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早期汉文化(下)

  在新加坡的现代化进程中,儒家文化为主的汉文化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新加坡的儒家思想是由早期移民带入的,在其传播过程中不断随着新加坡的社会变迁而重塑自己,形成了以下四个基本特征,也是汉文化之所以能在新加坡立足、扎根、发展的关键。

一、以汉文化在新加坡传播过程中,主要是儒家文化的伦理观念,以服务于当地的华人为主要目的,以增强针对性为主要特征。

  新加坡华人社会主要是由中国华南沿海闽粤两省移民及其后裔所组成,离开自然灾害和兵资频仍的家乡到海外谋生的主要是农民和农村手工业者,间或有些小商人。到新加坡后靠做苦力、小贩,沿街叫卖,克勤克俭中积累了资本。亦皆是孑然一身,漂流海外,无依无靠,不像中国历史上永嘉之乱那样中原大姓举族南徙,作为个人无论是贵族还是佃户,还有个强大的宗族势力作为保护。这样的背景,同文、同种、同样遭遇就成了这些华族移民相互依存的纽带。这当中,乡党、宗亲又远续上封建的宗法关系,更有种血浓于水的亲近感。因此儒家思想尤其是其中的伦理思想特别适合这批移民的需要。因为儒家伦理思想恰是建立在封建宗法制度基础之上,反过来又成为封建伦理的指导思想。其特点就是既强调宗族内以强扶弱、“休戚与共”,对外提倡“仁者爱人”、“老汝老及人之老,幼汝幼及人之幼,泛爱众”。因此无论是华人移民的地缘结构内还相互之间,都能从中找到自己服膺的理论和情感寄托依据。对于移民中的成功者,一些帮会或宗族领袖人物来说,也能从儒家的强调“名分”、“爱有等差”等学说中找到自己的尊荣感,或是维持现存领导秩序的依据,因此,无论是华人移民中那一个阶层,来自那一个宗族,那一个地区,都能从儒家伦理中找到行为依据和心灵慰籍。这就是以儒家文化为主的汉文化在新加坡传播的主要原因,也是儒文化在新加坡流播的第一个特征。它既不同西方传教士在东南亚学习、推广儒文化是为了传播福音,并以此作为向中国推进的跳板;也不同于中国本土的儒文化。中国本土的儒文化在经过汉儒诠释后,更重视“天人感应”的思想意识和“君君、臣臣”的国家政治。新加坡没有经历过封建制,华族移民的主要成分是上述的苦力、小贩,而非一心治国平天下的士大夫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因此在这里传播和发展的儒家思想不是儒家的政治意识形态,甚至不是作为一种学术研究,而是其中伦理的观念。
  当然,儒家伦理观念要让这些底层民众接受,还必须增强针对性和应用性,儒学在新加坡流播过程中逐步做到了这点,形成以下几个特色:
  第一是强调孝梯观念。新加坡华族特别重视孝道和手足之情,这大概同早期移民的途径和对象有关。那些孑然一身,漂流海外的早期移民在新加坡立足后,他的那些同样在家乡无法生活的亲人便顺藤而来,先是手足、妻儿、亲戚,再就是邻里,再就是同乡、同县者。就是华族中的成功者,一般也愿意招募内地的同乡或亲友。因为这种同出生地、同宗族的血缘纽带使劳资双方有一种相互信任感,也便于管理。这种亲属地域的环链在驰往南洋的移民船上就开始被人们强烈的意识到,这也成了新加坡各处地域会馆、宗亲组织特别繁多的原因。
维系地域会馆、宗亲组织的众人皆能接受的准则,首先就是“孝悌”。孔子把“仁”作为维持人际和谐的准则,“仁”的根据是孝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钦!”悌是“友于兄弟”,兄友弟恭,孔子将仁爱精神扩充到全社会,以“四海之内皆兄弟”来强调人们之间的横向联系。孝,不仅要敬养父母,还要祭祀祖先,儒家主张设坛祭天、建祠祭祖,以示“慎终追远”。于是在华人移民中,孝的观念使他们重视内部的宗族团结,渴望光宗耀祖; “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悌的观念便令华族对外注意同胞携手、互助合作。前者是马来群岛华人社会划分为宗乡团体、信仰地方神低的文化依据,后者是这个人社会始终融为一体、信奉儒释道三位一体宗教的文化依据。
  第二是寻根意识。祖先认同,是新加坡华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儒家伦理在新加坡早期传播,主要靠家庭影响,节日活动,宗亲组织或同乡组织的祭祖活动和私塾教育。中华统节日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强调家庭欢聚一堂,一起追思先祖,强化民族意识。李光耀1992年新加坡宗乡总会联合中华总商会为他举办的新春晚宴上说道:“这些盛大的庆典能生重要的作用,这些庆典节日使我们回忆过去,使我们和祖先的历史认同。我们的历史不是祖先初到新加坡时才开始,它早在5000多年前中国文明的创始时就开始。这段历史是我们一部分,因为我们继承了这个传统和文化。”所以说,海外华人强烈的民族意识,与所受的儒家忠、孝、仁、义的教育分不开。新加坡华族的这种精神,在建国之后,就表现为一种爱国主义,种忠于事业的热忱。总而言之,新加坡的儒家伦理是在民间早已流行的、有着深远影响的价值观念,由于它脱了宗法势力的操纵和封建文人的影响,
