华文明最早成书的经典之一,里面有大量劳动场面的描写,浓缩了广大民众辛勤工作的身影。《国风》中最长的诗是农事诗《七月》,起首“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段描述,说的是周历九月时,妇女们就在为严冬准备粗布衣服,而农夫正月里就在修理农具,二月下地春耕,妻子小孩把饭菜送到田边地头,一片繁忙的景象。以下七段又用平铺直叙的手法,顺着农事活动的季节性,叙述豳地农民一年四季的劳动过程和生活状况。比如,“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农活一桩接一桩,根本没有歇息之时。虽然辛苦,但农夫懂得“人勤地生宝”的道理,对劳动从没有丝毫的抱怨。偶尔也能“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享用汗水换来的佳肴。辛勤工作在他们看来不仅是谋生手段,也是他们的存在方式。《芣苢》是一群妇女采集车前子时随口唱的短歌:“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劳动中一唱三叹,苦中有乐,后人平心静气地咏诵这些诗句,仍能感受到她们劳动中辛勤而欢悦的情感。《伐木》是一首劳动之余宴享亲友故旧的诗歌:“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伐木者从鸟类的“求其友声”,认识到人们密切交往的必要性。“迨我暇矣,饮此湑矣”,说是有空之后,一定要和亲朋好友共饮美酒。劳动成了认识社会的途径,产生的乐趣足以抵消劳碌带来的伤痛。当然,民众出于勤劳的本性,对不劳而获的贵族老爷总是看不惯的,《伐檀》中就有这样的质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

  《尚书》是上古官府重要文献的汇编,反映底层民众生产生活状况的记载不多。提到辛勤工作之事,不少是指君王和官员勤于政务,如《皋陶谟》中称赞帝尧德行时说“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大诰》中周成王对周文王的旧臣说“尔知文王若勤哉”。不过,统治者对于民众的勤劳是高度认同的,甚至认为官员们做事要像农民种地那样勤劳才是正道。如《盘庚》中希望部属“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反之,“惰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大诰》中则感慨“天惟丧殷,若穑夫,予曷敢不终朕亩”。农民努力耕种才有好收成,勤政的道理与之相通。《尚书》中“勤劳”二字连用,一见于《金縢》,是周成王对其叔父周公的称赞:“昔公勤劳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再见于《无逸》,周公在对周成王的告诫中同时提及统治者与劳动者的勤劳:“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周公是周代关键性人物,他本人的“勤劳王家”和他所称赞的农夫“勤劳稼穑”,自然是高尚的美德。后来《史记·楚世家》提到周成王时的宗室,就称为“文、武勤劳之后嗣”。

  《仪礼》《礼记》是礼乐文明方面的经典,依然有反映民众勤奋劳作的记载。《礼记》中的《月令》就是逐月观察天文物候,敬授民时,以农事为中心排列十二个月事务的政令。其中对天子及百官的职事规定得非常具体,既不能春行冬令,也不能冬行春令,否则会遭受天灾人祸。如农历七月,“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命百官始收敛,完堤防,谨壅塞,以备水潦;修宫室,坏墙垣,补城郭”等事项甚多,而且此时行冬令、春令、夏令皆万万不可。这就要求全国上下勤勤恳恳,各项事务不能有丝毫拖拉,当月事情当月了。毫无疑问,农夫是做好“完堤防,谨壅塞”等诸多事务的主力军。

  到《易传》问世,勤劳的价值更为哲学家所升华。在世人的眼中,大概没有比天体“运转混没,未曾休息”那样不舍昼夜、不知劳累的了,《周易·乾卦·象传》因之借天象以发论,表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希望人们像上天不知劳累那样,始终保持自强不息的状态。自强不息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化精神之一,而勤劳是基本点,没有勤劳,其他所有美德和人类理想无从谈起。勤劳由此成为中国人性格的底色,它对于社会的重要性,犹如空气、阳光之于生命一样不可或缺,似乎再也无须多加提及和论证了。

/ 二 /

  勇敢的行为有壮烈的因素,经典中的记载和论述更多。上古时代,人类面临自然界恶劣的生存环境,必须以大无畏的精神去创造适宜民众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众所周知的大禹治水,就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尚书·皋陶谟》中大禹追述起初“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人民在这种局面下根本生活不下去,于是他带领广大民众随山刊木,历经患难,终于“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才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这次治理江河的壮举,后来被孟子看作人类历史上第一件可歌可泣的大事。西周时楚国在南方蛮荒之地的开发,也是困难重重。《春秋左氏传》宣公十二年(前597年)栾武子称,楚国自先代以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意即驾着柴车穿着破衣,在莽莽丛林中披荆斩棘,从豺狼虎豹口中争食,这不可谓不勇敢。而楚人同时还牢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的箴言,则是既勤劳又勇敢,或者说勇敢中包含勤劳了。

