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衣食——摘自《走近鲁迅》

  《走近鲁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6月出版)是由三百个鲁迅的人生片段连缀而成,是一本故事文体的鲁迅传记。“衣食”一节,讲述的是鲁迅的穿衣与饮食,反映了鲁迅时代的生活背景。

    袍褂党

  马褂原为明代的军服,清代时为便于骑马而形成流行服装。满族人骑马时内着长袍,外套马褂,显得威武庄严,号称“长袍马褂”。清代男性一般以穿马褂为着正装,对襟、立领、袖端为平口,前襟有五个扣襻,短款衣长到腰下位置。长款称为袍褂,斜开气,扣襻在侧面,长及脚面。民国元年(1912),北洋政府颁布《服制案》,将长袍马褂列为男子日常礼服之一。民国十八年(1929),国民政府公布《服制条例》,又将蓝长袍、黑马褂列为国民礼服。

  鲁迅存世的最年轻的照片是1903年留学日本时摄于东京,被称为著名的“断发照”。青少年时期的照片就没有了,所以我们无从看到鲁迅小时候的服饰。能见到鲁迅最早穿马褂的照片是1917年京师图书馆开馆时的合影。他在北京还有许多穿马褂的照片,南下后便没有了。

  辛亥革命以后,留洋的学子们把洋服带入中国。革命者不但恨辫子,同样也恨马褂和袍子,因为那是满洲服。但是,不但袁世凯把袍子马褂作为国礼服,五四运动之后的北京大学要整饬校风,规定制服,学生们公议的结果也是袍子和马褂!鲁迅把主张实行长袍马褂的人称为“袍褂党”。

  鲁迅在《洋服的没落》一文中说:“这回的不取洋服的原因却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因其不合于卫生。造化赋给我们的腰和脖子,本是可以弯曲的,弯腰曲背,在中国是一种常态,逆来尚须顺受,顺来自然更当顺受了。所以我们是最能研究人体,顺其自然而用之的人民。脖子最细,发明了砍头;膝关节能弯,发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发明了打屁股。违反自然的洋服,于是便渐渐的自然的没落了。”关于洋服与袍褂的争论,鲁迅讲过一个樊山老人有趣的故事:“革命之后,采用的却是洋装,这是因为大家要维新,要便捷,要腰骨笔挺。少年英俊之徒,不但自己必洋装,还厌恶别人穿袍子。那时听说竟有人去责问樊山老人,问他为什么要穿满洲的衣裳。樊山回问道:‘你穿的是那里的服饰呢?’少年答道:‘我穿的是外国服。’樊山道:‘我穿的也是外国服。’”

  樊山即樊增祥,是清代官员、文学家,在美术界也很有名望。樊山所说的外国服即清朝的服装。民国很长一段时间流行的还是长袍马褂,鲁迅在纪念李大钊的文章《守常全集〈题记〉》中说:“段将军的屠戮,死了四十二人,其中有几个是我的学生,我实在很觉得一点痛楚;张将军的屠戮,死的好像是十多人,手头没有记录,说不清楚了,但我所认识的只有一个守常先生。在厦门知道了这消息之后,椭圆的脸,细细的眼睛和胡子,蓝布袍,黑马褂,就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其间还隐约看见绞首台。痛楚是也有些的,但比先前淡漠了。这是我历来的偏见:见同辈之死,总没有像见青年之死的悲伤。”这“蓝布袍,黑马褂”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鲁迅虽不是“袍褂党”,但在北京时期的公共场合,也多以长袍马褂出场,这就是为什么鲁迅在北京的照片多以马褂服出镜的原因了。

  关于马褂,还有一段著名的故事:五四时期,在学术界引起一场“整理国故”运动。最初的主张是由胡适提出的。他们的观点是,“中国自有许多好东西,都不整理保存,倒去求新,正如放弃祖宗遗产一样不肖。”鲁迅说:“抬出祖宗来说法,那自然是极威严的,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就现状而言,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鲁迅一个形象的比喻,一针见血地说明了继承文化遗产与创新的关系。

