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与章太炎及其他——读《壶里春秋二集》

《壶里春秋二集》,朱维铮著,中信出版社2020年7月第一版,68.00元

  说到上海的章太炎研究之翘楚,非汤志钧、姜义华、朱维铮三位先生莫属。

  汤志钧先生善于钻研史料、疏理史实,成《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下册。姜义华先生善全面论述,既深又广,成《章炳麟评传》。朱维铮先生似乎没有这方面专著,但零星之散论,也足见功力。在整理《章太炎全集》工作中,汤志钧先生承担《诂经札记》《七略别录佚文徵》校点,这均是太炎先生早年在杭州随俞曲园先生治学时的课艺与写作,属经学范畴,汤先生是十分擅长的。姜义华先生承担《春秋左传读》,这是太炎先生第一部专著,对这部经典,姜先生收集各种稿本与版本,加以梳理与校勘,表现出精深造诣。朱维铮先生承担《訄书》的点校,他对《訄书》初刻本、重订本、《检论》三个版本,加以细勘细校。《訄书》是太炎先生第一部自编文集,多次修改后定名《检论》,上起戊戌变法,下迄袁世凯篡政,涉及这十多年的政治变迁,内容出经入史,旁及诸子百家,又有许多西方人名术语译名,是一本公认的阅读难度极高的文集。朱先生自夸点校“无一错误”,自信如此。他的确是一个十分自负的人,也确有才华,对这一段历史特别熟。

  早在“文革”前后,市委“写作班”里,宣传法家,出版《章太炎诗文选》等,他们三位均参与其中,我无论学识与地位都无法与他们相比,只是远远仰望他们。这些著名学者,又天生地对政治怀有浓厚的兴趣,尤其姜、朱两位,作为饱学之士,今天讲史,明天论今,古为今用,无比熟练,都有报国之心,与政治走得很近,反复跌倒又冲了上去,即使不在其位了,时时不忘“上个件”。“文革”中,朱先生再摔重重一跤,反让他有了许多感悟,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王元化先生走得很近,他的《走出中世纪》也因此不乏新见,让我读了如醍醐灌顶,大有“被解放”之感。

  我很早知道朱先生,却从不敢走近他。因为他们三位大学者之间关系十分微妙,这是学界都知道的,我不想在他们三人之间造成什么误解。况且我有点自惭形秽,有一种被别人目为仅仅“靠先人余荫吃饭”的压力。即使与朱先生一起开会,我也敬而远之,不想自讨没趣,因为他爱骂人的脾气也是出了名的。他的过于严肃与动辄训人的派头,以及各种流言,让我始终不敢走近他。但我出了新书,照例会悄悄寄给他,恭敬在先,避免挨骂。

  作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先生“文革”中因政治挫折离开讲台,1978年后又重返讲台,再作了三十多年学术研究。他早年师从周予同先生,在经学史上下了很大功夫,周先生的遗作《周予同经学史论》,就是他帮整理出版的。进而他专攻史学史。通过作章太炎研究,尤其精勘《訄书》,钻研辛亥前后历史,对近代史堪称精熟。

  《壶里春秋二集》是他最后十年前后学术思考的产物,由他晚年弟子张钰翰博士整理成册,近日面世。我蒙张博士厚爱,得到赠书一册。书中一百四十多篇短文,没有太多注释,不似论文,倒似我祖父《菿汉微言》《菿汉昌言》之类随想。但细读之后,感到这是完全成系统的学术论著,倒有点儿像曹聚仁先生的《国学十二讲》,都是短小通俗的散论,却满是干货。

  《壶里春秋二集》从什么是中国讲到中国人、天下观、华夷之辩、中国史、国学、国粹、经学、经世致用、孔子、儒学;从九经到四书、阳明学、经学到史学、史学的编纂、《史记》、《史记》效应;从司马迁到章太炎对商鞅的批判,到汉武帝的“祸国殃民”;从徐光启与近代中国、利玛窦的贡献,到中国“近代认知”的开始,从《几何原本》到《同文算指》……以及对各种历史人物——曾国藩、韩愈、汪康年、章太炎、马相伯、蔡元培、陈寅恪、胡适、熊十力、马一浮、钱穆、顾颉刚、汤用彤、翦伯赞、苏渊雷、陈旭麓、季羡林、金克木等等——的述评。另外论及“大师”的界定、《大师》的效应、反对学风腐败与浮躁、以道德救世有用吗等等话题。内容相当丰富。值得一说的是,朱先生在书里虽不乏褒贬,但并不刻薄,语气相当平和。

  如我在本文开头所说,我没有见过朱先生论太炎先生的专著,但在他的《壶里春秋二集》中,我吃惊地发现,凡重要一点的论述,凡重要一点的观点,他几乎都是拿太炎先生的观点来作为他自己观点的佐证。他人观点被他如此大量引用,除太炎先生之外,没有更多人了。由此可见他对太炎先生了解和认同之程度。

  当然,任何人的著作都不可能无懈可击。对历史问题与历史人物,从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但很重要的一点,真正的历史学家是绝不会用道听途说、小道新闻来代替真实的史实的。《壶里春秋二集》中在论述太炎先生为杜月笙作《高桥杜氏祠堂记》时说:他总认为此事多少让人感到太炎先生有“见利忘义”之嫌,直到看了陈存仁回忆录才感到是“合逻辑”的。我想这是一个小小失误,是作者检验史料真伪欠严了。

  先祖父为杜月笙作《祠堂记》有内外动因。外因主要是有盟兄章士钊(在杜家作门客)关说,内因则是他素来重视“人的道德”。他认为“知识愈进,权位愈申,则离道德也愈远”,而下层民众,尚具“游侠之风”,倒很可钦也。“光复会”何尝不是吸收许多青洪帮、山民、侠士等。所以太炎先生主客观上都有为杜作《祠堂记》的动因,绝不是陈存仁“作说客”的结果。朱先生说:陈存仁促成了“章师母得了巨额‘墨金’,太炎先生也许真的不知,佯作不知,都有可能”。这就有点轻率了,多少有点上了陈存仁当。陈存仁是个善编“故事”的小说家,他第一个老师就是姚公鹤,人称“江浙无赖文人”,是个老报人,写了第一部上海史专著《上海闲话》,擅写上海滩各种“故事”,陈存仁得其真传也。后陈存仁为上海《福尔摩斯》小报撰稿,一口气写数年,编了许多吸人眼球的离奇故事。晚年又为《星岛晚报》撰稿,开辟了“津津有味谭”专栏,一口气谈了七年,编集《津津有味谭》多册,趣谈而已,不可作信史,他的话十句中只能信其一。他1932年前后编《中国医药大词典》,由太炎先生作序,大概在此前后拜门为弟子。所谓他为杜月笙作说客时,仅21岁,不知他有何德何能,让二位“大人物”都听他的话呢?朱先生上了个小当。

  在《以道德救世有用吗?》一文中,他大量引用太炎先生的《革命道德说》。太炎先生学说中的一个重要的成分,即鼓吹革命道德说,强调“无道德者不能革命”,把“知耻”放在一个人节操的第一位。蒋介石痛失大陆时痛感是国民党道德沦丧之结果。朱先生指出,这种过于强调个人的作用,是太书生气了,当代史“早已证明,指望对既得权益者进行道德劝谏,无异与虎谋皮!”他说得好极了。

  朱维铮先生的《壶里春秋二集》是始终牢记史家的褒贬之责的!

  (作者为章太炎先生嫡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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