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兄弟的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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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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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

    1917年对于周氏兄弟来说是关键的一年,他们一个来到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一个决定摆脱沉默,为打破铁屋子而呐喊。这一年对于兄弟二人都是不平凡的,说是人生的转折点也毫不夸张,他们很快联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7年在鲁迅的帮助下,周作人离开老家绍兴来到北京,开始了全新的生活。这一年对于兄弟二人都是不平凡的,说是人生的转折点也毫不夸张,他们很快联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一

  1917年3月7日鲁迅日记有这样的记录:“上午寄二弟信,附旅费六十。”信的内容是通知周作人,他已经被北京大学聘请,即刻北上。1917年初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上任伊始就着手改革,招聘思想先进的新派教授来最高学府任教。鲁迅知道这一情况后连写了几封信,推荐自己的二弟周作人,很快于二月底获得了蔡校长的首肯。蔡元培和周氏兄弟是绍兴同乡,1916年底蔡元培回乡省亲时见过周作人,留下了良好的第一印象。至于和鲁迅则可以说是老朋友了,1912年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建立后,出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就聘请鲁迅来此任职。到1917年鲁迅当公务员已经整整五年了。

  周作人1911年秋从日本回国后,长期在绍兴从事教育工作。家乡虽好,但毕竟地方太小,才能难以施展。周作人精通日文、英文(包括古英文)、古希腊文,对于日本和西方文学都相当熟悉。至于国学,则从小就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此后不断自修,水平与日俱进。

  1917年3月27日晚,周作人离开绍兴北上,于4月1日下午8点到达北京。花了这么长时间,固然是因为要顺路拜访几位亲友,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当时交通不便。周作人的路线是首先从绍兴坐船到曹娥埠,然后坐火车到宁波,再从宁波坐船到上海,路途不长,却要分三段来走。下面的路程同样不轻松,周作人回忆说:“从上海到北京,虽然已是通着火车,却并不是接连着,还要分作三段乘坐。第一段是在上海北站乘车,到南京的下关,称作沪宁铁路,随后渡过长江,从浦口直到天津,是为第二段的津浦铁路,这时还要改乘第三段的京奉铁路,乃能达到北京。到得坐上了浦口列车,这趟旅行才算是大半成功,可以放了心,其实如误了点,在天津换不了车,也仍是有问题。不过那并不算是什么,因为京津近在咫尺,所以觉得已经到了家门口了。”(《知堂回想录·一○六》)如今从绍兴到北京坐高铁可以一气呵成,一百年前则要切割成六段,可谓行路难了。

  到北京后周作人入住绍兴会馆(原称山会邑馆)内鲁迅的寓所——补树书屋。第二天休息了一天,4月3日一早他前往马神庙北京大学拜访蔡元培,但不巧蔡不在学校,又去他家,结果也不在。4月4日一早周作人不去北大,直奔蔡家,但又扑了个空。好在回来时收到了蔡元培的信,说第二天(4月5日)10点前来拜访。蔡元培当时住在东城遂安伯胡同。4月3日周作人在北大没有见到蔡校长,就让车夫拉他去蔡家,但因为蓝青官话说得很不标准,被车夫稀里糊涂地拉到了西城四根柏胡同,走了很多冤枉路,回到寓所时不禁有“昏眩”之感(详见周作人当天的日记)。

  4月5日蔡元培如约来访,老乡终于见面。蔡元培告诉周作人,由于学校已经开学,课程也早已排定,只能让周暂时担任北大预科的国文。这让周作人感到难以接受,因为国文毕竟非其所长,他萌生了在北京玩几天就回老家的想法。4月10日他再到北大准备正式予以回绝,但初次见面的陈独秀、沈尹默等人均劝他留下。11日,周作人接到蔡元培的来信,任命他本学期在北大附设的国史编纂处担任编纂(月薪120元)。周作人接受了这一工作,从16日开始正式上班,每天4小时(上下午各2小时)。国史编纂处本来不属于北大,是北洋政府为了省钱,裁撤国史馆,改归北大接办,除聘请几位历史学家外,另设置编纂员管理外文。周作人的工作是负责收集英文资料,这自然是考虑到他的长项。但据他回忆,“其实图书馆里没有什么东西,这种职务也是因人而设,实在没有什么成绩可说的。”(《知堂回想录·一一○》)不管怎样,这份差事是他愿意接受的。