  现在长袍马褂已成为中国服饰史的一个见证物,只有说相声的或演电影、电视剧的演员才有穿戴。在不骑马的时代,那服装的确有些不方便,因为那毕竟是落后的“洋服”。

  达夫赏饭

  鲁迅第一次书写著名的《自嘲》,是在1932年10月12日,鲁迅日记载:“午后为柳亚子书一条幅,云:‘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旧帽遮颜过闹市,破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以请’云云。下午并《士敏土之图》一本寄之。晚内山夫人来,邀广平同往长春路看插花展览会。”从日记看,鲁迅这一天的兴致是很高的。前一天好友郁达夫与王映霞在聚丰园请鲁迅吃饭,同席还有柳亚子夫妇、郁达夫兄嫂、林徽因。老友相聚,必是谈得投机,席间柳亚子向鲁迅求字。第二天鲁迅诗兴大发,做成一律,这首脍炙人口的名篇,成为鲁迅的代表作。鲁迅曾在《华盖集·题记》中说:“我平生没有学过算命,不过听老年人说,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这运,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说:“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柳亚子(1886—1958),诗人,南社创始人之一。他将鲁迅赠给他的诗一直珍藏着,1954年,他将这幅鲁迅亲自书写的墨迹题写了题记,献给了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军事委员会毛主席、朱总司令,后来又经辗转调拨给北京鲁迅博物馆。这幅墨迹条幅现存鲁迅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之一。这幅作品竖写共三列,整个条幅呈长条状,整篇章法布局自然,笔墨浓淡有致,气韵贯通,字体简约大气,趣意盎然,题跋字号稍小与落款相得益彰。

    辣椒与文学

  鲁迅因肺病而逝,而一生困扰着他的疾病还有牙病和肠胃病。他的学生杨霁云认为鲁迅的胃病一定与饮酒有关,于是就问鲁迅:“你的酒量如何?”鲁迅知道他的用意,笑着回答说:“我不大吃酒,我的胃病并非因酒而起。说来年代长远了,还是从前初次离开绍兴到南京进水师学堂的时候,冬天天气冷,没有衣服穿,于是不得不多吃辣椒以御寒,可就拿胃吃坏了。”鲁迅这话在他的回忆文章《琐记》中也有明证:“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

  鲁迅的家乡是浙江绍兴,那里的人本基本不吃辣的。他的小说《在酒楼上》记述了主人公回家乡时到饭馆,点了一斤绍酒,十个油豆腐,强调“辣酱要多”,然后他“很舒服的呷一口酒”。评道:“酒味很纯正;油豆腐也煮得十分好;可惜辣酱太淡薄,本来S城人是不懂得吃辣的。”鲁迅的小说故事新编中,羿出去打猎,腰上带着的是五个炊饼、五株葱和一包辣酱,结果他误杀了老太太的黑母鸡,无奈之下,他用那五个炊饼,搭上五株葱和一包辣酱把那鸡换了下来。回家后,发现妻子吃了升仙的药去月亮上了,他便将那鸡做了一盘辣子鸡,烙了五斤饼,吃掉了。在《非攻》中,公输般请墨子吃饭,也是备了辣椒酱、大葱和大饼。

  喜欢辣椒,在鲁迅的生活中形成了一种习惯,辣椒酱、辣椒末,都是他吃饭时常吃的佐料,这习惯在他给许广平的信中向她做过汇报。他在文章中也常用辣椒作比喻。他曾对所谓的“革命文学”进行了揭露,他说:“旧社会将近崩坏之际,是常常会有近似带革命性的文学作品出现的,然而其实并非真的革命文学。例如:或者憎恶旧社会,而只是憎恶,更没有对于将来的理想;或者也大呼改造社会,而问他要怎样的社会,却是不能实现的乌托邦;或者自己活得无聊了,便空泛地希望一大转变,来作刺戟,正如饱于饮食的人,想吃些辣椒爽口。”还说过:“革命便也是那颓废者的新刺戟之一,正如饕餮者餍足了肥甘,味厌了,胃弱了,便要吃胡椒和辣椒之类,使额上出一点小汗,才能送下半碗饭去一般。”

  鲁迅有一篇杂文《止哭文学》,他在《大晚报》上看到一篇文章《提倡辣椒救国》,文中说:“北方人自小在母亲怀里,大哭的时候,倘使母亲拿一只辣茄子给小儿咬,很灵验的可以立止大哭……现在的中国,仿佛是一个在大哭时的北方婴孩,倘使要制止他讨厌的哭声,只要多多的给辣茄子他咬。”鲁迅驳斥了这种谬论:“辣椒可以止小儿的大哭,真是空前绝后的奇闻,倘是真的,中国人可实在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特别‘民族’了。然而也很分明的看见了这种‘文学’的企图,是在给人一辣而不死,‘制止他讨厌的哭声’,静候着拔都元帅。”他指出:“不过,这是无效的,远不如哭则‘格杀勿论’的灵验。此后要防的是‘道路以目’了,我们等待着遮眼文学罢。”

