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裁古锦,史笔著新篇——读《好看的中国文学史》

《好看的中国文学史》(上下册),钱念孙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第一版,98.00元

  演义体章回小说是中国特有文学写作形式,极受大众欢迎。钱念孙先生独辟蹊径,用“演义”形式撰写中国文学史,化艰深为平易,变抽象为形象,大大降低了文学史的阅读难度;同时开拓写作空间,打破历来文学史凝固的呈现范式,为文学史可以有多种写法提供了极富启发性的实例。

  章回演义体由宋元之际的讲史话本发展而来,一般多用来写历史故事,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以及蔡东藩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等等。演义的写法比较自由,可以叙述故事,描绘人物,又可以援引例证,插话评论。这一特点,正符合生动活泼地写作文学史的要求,即不仅介绍中国文学史发展演进的历史进程,而且勾勒出一位位大作家的人生风貌;不仅赏析那脍炙人口的名篇杰作,而且写出它们在创作或流传中的佳话趣闻。

  该书从远古神话开篇,经《诗经》《楚辞》和汉赋、魏晋南北朝诗文,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叙说古典文学数千年之源流衍变,对历代杰出作家、经典作品和重大文学活动都予以论介,既线索清晰,有机完整,又详略得宜,重点突出。这当然是一般文学史都需要达到和力求达到的标准,本书的新颖之处在于,融理论和形象于一体,汇学术和艺术于一炉,写法上自有其鲜明的特色。

  首先,书中注重展示文学史上一系列伟大作家的创作历程和才情风貌。作者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史记》的笔法,强调人在历史上的创造性作用,以浓墨重彩勾勒出一个个血肉丰满、神貌各异的文学家形象,弥补了一般史书纯用抽象思维阐析文学现象之不足,使本书真正成为一部以人为主体的文学史,这是最大的成功之处。

  我国历史上有诸多追求光明理想,但遭逢坎坷的文学家,钱先生写出了他们博大的胸襟、超凡的胆识、卓荦的才华、峥嵘的风骨。对文学家们生活中的种种风流佳话、轶事趣闻,钱先生也多方采用,既从大处落笔,又从小处着墨,使人物形象更为真切动人。《三国演义》的内容,人称“七实三虚”,钱先生在写法上有所借鉴,却绝非向壁虚构。正如他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本书虽名为演义,所叙故事和佳话,尽管在细节、环境、气氛、对话上,有一定程度的点染和补充,却都是以史料为根据的。这些史料,有的见于正史、类书、诗文集,有的见于诗话、词话、野史、杂记,均有案可稽。”“我希望本书在注意演义的生动性和趣味性的同时,又把握住学术的严谨性和科学性,不失为一部信史。”其实这样的写法,除《史记》《三国志》等古代史书外,近现代大量的历史人物评传更是踵事增华,陈寅恪先生皇皇百万言的《柳如是别传》乃典范之一。《柳如是别传》中“有案可稽”的琐闻逸事随处可见,以诗证史、以史释诗,立意在于表彰女主人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对当今学术界的影响至为深广。钱先生用“演义”笔法刻画众多文学家,网罗轶事,渲染细节,与《柳如是别传》中大段大段的诗史互证、演绎推理有所不同,而生动性趣味性则过之,能淋漓尽致地展现杰出作家的才情风貌,发挥学者善于运用史料的专长,极见功力。

  其次,《好看的中国文学史》在写人的同时,并未忽视对其作品的评鉴。书中既从总体上把握某一作家作品的思想内涵和风格特色,又选取其代表性的篇什加以赏析。所采撷者一般都是流传广远的佳作,或是全章,或为片段,对难度较大的诗词、古文,都阐释其创作背景和本事、典故,指明作意,欣赏警句,引导读者步入高妙深微的艺术境界。钱先生注意作家和作品之间的内在联系,善于开掘作品的闪光点,深入浅出,抉其精华,传其神韵;又不时穿插与作家写作相关的趣闻佳话,娓娓而谈,清畅活泼,毫无学院派文章的拘谨板重。不论是评说作家还是鉴赏作品,钱先生都参考了大量文献,既引用古人精当的议论,又采纳近现代学者诸如王国维、夏承焘、唐圭璋、缪钺、钱锺书、钱仲联、叶嘉莹等人的学术观点,广取百家英华,足见视野之宏阔、用力之勤奋。故本书在理论方面亦可谓通贯古今,植根深固,并兼具当代研究的新色彩。

  再次,图文并茂亦是本书的特色。钱先生自幼热爱绘画,受过美术方面严格的专业训练。有此长技,以作者对文意的深切把握,亲笔为《好看的中国文学史》精心绘制了八十多幅插图。图中以传统线描方式塑造众多文学大家的形象,线条简洁明快,传神写影,栩栩如生,与文中的描写珠联璧合,相映生辉。浓郁的诗情,葱茏的画意,令人赏心悦目。

  学术界不少大师级学者都意识到面向大众传播精英文化之重要性,例如钱锺书编写《宋诗选注》,钱仲联编写《宋诗三百首》《清诗三百首》《清词三百首》《近代诗三百首》,注释详明,评鉴精到,内容晓畅易懂,又保持很高的学术水准,受到读者欢迎。《好看的中国文学史》前身是《中国文学史演义》,经过数十年时间考验和广大读者检验,被识者誉为“文史经典”,可说是一座沟通传统与现代、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桥梁。

  行文至此,笔者想起史学大师钱穆先生名著《国史大纲》中关于民族文化的精辟论述:“一民族文化之传统,皆由其民族自身递传数世、数十世、数百世血液所浇灌、精肉所培壅,而始得开此民族文化之花,结此民族文化之果,非可以自外巧取偷窃而得。若不然,自古可以无亡国灭种之祸,而悻生之族、偷存之国,将充塞于天壤间也。”《国史大纲》著于抗战期间,在民族文化生死存亡的关头,钱穆先生发出悲怆的呼号,护持传统,至今读之仍撼人心魄。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屡经浩劫,知识人士创痛尤深,而精魂不死,火种犹存,实有赖于文化底蕴之深厚。今日面临全球化的挑战,当然不是闭关锁国、抱残守缺的时代,但如何继承传统、融化新知,在走向世界的进程中使华夏文明勿丧真元,生生不息,是知识界无数次辩论却尚未解决的重大课题,或主“文化守成”,或倡“全盘西化”,或言“中西互补”,纷争未已。钱念孙先生是学养广博,视野宏通的学者,所著《文学横向发展论》《朱光潜与中西文化》《重建文学空间》皆着重论述东西方文化交流发展的关系,极具前瞻性、战略性眼光;同时又写出《好看的中国文学史》《中国诗歌》等著作,表彰民族文化,可见立足终在乡邦,自有其矗立中流之品格。

  陈寅恪先生说:“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这也是我读钱先生著作最深切的感受。儒道两家之宇宙人生哲学,为吾民族思想、学术之主要根源,历史上已形成博大兼容的体系,今日仍在更新发展之中,并未因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而萎靡不振。钱先生治学善于取精用宏,开拓创新,固非儒道之旧学所限,区区此文,妄为比附而已。谬误之处,敬待钱先生及四方博雅之士批评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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