  到了秋季新学期,周作人的工作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月薪翻了一倍(240元),同时也开始忙碌起来。9月4日他收到了北京大学的聘书,正式成为文科教授(同时还兼任国史编纂员),担任的课程是希腊罗马文学史(每周三学时)和近代欧洲文学史(每周三学时),因为都是新课,所以一星期的时间基本上都用在备课准备讲义上。一年下来周作人将讲稿整理成《欧洲文学史》一书,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于1918年10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周作人到北京后出版的第一部著作,也是最早一部由中国人撰写的欧洲文学史。

  除了上课编讲义,周作人还积极从事研究。1917年12月北大设立研究所,分哲学、中文、英文三门,由教员拟定题目,分组进行共同研究。周作人参加了中文门的“改良文字问题”与“小说研究”两组,其中第二组很快便展开了活动。周作人的第一份学术报告《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一鸣惊人,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的奠基之作。同组成员胡适的《论短篇小说》和刘半农的《论下等人小说》等报告发表后也在学术界、创作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到北京后不久,周作人就融入了北大的学术团体,并成为活跃的一员。据他回忆,他前往北大最常走的是东西两条路:“其一是由菜市口往东,走骡马市到虎坊桥北折,进五道庙经由观音寺街,出至前门,再经南池子北池子走到北头,便是景山东街了。其二是一直往北进宣武门,由教育部街东折经绒线胡同和六部口,走出西长安街,再前进时是天安门广场,过去便是南池子,以后的路和前边一样。”(《知堂回想录·一一一》)和周作人相比,鲁迅去北大的次数要少得多,但他和北大的联系并不少。蔡元培就任校长后,就请鲁迅为北大设计校徽,鲁迅于1917年8月7日将自己所拟的校徽图案寄给蔡元培,很快被采纳,并一直沿用至1949年。今天北大的校徽正是在鲁迅图案基础上改良而成。

    二

  周作人4月16日到北大国史编纂处正式上班,工作是比较清闲的,当然他不会就此放松自己。他在编纂处所藏的旧杂志中找到了两篇英文论文,很快翻译成了中文,一篇是《陀思妥也夫斯奇之小说》(后发表于《新青年》四卷一号;W.B.Trites原作载《北美评论》),另外一篇是《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后发表于《新青年》六卷四、五号;AngeloS.Rappoport原作载《爱丁堡评论》)。

  周作人精通多种外语,早在1904年(20岁)就开始发表翻译作品,处女作是连载于《女子世界》的《侠女奴》(即《天方夜谭》中《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故事)。此后直到去世,他一直没有停止过翻译活动。实际上,他首先是以杰出翻译家的身份出现在五四文坛的。

  鲁迅同样重视翻译,早在日本留学前期就翻译出版了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1909年和周作人合作翻译的《域外小说集》更是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域外小说集·序言》)但回国后鲁迅却很少从事翻译,主要是由于条件的限制,他在公务之余的主要工作是辑校古籍、抄古碑、读佛经。1917年1月22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旧历除夕也,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由此不难想象他五年北京生活的孤寂。许广平在谈到鲁迅这一时期的思想状况时说:“他曾一个人孤独地坐在山会邑馆的槐树底下,成天默默地整理旧书,抄录碑帖,青年时期激昂慷慨的热情,完全被深沉的忧郁和艰难的探索所代替了。但他的思想是愤激的。”(《鲁迅回忆录·五四前后》)

  周作人的到来无疑是鲁迅所盼望的,即让弟弟有了更好的发展前途,同时自己也多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冲淡了不少的寂寞。周作人4月1日到北京的当天晚上,两人“翻书谈说至夜分方睡。”(鲁迅当天日记)第二天鲁迅又专门请假陪伴弟弟,中午请他到益昌饭馆吃西餐。从此时直到1923年兄弟失和之前,两人一直保持着“兄弟怡怡”的关系。

  周作人的外语能力强,鲁迅则国学底子厚,两人合作可谓理想的强强联合。周作人到北京后,两人的合作比以前更加紧密。最值得一提的是,1917年9月18日周作人完成了自己的第一篇白话文翻译《古诗今译》(内容是古希腊谛阿克列多思的《牧歌第十》),11月14日又补充写了一篇题记,后来一并经鲁迅修改,在《新青年》四卷二号发表。据周作人回忆,他在北大的讲义也经过鲁迅的修改:“白天里把草稿起好,到晚上等鲁迅修正字句之后,第二天再来誊正并起草,如是继续下去,在六天里总可以完成所需要的稿件,交到学校里油印备用。”(《知堂回想录·一二七》)可见周作人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欧洲文学史》中也有鲁迅的手笔。