  “夜里睡不着,又计画着明天吃辣子鸡,又怕和前回吃过的那一碟做得不一样,愈加睡不着了。”这是鲁迅行文的幽默。

    批评家与厨子

  鲁迅本就是一个批评家,他说:“凡中国的批评文字,我总是越看越胡涂,如果当真,就要无路可走。”他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据说是来自印度的:“有一个很普通的比喻。他们说:一个老翁和一个孩子用一匹驴子驮着货物去出卖,货卖去了,孩子骑驴回来,老翁跟着走。但路人责备他了,说是不晓事,叫老年人徒步。他们便换了一个地位,而旁人又说老人忍心;老人忙将孩子抱到鞍鞒上,后来看见的人却说他们残酷;于是都下来,走了不久,可又有人笑他们了,说他们是呆子,空着现成的驴子却不骑。于是老人对孩子叹息道,我们只剩了一个办法了,是我们两人抬着驴子走。”这故事的出处是来自哪一部印度的书籍还没有查到,但至少可以印证鲁迅读书之广博。

  鲁迅对中国的批评家提出批评:“独有靠了一两本‘西方’的旧批评论,或则捞一点头脑板滞的先生们的唾余,或则仗着中国固有的什么天经地义之类的,也到文坛上来践踏,则我以为委实太滥用了批评的权威。”鲁迅希望批评家评判别人的作品时应有先解剖自己的精神,另外要求批评家有一点常识:“例如知道裸体画和春画的区别,接吻和性交的区别,尸体解剖和戮尸的区别,出洋留学和‘放诸四夷’的区别,笋和竹的区别,猫和老虎的区别,老虎和番菜馆的区别……”他拿做菜的厨子举例,厨子做好菜后,有人品评他的好坏,厨子总不会厨刀铁锅放在批评家面前说:你来做一个好的我瞧瞧。厨子只是希望吃菜的人没有挑食忌口,没有喝多酒,没有发高烧。批评家只管说菜品的味道如何就已经足够了。

  围巾

  著名版画家赵延年先生一生创作鲁迅题材的作品有一百七十多幅。其中最著名的一幅鲁迅像是在1961年创作的,以黑色为背景,鲁迅表情冷峻,十字形围巾与白色衣袍形成强烈的视觉对比。这幅作品深入人心,给几代人以深刻的印象。此后,戴围巾的鲁迅形象经常被美术家引用。北京鲁迅博物馆内张松鹤、曹崇恩等创作的汉白玉鲁迅像,大约就是以赵先生的画作为原型的。1976年10月19日发行的《纪念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邮票,其中第三枚为沈尧伊《学习鲁迅的革命精神》,工农兵手捧《鲁迅批判孔孟之道的言论摘录》,这里面的鲁迅像也是戴了围巾的。

  鲁迅一生的照片很多,但并没有一张是戴围巾的。赵先生的创作意图是表达鲁迅的硬骨头精神。然而鲁迅生活中并没有戴围巾的习惯,不同时代的美术作品打着不同时代的烙印。

  萧红回忆说:“鲁迅先生不戴手套,不围围巾,冬天穿着黑土蓝的棉布袍子,头上戴着灰色毡帽,脚穿黑帆布胶皮底鞋。”她问鲁迅:“周先生不是很好伤风吗?不围巾子,风一吹不就伤风了吗?”鲁迅答道:“从小就没戴过手套围巾,戴不惯。”她描述道:“鲁迅先生一推开门从家里出来时,两只手露在外边,很宽的袖口冲着风就向前走,腋下夹着个黑绸子印花的包袱,里边包着书或者是信,到老靶子路书店去了。”这个鲁迅是不是更有趣呢?

  但鲁迅也不是没有戴过围巾。1918年11月19日鲁迅日记载:“午后往瑞蚨祥买手衣二具,围巾二条,共券十八元,与二弟分用。”在北京的冬天,一个南方人,围巾手套还是需要戴的,而且是与二弟分享,表达了大哥浓浓的情意。1932年冬,鲁迅回北京探望母亲,有一天到西单商场,想买些送人的东西,没等买,却让小偷窃走二元钱。鲁迅写信给许广平告知此事说:“盖我久不惯于围巾手套等,万分臃肿,举动木然,故贼一望而知为乡下佬也。”许羡苏是鲁迅的三弟周建人的学生,1920年来北京投考高校,由于举目无亲,就住进八道湾,与鲁迅一家关系非常亲密。她回忆:“鲁迅先生的习惯,每天晚饭后到母亲房间里休息闲谈一阵,……那把大的藤躺椅,是他每天晚上必坐的地方,晚饭后他就自己拿着茶碗和烟卷在藤椅上坐下或者躺着。老太太那时候已快到七十岁,总是躺在床上看小说或报纸,朱氏则坐在靠老太太床边的一个单人藤椅上抽水烟,我则坐在靠老太太床的另一端的一个小凳上打毛线。”鲁迅的一条毛线围巾,就是许羡苏织好送给鲁迅的。如今鲁迅博物馆的展柜中,就展出着那条毛线的围巾。

  (本文摘自《走近鲁迅》,萧振鸣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6月第一版,定价:5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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