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谷融先生“不再写”

  1982年夏天,在烟台主持全国鲁迅研究讲习班,聘请钱谷融先生讲课。课后他亲口对我说:“以后我不再写了。”

  我不觉一惊,钱先生当时不过64岁,正当创作盛年,大家都盼望看到他的新作,怎么“不再写”了呢?

  后来逐渐明白钱先生所说的“不再写”,其实是寻常人难以做到的。如钱先生自己所慨叹的:“做散淡的人,当然也并非轻而易举的事。在名利面前,有几个人真能漠然处之,抱‘富贵于我如浮云’的态度?尤其在权势面前,谁又能依旧我行我素,昂然挺立,不稍低头?这真是谈何容易!”

  所以,虽然与钱先生接触不多,因为他“文学就是人学”的高论和“不再写”的“散淡”,使我对他深为敬重,盼望再次晤谈。

  十一年后的1993年10月,我在上海逗留,拜托陈子善先生牵线去看望钱先生。饭后两点半了,子善说钱先生午睡已过,可以去了。我才深怀仰慕之心前往拜见,走进楼道就有一种洁净的感觉。及至进了钱先生家门,走入他的书房兼客厅,这种感觉更为强烈。虽然书桌和书架上的书有些凌乱,但是从地板到桌案都十分清洁。钱先生刚睡过午觉,精神焕发,眉毛很长,有几根凸现出来,也洁净之极。

  联想起徐梵澄先生回忆鲁迅先生午睡后的情状:“值午睡方起,那时神寒气静,诚有如庄子所说‘老聃新沐,方将被发而乾,慹然非人。’”从中我忽然悟出:钱先生的“不再写”是一种难得的超拔脱俗的“淡”,这种“淡”正来自于“清”。因为过的是清白干净的生活,所以对世间的种种诱惑处之淡然,因而也就“高”。合而为之,就升入“清高”之境。不然,以先生的威望与弟子的高品位,像一些稍有权势和影响的人那样,或者不断重复自我,制造垃圾;或者申请个什么社科项目,拿到多少万资金,找自己的门徒一人一本,凑出一套八卷十卷的大书,自己挂以主编大名,既平空获得大把的钞票,又博得著作等身的热捧,岂不美哉!然而,钱先生没有这样做,连边都没沾过。他只是“有感而发”,“不弄虚作假、不哗众取宠”,宁可沉默,一字不写,也绝不为了某种利益而硬凑文章,更不在什么大书上挂名。这是何等难得的“清高”!

  其实,推动学术前进的,乃是“文学就是人学”那样的奇绝独见,并不是文章的篇数和出书的部头和本数。钱先生所敬佩的那位卧龙岗上“散淡的人”,“一诗绝千古”;钱先生的“文学就是‘人’学”也可以说是“一论绝千古”。这一句话、一篇论文足以不朽!“非深于情,不能作此文!”有这位“情人”在,千百年足矣!何必再写?能够写出超越自我的作品,又有精力去写,固然是好事,但是既然无人包括自己都不可能超越了,还再写什么?何如以“不再写”的精神,坚执地守持真理,培养弟子,保持自身的清白与健康呢?那些制造垃圾、想方设法捞取名利、在种种大书上挂名而“著作等身”者,因为蝇蝇苟苟、四处钻营、锱铢必较、患得患失,闹得心身交瘁、疲惫不堪,必定难得钱先生的清静与长寿!

  钱先生的“不再写”,恰恰是一种人生与学术的“高境”。

  

Comments are clo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