  第三是强调勤奋、忍耐、节俭、忠诚等中华传统美德。儒家强调以道德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要求“慎独”。这种自我克制、自我斗争的品格,对成就一个人非常重要。老一辈移民初到新加坡,远离父母,容易在赌博、鸦片、妓女等诱惑下堕落。如果他们能遵循儒家的这些教导抵制这些诱惑,就能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发展事业上。孔子的“发愤忘食”和孟子的“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精神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数以十万、百万计的华人飘洋过海,靠的就是这种刻苦耐劳、发奋图强的精神。许多华侨巨商都能背诵孟子的这段话,用以鞭策自己,增强自制力。孟子又云:“天之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许多华族创业者皆以此为座右铭,激励鞭策自己。新加坡老企业家方燕山把自己的成功归因于能够吃苦耐劳。他把说:“我想在潮洲人中,我是第一个做这种生意(旧车买卖和修理)。在我之后有很多人想做但失败了。我只能说这些(失败的)人没有坚持和投入……,但对我们来说,我们努力工作,从不动摇,生意好时我们苦干,生意不好时我们也苦干,我们坚持着,从未停止过工作。”
  节俭是儒家特别注意的美德。孔子说:“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他赞美颜回“一覃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精神。这些教导培养了中国人朴素的民风。闽粤移民将这种浓厚的节俭风尚带到南洋,使许多人在干活挣钱、维持生计之时,希望积攒资本,干些实业,以便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他们以节俭精神警戒自己,反对态意挥霍,奢侈腐化。这种传统精神在新加坡代代相传。新加坡的学者陈国贵、张齐娥曾对对51位新加坡华人企业家作过调查,几乎所有有成就的华侨企业家都是儒商,他们是遵循儒家勤奋、节俭和好学的教导,奋斗不息,事业有成的。
  儒家强调的“忠”在现实生活中有两层含义:一是人际之间讲究“诚信”,即讲信用、信誉,这是做生意应当强调的基本美德。二是个人与组织之间强调“忠诚”,也就是忠于事业、忠于团体的敬业精神和知恩图报的良心。新加坡华族商人事业的成功,除了靠专业技术知识,还在于坚持这条儒家伦理观,以“忠”的道德训诫作为人际交往的价值观,处理好商业伙伴之间、同行之间、雇主与雇员之间、商人与银行家之间商业关系。

二、致力于儒家经典的通俗化解说和普及。

  要让华族中绝大多数低层民众理解和接受儒家伦理观念,除了增强针对性和应用性外,还必须着眼于经典的通俗化,让广大民众易读易懂,这才有利于社会底层的普及。一般来说,“深化”是汉学研究的主要方面,其着眼点在于学术水平的提高和研究问题的深化、细化。但中国之外的中国学研究,其发展的一般规律都是由浅入深。从这个角度来说, “浅”也是一种研究。但是,新加坡汉学中“浅”,不同于欧美的汉文化学习和研究,甚至也不同于同是东方的韩国和日本。它是 “有意为之”,就是追求“浅”,目的并不在于研究,而在于普及儒家的基本观点尤其是其中的伦理观。力求将儒家学说解说得浅显易懂,以便于当地华人接受。因为这些华族是位生活所迫才背乡离井、漂流海外,文化程度不高或根本没有受过教育,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和一些童蒙读物,如果不加以通俗化,在当地就难为人接受,难以普及。早期儒学复兴运动的倡导者们深知用当地华族能读懂的语言来普及《四书》、《五经》的重要性:“《四书》、《五经》之道理,无分古今。惟其语言则儒林古国之语,而非今国之语也。若以今国之语言写无分古今之道理,有何不可?” ]其方法是首先从童蒙抓起,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童蒙读物如《三字经》、《千字文》的改造,使其成为适合当地华族孩子的儒学课本和课外读物。1899年,新加坡的著名报人和诗人邱菽园编出一套两本“千字文”,1902年又编写《新出千字文》,明言其宗旨是“为欲便于童蒙……冀其肤浅” 。这本《新出千字文》以儒家精神为根本,编成放怀、当境、治家、怀旧、无邪、知本、交修、多识等八章,讲述修身、处世、待人的道理。形式上模仿旧本《千字文》,但词语浅白,确实更切于当地实用。在以白话文字编写或翻译儒家经典、普及儒家伦理学说方面,张克诚用白话文写成《孔教摄要白话》在新加坡是第一部,也是东南亚最早的白话文儒学读本。张克诚认为:“孔子之教,简编繁浩。