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学术研究纲领性质的贡献—读《陈寅恪对儒释道三家的“判教”》

  丙申冬日雨夜,再三拜读刘梦溪先生大文《二千年中外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陈寅恪对儒释道三家的“判教”》(《中华读书报》2016年9月14日),令我深切地感受到刘先生对陈寅恪先生佛学思想研究,循流达源,把握要津,悟解昭示二千年中外思想接触之要义,对于解读中国儒释道三学互融之奥秘,感通中国文化核心之精义,具有重要意义。

  刘先生从陈寅恪先生对儒释道三学的“判教”出发,以慧远与鸠摩罗什佛学成就为思想契入点,索解“判教”密码,境域大开,渐入佳境,柳暗花明。先生并以论及东晋竺道生的“顿悟义”提出,而由谢灵运继之而扬其波,论证寅恪先生称此一变迁为“中国思想上之一大变”。此为中国禅宗初始,实为中国佛教文化史上大转折点。此论大有发先人未发之处。

  刘先生指出“儒家非真正之宗教”,是陈寅恪对儒家学说的深度“判教”。刘先生指出,宋代新儒学的特殊贡献是融会儒释道三家,而能自成一统。本来善于吸收他种文化成分是道教的特点,但“此种遗业”被新儒家继承而达致“大成”,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陈寅恪先生说:“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北周卫元嵩撰《齐三教论》七卷,见《旧唐书·肆柒·经籍志下》),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如国家有庆典,则召集三教之学士,讲论于殿廷,是其一例。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283页)故寅老中肯地提出:“凡新儒家之学说,几无不有道教,或与道教有关之佛教为之先导。”(同上,第284页)以至遇到国家的庆典,可以“召集三教之学士,讲论于殿廷”。

  饶有意味的是,中国的儒、释、道三教并不因渊源不同而互相排斥,而是彼此吸收,虽分立而合流。大功臣是儒家学说,由于不是“真正的宗教”,其对佛、道两家的吸纳包容,史迹昭昭,人所共知。以此之故,传统社会的“外服儒风之士可以内宗佛理,或潜修道行,其间并无所冲突”。至新儒学的出现,既是儒家自身的更化与革新,又是“三教合一”的思想范例。为此,刘先生深刻地指出“这在世界宗教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奇观”。儒释道三学是中国文化的根脉,此根脉维系中国文化的慧命所在。这是关系到中国“文化结构”与“文化秩序”的历史流程,以及今后中国文化走向研究的重要之处。刘先生大文为此梳理陈寅恪先生著作的学术精髓,对中国学术研究有着纲领性质的贡献。由此研究中国儒释道三学历史流变,可谓“纲举目张”。深悟此义,便知刘先生此文的重大学术价值,在于昭示“道教之真精神”和“新儒家之旧途径”的深沉意涵。

  刘先生还从个案出发,正本清源,指出经寅恪先生考证陶渊明出身于世奉天师道的溪族,所以没有向新潮流的佛教倾斜,是由于他对道教的自然说“有进一步之创解”,创造了一种“新自然说”(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320页)。魏晋名士阮籍、嵇康等宗奉的是与名教对立的旧自然说,而陶渊明“既无旧自然说形骸物质之滞累,自不致与周孔入世之名教说有所触碍。故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舍释迦而宗天师者也”(陶渊明:《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329页)。我们假若从陶渊明的“外儒而内道”的个案和新儒家思想形成的综合角度出发,由此发散思考,感通佛教入传之后,经过儒道的交融,佛学对中国普及宗教信仰,丰富汉语言的哲学性,营造诗歌文学的意境,完善气功养生的理念,提升书画艺术的美学境界,等等,将获得很多启发。

  刘先生对陈寅恪学术思想研究的卓识真知,阐述精妙,既是贯通陈寅恪先生的整体学术精神要义,又为我们提供了考察中国二千年来与外来文化交融的范例。这不仅仅是值得佛学研究者深入阅读的文本,更是研究中国二千年来儒释道文化交融研究的重要新发现。

  刘先生认为:“儒、释、道三家之在中国,不是束缚人性的枷锁,而是人的精神自由的粘合剂。所以新儒学的孕育与发酵的过程,佛教学说已经自然而然地参与其中了。”这为当下如何面对跨文化的沟通和互融,“对今后我中华未来文化建构和文化建设,亦具有直接的教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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