  1917年周氏兄弟的合作还体现在另外一件事情上。这一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周瘦鹃编译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该书除介绍西欧北美名家短篇小说外,还介绍了北欧和东欧弱小民族国家的文学,在某种意义上继承了《域外小说集》的事业。鲁迅看到此书后十分高兴,曾在为教育部所拟的审查意见中说:“用心颇为恳挚,不仅志在娱悦俗人之耳目,足为近来译事之光。”此文原题《通俗教育研究会审核小说报告:〈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刊《教育公报》第4年第15期“报告”栏,1917年11月30日出版。据周作人回忆,这一份批语是由他和鲁迅合拟的,当时的语境是这样的:“大概在民国六七年之交,上海各书局出版的新书常常送往教育部请求审查,虽然不是教科用书,本来无此必要,但是审查核准之后,算是版权确定,有了保障,也是有益无损的事情。周君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也是审查的书之一教育部主办这件事的就是鲁迅先生。其时他在教育部任职佥事科长,属于社会教育司,正是办理图书馆博物馆等等文化事业的。他见到这部《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特地携回S会馆,仔细研究,几经斟酌,乃拟定了那一则审查意见书,随后由教育部发布的便是。”(《鲁迅与周瘦鹃》)审查意见中也指出了此书翻译中的几点“小失”,结论说:“然当此淫侈文字充塞坊肆时,得此一书,俾读者知所谓哀情惨情之外,尚有更纯洁之作,则固亦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矣”。这是很高的评价,言外且有批评鸳鸯蝴蝶派之创作的微意,而周氏兄弟对短篇小说翻译之重视,也分明可见了。

    三

  周作人到北大工作后不久就生了一场“不小不大的病”(用他自己的话):5月8日开始发烧,且高烧不退,疑为猩红热,13日确诊为麻疹。鲁迅当时精神颇为紧张。周作人日记对这场病的全过程有详细的记录:

  八日晴,上午往北大图书馆,下午二时返。自昨晚起稍觉不适,似发热,又为风所吹少头痛,服规那丸四个。

  九日晴风。上午不出门。十一日阴风。上午服补丸五个,令泻,热仍未退,又吐。

  十二日晴。上午往首善医院,俄国医生苏达科甫出诊,云是感冒。

  十三日晴。下午请德国医院医生格林来诊,云是疹子,齐寿山君来为翻译。

  十六日晴。下午请德国医生狄博尔来诊,仍齐君译。

  二十日晴。下午招匠人来理发。

  廿一日晴。下午季茀贻菜汤一器。

  廿六日晴风。上午写日记,自十二日起未写,已阅二星期矣。下午以小便请医院检查,云无病,仍服狄博尔药。

  廿八日晴。上午季茀贻炖鸭一器。

  六月三日晴。午服狄博尔药已了。

  五日晴。上午九时出会馆往大学,又访蔡先生,下午一时返。

  从日记可知,周作人发病后,鲁迅先后请教了俄国医生苏达科甫和德国医生格林,确诊为麻疹后,鲁迅还不放心,又请教了当时北京外国医生中最权威的狄博尔(Diper),为此还专门安排自己的同事、德国留学生齐寿山来做翻译(鲁迅本人其实也懂一些德语)。不难看出鲁迅对此事的高度重视,至于他对于西医西药的信赖,更是一目了然。

  据周作人回忆,他病愈后,“鲁迅有一天说起,长到这么大了,却还没有出过疹子,觉得很是可笑;随后又说,可是那时真把我急坏了。”(《知堂回想录·一一二》)又据许寿裳(就是上面日记里的“季茀”)回忆:“那时候北京正在流行着猩红热,上午教育部有一位同事且因此致死。这使鲁迅非常担忧。”(《我所认识的鲁迅》)这场曾经让鲁迅“非常担忧”的麻疹一个月就过去了,但它的影响却一直存在,八年后(1925年)成为鲁迅小说《弟兄》的题材。小说结尾处主人公张沛君在其兄弟病危之际做的噩梦可谓神来之笔,这固然来自佛洛依德心理学的启发,但更可能是鲁迅对当年个人经历的艺术升华。