虽老师宿儒,皓首研求,尚苦于不得要领,况农工商贾乎?”为了使儒学最主要的道理“使识字之人一见便知,转相传述以妇儒皆知”,必须通俗化 。被誉为“华人马来语之父”的印度尼西亚华人李金福的《至圣孔夫子传》,则是第一部用马来文撰写的介绍孔子的专著。1897年在雅加达出版后多次重版。他还同人合译了《孝经》。 继起的郭德怀则用马来文翻译了儒学经典《大学》、《中庸》,并撰有《至圣先师孔夫子》、《老子及其学说》、《庄子及其学说》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读本。 新加坡儒学复兴运动中,和邱菽园一样重要领袖人物林文庆则运用他的擅长,将中国典籍译成英语,或用英语在报刊上介绍中国文化。在1891至1915年间,他在《海峡华人杂志》等刊物上,用英文发表了多篇有关儒学的论文,如《儒家对人性的看法》、《儒家的宇宙论和上帝观》、《儒家伦理的基础》、《儒家的国家观念》、《儒家在远东》等,诠释儒学内涵和价值观念。1929年,他又完成了屈原《离骚》的英译。这对新加坡华族是中上层以及使用英语的华族后裔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普及作用。
  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个渠道就是通过改编中国古典小说,利用这一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来传播汉文化价值观。在这方面,出生于槟榔屿的曾锦文成绩最为卓著。他从1892~1896年历时5年,将全本《三国演义》翻译成马来文,并把原著中的年代转为公历。每卷前译者还写有专论,对原著中有关史实作出说明。因此,这不仅是最早用马来文出版的全本《三国演义》,也是最早研究《三国演义》的马来文著作。曾锦文还译有《水浒》、《西游记》、《反唐演义》等中国古代小说。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有相当多的中国古典小说被译成马来文,如《三国演义》(部分, 1883~1885)、《东周列国志》(1883)、《今古奇观》(1884)、《水浒传》(1885)、《封神演义》(1885)、《三保太监西洋记》(1885)、《东西汉演义》(1886)、《好逑传》(1885)、《西游记》(1895)、《聊斋志异》(1895~1896)、《镜花缘》(1903)、《三侠五义》(1915)等。其中《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从1885~1920年间共出了7种译本。 这些经过改编和用白话文或马来文翻译的中国古典小说,情节生动甚至图文并茂,人们喜看易懂,对华族中绝大多数低层民众理解和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三、儒家文化为适应新加坡经济发展的需要,成功地与科学的管理模式结合起来,成为指导和推动经济发展的理性工具,并在社会稳定和谐中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

  儒家文化不仅使新加坡华族增强了凝聚力,传播了勤奋、忍耐、节俭、忠诚等中华传统美德,而且在在新加坡的经济运行、政治生态和抵制西方腐朽文化侵蚀等方面都发会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在经济运行和商业管理方面:在东南亚很有市场的“新儒学”有个很突出的理念就是“与时俱进”,他能随着新加坡一百多年来的商业进展,尤其是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两次经济转型,还创造出适应形势需要的新风范。七十年代中期,新加坡经济开始腾飞。居民随着经济迅速发展,收入逐年增多,国民储蓄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保持在30%到40%的高度,1985年曾达到42%,除了个别石油输出国之外,占世界之首。新加坡的经济腾飞,得力于他的经济政策和管理模式。经过现代化改良后的家族企业,至今仍是新加坡的商业基础。新加坡的企业家进行管理时,一方面按照西方管理科学来组织生产,另一方面又利用东方传统的文化价值观来获得工人的忠诚,这就将西方管理模式与中国传统人际交往方式两个体系的优势结合起来了。在经济运行中,新加坡的儒家伦理既显示出某种原动力,又显现出某种亲和力。新加坡前驻日大使实业家黄望青先生为新加坡现代企业精神列出这样一个公式:“西方电脑式的计划十东方勤俭的美德”;新加坡已故总统薛尔思博士对新加坡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也概括成一个公式:新加坡工业化、现代化二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工艺+日本的效率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东方的价值观念和人生哲学。