  战争中刀枪相对,必须具备勇敢精神。《尚书》中有《甘誓》《汤誓》等多篇讨伐誓词,《诗经》中有《无衣》《东山》等大量出征诗篇,从中似乎可以听到咚咚的战鼓声,见到英武的战士形象。《诗经·六月》写道:“六月栖栖,戎车既饬,四牡骙骙,载是常服。玁狁孔炽,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当国家遭遇侵伐时,战士都充满了英勇的气概。《左传》擅长叙事,有像秦晋崤之战、晋楚城濮之战等大量战争场面的描写,显示了车战时代将士们的骁勇善战。鲁庄公十年(前684年)齐鲁两国在长勺交战,曹刿论战时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分明是对自古以来战士英勇拼杀的经验总结。闵公二年(前660年),狄人灭卫,卫国出嫁于外的许穆夫人临危不惧,吊唁中为卫国提出联齐抗狄的主张,卫人终于得齐桓公之助而复国于楚丘。许穆夫人是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的巾帼不让须眉的典型。

  后来,孔子、孟子谈到勇敢行为,特别强调行为主体的正义性。孔子认为士人要志于道,依仁行事,只有符合仁义标准,死而后已,才是值得称赞的。他有如下名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也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孟子·告子上》)在社会变革之际,这种为正义献身的精神难能可贵,故孔子将其与仁、智并列为最高的德目:“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又说:“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礼记·中庸》)孔孟眼中这种包含价值评判的“勇”,为后世的人们定了基调。汉代史学家司马迁所说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思想境界即与之相合。

  除开面对自然环境和政治斗争的奋不顾身,在生产、科技领域勇于创新,在社会领域勇于变革,也是“勇敢”的题中应有之义。《尚书·盘庚》中说:“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因此,古人对在物质文明发展上勇于创造的人无不极力赞扬。秦汉之际的《世本》中有一个《作篇》,就是对若干古代发明者的集中表彰。社会领域中也是如此。周公制礼作乐,是周初社会制度方面的大变革,其中的宗法制度影响极其深远,《诗》《书》《礼》《易》《春秋》中无不极力推崇。官制专书《周礼》一书晚出,便托名周公所作。过去有人认为儒家学说在社会领域偏于消极、因循守旧,看来并不尽然。正因为古人高度肯定发明创造、勇于变革,《周易》六十四卦中就设有革、鼎二卦,二卦的中心思想为革故鼎新,革卦《彖传》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杂卦传》解释道:“革,去故也;鼎,取新也。”《礼记·大学》也引商汤《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语,希望君子日新其德,与时俱进。勇敢的行为,显然不是仅仅局限于面对敌对势力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之时。

/ 三 /

  以上简略考述可见,周公所言“所其无逸”、孔子所言“杀身成仁”中体现出来的勤劳、勇敢精神,是“周孔之教”的核心内容,在古代经传中的分量极重。勤劳是创造财富的手段,又是普通人皆能具备的美德,虽看起来不大起眼,却因持之以恒而能达到水滴石穿般的功效,故其意义与价值在于它的生成力和坚韧性;勇敢是为社会进步努力奋斗甚至敢于献身的行为,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长期磨砺的结果,往往在社会急需的时刻发挥出飞箭穿石般的突破性作用,故其意义与价值在于它的爆发力和创新性。二者的共同点,是表现方式上最具直观性,而且都采取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充满了阳刚之气,易于结合,总是能为人们所同时具备。因此,“勤劳勇敢”被采用来概括中国人的性格特征,也就顺理成章了。

  考述中不难发现,勤劳与勇敢原本是古代人民早已形成的品质,经典不过是尽力将其刻画出来。然而在这些经典被大力宣扬后,它们得到社会的一致认同,成为民族文化的基因而代代相传,从而形成全民族一脉相承的性格特征。在众多思想家的诠释和杰出人物的指引下,往往在重大的历史转变时期给民族维系和发展注入无限活力。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引导民众认识到“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经过十多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打败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取得反抗法西斯主义的彻底胜利。而今,我们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春节团拜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拥有伟大梦想,更拥有为实现伟大梦想而吃苦耐劳、实干苦干的精神。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脊梁。”他的讲话激情四射,鼓舞着中国人民在新阶段迸发出他们的生成力和爆发力,展示他们的坚韧性和创新性,去完成民族复兴的壮丽事业。这是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迫切需要,也是对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最好礼赞。

  (作者:周国林 系湖北省区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基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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