    四

  周作人身体上的疾病很快过去了,有惊无险,但紧接着精神上却受到了一个远为强烈的刺激,这就是发生在1917年6—7月份的张勋复辟(又称丁巳复辟、溥仪复辟)。周作人在回忆录中写道:“当初在绍兴的时候,也曾遇见不少大事件,如辛亥革命,洪宪帝制等,但因处在偏陬,‘天高皇帝远’,对于政治事情关心不够,所以似乎影响不很大,过后也就没有什么了。但是在北京情形就很不同,无论大小事情,都是在眼前演出,看得较近较真,影响也就要深远得多,所以复辟一案虽然时间不长,实际的害处也不及帝制的大,可是给人的刺激却大得多,这便是我在北京亲身经历的结果了。”(《知堂回想录·一一三》)

  1917年6月14日,安徽督军张勋利用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矛盾,率五千辫子兵,借调停为名进入北京。经过半个月的准备,他于7月1日撵走黎元洪,把12岁的溥仪抬出来宣布复辟,改称此年为“宣统九年”,通电全国改挂龙旗。这一倒行逆施立刻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抗议。鲁迅于7月3日冒雨前往教育部宣布辞职,以示自己的愤慨。很快段祺瑞率军队攻入北京,与辫子军短兵相接。住在绍兴会馆已经很不安全,7月7日,为避难鲁迅和周作人移居东城船板胡同新华旅馆。就在这天上午十点,北京南苑航空学校的航空队为反对张勋复辟,派飞机一架向皇宫投掷炸弹三枚。鲁迅日记中也有“上午见飞机”的记载。7月12日段祺瑞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张勋逃入荷兰公使馆,短暂的复辟丑剧就此结束。7月16日鲁迅返回教育部工作。

  张勋复辟只持续了十二天,加上前期准备也只有一个月,但其留下的阴影却难以消散。鲁迅写于1920年10月的小说《风波》就是以这一事件为背景的。鲁迅后来说,“辫子还有一场小风波,那就是张勋的‘复辟’,一不小心,辫子是又可以种起来的,我曾见他的辫子兵在北京城外布防,对于没有辫子的人们真是气焰万丈。”(《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这一事件让原本已经消沉的鲁迅更加消沉了,他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但很快鲁迅走出了消沉,开始呐喊。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他内心深处还有愤激,还在反抗绝望,另一方面则由于钱玄同的劝说。

  从各方面的资料来看,自1917年8月起,钱玄同开始频繁光临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鲁迅原来住在绍兴会馆内的藤花馆,但环境嘈杂。1916年5月6日他搬进补树书屋,这个有着三间房的独院一直没有人住,因为“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呐喊·自序》)周作人到北京后,鲁迅将自己原先住的补树书屋偏南朝阳的一间让给弟弟,自己住到北头比较阴暗的一间。

  钱玄同是周氏兄弟留日时的老同学,思想激进。《新青年》1917年1月由上海迁至北京后,他很快加入其中,成为活跃的一员。他来补树书屋拜访的目的之一是为这份杂志约稿。通常钱玄同是午后四时到来,吃过晚饭,谈到十一二点才返回北师大的教工宿舍。鲁迅曾这样描写他来访的情景:“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按即钱玄同),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呐喊·自序》)聊天的话题自然十分广泛,但中心之一便是张勋复辟,以及造成这一历史倒退的原因。由于资料缺乏,更可能是由于鲁迅后来的艺术加工,我们现在无法确定关于“铁屋子”的著名对话到底发生在钱玄同的哪一次拜访。但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鲁迅在老朋友的劝说下,终于摆脱沉默,同意“做点文章”,并且“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呐喊·自序》)

  其实,在钱玄同约稿之前,鲁迅就已经注意到《新青年》的存在。周作人刚到北京,鲁迅就给了他几册。阅读之后,周作人的感觉是并无多少特色。当然,他注意到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但这篇文章本身还是用古文写的。经过了张勋复辟的刺激,周作人觉得,“中国很有‘思想革命’之必要,光只是‘文学革命’实在不够,虽然表现的文体改革自然是联带的应当做到的事,不过不是主要的目的罢了。”(《知堂回想录·一一六》)这也是鲁迅的想法。复辟事件同样让陈独秀认识到了思想革命的必要性,《新青年》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开始走向深入,周氏兄弟的思想和文字无疑成为了最重要的推动力。

  1917年对于周氏兄弟来说是关键的一年,他们一个来到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一个决定摆脱沉默,为打破铁屋子而呐喊。关于兄弟两人1917年的活动,周作人有日记,晚年还有详细的回忆录(《知堂回想录》)。相比而言,鲁迅的日记比较简略。但其中有一条记录很有意思,4月17日鲁迅写道:“霾。上午得三弟信,十三日发。”可见一百年前,北京就已经有“霾”了,当然那时工厂和汽车都还很少,其中主要的颗粒成分应该是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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