他们的共同点都把“东方的价值观念”、“东方勤俭的美德”作为重要一项加以肯定。由此看来,凝结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智慧和生活经验结晶的中华传统文化仍是新加坡人的智慧库。新加坡国立大学商管系专门开设“孙子兵法”商用课程;新加坡的足球教练穆尔说他常看《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并借用其中的战略战术用于“调兵遣将、运筹帷幄”。孔子的教育思想如“温故知新”、“有教无类”等也常用于新加坡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原则, “因材施教”则成为新加坡分流教育制度的理论依据。
  有的学者就认为新加坡的成功与新儒学分不开。研究新加坡的经验,自然要考虑到儒家文化,重视它在新加坡所起的实际作用。继美国学者卡恩与佩拍合著《日本的挑战》、英国工党前议员麦克法库尔《后儒家的挑战》之后,哈佛大学教授华裔杜维明教授出版了《新加坡的挑战》。关于这部著作,诚如新加坡教学发展总署王孟林总监在序言中所说,它“很好地概括了一位儒学学者对于儒家伦理及其在新加坡的现实意义的想法。” 统观“三挑战书”,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却不约而同地提示了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腾飞的连带关系,肯定了儒家文化仍然是活跃在东方的一种活的精神。这几位学者都是采用了马克斯•韦伯从文化比较的角度去探讨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方法论,却得出了同韦伯的观点相悖的结论:韦伯认为只有新教伦理才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理性工具,儒教伦理只能对现代生产方式的发生起限制作用。杜维明等人却认为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人格能造就一种东方的企业精神。这种看法现在已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
  再从政治层面看,华语在新加坡政治体制中也发挥了极大作用。新加坡自治后,采用了西方代议民主制和东方家长式集权制这种东西方结合的政治体制。这种政权形式在促进新加坡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中发挥了极大作用:它的代议制团结了大批社会精英,减少了他们的阻力;一党专政和家长式统治,使多种族、多阶层、多政党、多文化、多宗教、多矛盾,又无雄厚自然资源和众多人力资源的小国在自治后的重重困难中统一团结,迅速发展成为亚洲的四小龙。中华文化在其中的作用是:专制政权如果在西方,它难以建立和存在,但在受过中华文化传统熏陶的人却可以接受,因为中国几千年实行的就是中央集权。正是他们的认可和接受,李光耀才能将他的才智得以充分发挥,取得骄人的成就,新加坡朝野都承认这个事实。新加坡的廉政,虽主要归功于他那套文官制度,但中国的“礼义廉耻”也起了发挥了作用。前面已谈到,在抵制西方腐朽意识侵蚀上,新加坡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儒家道德伦理所发挥的作用。以仁、善、孝、礼、诚为价值取向而形成的泛道德主义,只是鼓励人去建立一种和谐、谦让和诚实的人际关系
  最后从社会制度看,华人的传统社团,现在仍在发展经济、组织社会和动员民众中发挥一定的作用。至于它在婚姻、家庭、社会关系上的制度和原则,现在仍是政府的主要帮手,是抵制新加坡全盘西化、滑向新加坡人所说的“伪西方社会”的重要助力。

四、儒文化在新加坡与其它民族文化和谐共生,成为新加坡多元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新加坡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种族的人民,居民包括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和欧亚混血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他们各有自己的历史传承、文化特色、宗教信仰和节日礼俗,使新加坡文化呈现多元和特色:华人是新加坡第一大种族,占新加坡人口的74.2%,多数来自广东和福建。他们大多数是佛教徒、道教徒,基督徒很少。中国农历新年是新加坡重要公休日,其次中国传统的中元节、端午节和中秋节在新加坡也很受重视。马来人是新加坡原住民,也是该国第二大种族,占全国人口的13.4%.。新加坡国内的大部分马来人都属于穆斯林逊尼派,开斋节(Hari Raya Puasa)有着盛大的庆祝活动。历史名胜甘榜格南(Kampong Glam)的中心分布着马来文化遗产博物馆的九座美术陈列室,向游人展示新加坡籍马来人的根源、历史、生活方式和传统艺术。印度人是新加坡的第三大种族,占新加坡人口的9.2%,大多是印度教徒。全国有大约30座印度寺庙,其中两座属于新加坡的国家保护文物。印度的新年“屠妖节(Deepavali)”以及大宝森节(Thaipusam)是其最重要的节日。新加坡拥有各种印度古典音乐、舞蹈和电影戏剧流派。 土生华人是新加坡的第四大种族,指的是由那些出生于东南亚殖民地华人父亲和非华人母亲家庭的人组成的混血儿群体。大多数为富裕的商人,生活阔绰。老一辈土生华人说的是马来语,融入闽南方言甚至英语、法语单词的复杂语言,新一代土生华人以英语为主。土生华人具有独一无二的华人和马来人的混合传统,带有多种中国的宗教,加上他们马来母亲的风俗习惯、语言和服饰。
  新加坡多元文化形成有两个原因:一是人口结构使然,多元民族决定多元文化,各民族都有强烈的保守本民族文化的特性;二是殖民当局的政治需要。一方面英国殖民者从长期的殖民经验中知道保持被统治民族的分裂有利于分而治之,因而一开始就引入各族劳工,使其相互制约。另一方面,在殖民地实行多元文化政策也有利于吸引各方移民和减少对抗。所以莱佛士从一开始就确定这个多元文化政策,并计划建立一所包括多种语言的学院。这个学院虽拖了几十年才兴办起来,但他的原则,却成为新加坡百年来文化政策的指导思想。新加坡独立后的执政者,实际上也继承了这一指导思想,但更多地是出于后者的考虑,即减少国内民族间的歧视和对立,也有利吸引各方移民。在民族融合方面,独立后的新加坡政府作了许多工作,如在教育方面,鉴于二战后华文教育一支独大,其印度、马来语等它种族学校生存困难,1959年新加坡自治后,即在教育上实行 “平等对待”原则,由政府出资,发展各种语文学校,消除各族間的对立情绪。并大力发展混合学校,吸收各族子女人学,以增加各族新一代的互相接触和了解。从1959年—1968年,由政府出资创办的各族各级学校112间,使各族的儿童人学要求都得到满足。在治国方略上,将“平等对待四种(中、马、印、英)语言源流”定为共和国的国策,又将汉语宣布为官方用语之一,与尊为国语的马来语、英语取得同等地位;汉语又和马来语、印度语一起被称为“母语”受到法定保护。这些举措,虽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华人以及二战后一支独大的华人教育有所打压,但从国内各民族的平等相处,和谐交融,以及形成新加坡独有的国体和文化结构,是有所补益的。亦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新加坡执政当局的这种思维方式和做法,也不是新加坡所独有。在深受汉文化影响的东亚国家皆是如此。
  上面说的是政策和措施,但这种和平共处、交相融通,主要还应是思想上沟通和形成共识,道德标准和处事原则上的相互理解和共同认可。在这方面,新加坡政府就不得不求助于儒家文化。自然是出于这三方面考虑:一是华人是新加坡社会的主体,如再加上土生混血华人,要占到全国人口的五分之四,他们的文化信仰和价值观念在全国自然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二是从新加坡开埠以来百年中,中华文化对新加坡社会的稳定繁荣所起的作用是有目共睹、获得各方承认。一百多年来,用白话文或马来文编写翻译的童蒙读物《三字经》、《千字文》以及儒学经典《大学》、《中庸》,以及《至圣先师孔夫子》、《老子及其学说》、《庄子及其学说》等儒学普及读物,《三国演义》《水浒》、《封神演义》、《三保太监西洋记》、《好逑传》、《西游记》、《聊斋志异》、《三侠五义》、《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等小说中所承载的中国传统价值观也都早已深入人心;三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在伦理学或社会学上所提倡的“忠诚”、“克己”等自我修身以及“中庸”、“和为贵”、“推己及人”等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非常适用于新加坡的民族和解和融合,所以,新加坡政府在自治和独立后将儒家思想定为全民“共同价值观”的理论基础,又将《儒家伦理》定为学校的选读课程是很有识见的。另外前面已经提到,在东南亚很有市场的“新儒学”有个很突出的理念就是“与时俱进”,新加坡华人文化已经与中国国内的儒家文化有了很多差异,它受中国南方人、新加坡当地人和西方文化影响,在发展过程中将三者融为一体,形成一种兼容并蓄东南亚新儒学,这也是能为新加坡各族所接受,成为全民“共同价值观”的主要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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