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梁佩兰集校注》看清初南北文化圈

  明清之际,广东出了三位著名诗人:南海梁佩兰、番禺屈大均和顺德陈恭尹,合称“岭南三家”或“岭南三大家”。著名诗人,学者都会给他们的文集整理注释。屈、陈二氏文集,目中所见,近年已有陈永正等的《屈大均诗词编年笺校》和陈荆鸿笺释、陈永正补订、李永新校点的《陈恭尹诗笺校》两种,只有梁佩兰诗的整理注释本迟迟未见。梁佩兰诗未必定逊于屈、陈二人作品。《清史稿》本传说他“夙负诗名”,《清史列传·韩海》载:“岭海文社数百人,推梁佩兰执牛耳。”梁氏在北京时与朱彝尊等人主持诗会,得到王士禛等大家推重。凡此可见梁氏超卓的诗歌成就。推想起来,屈、陈二氏作品先获学者顾盼,一方面固然由于二人的诗确实写得好,另方面也跟二人的抗清志节和忠孝品行不无关系。

  反观梁佩兰,未见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反而早就认定明室恢复无望,甚而劝喻明室后人不必眷怀故国。他二十九岁中举人以后,连续六七次赴北京考进士,直到六十岁考中才罢;看起来好像一辈子热衷功名。然则学者研究先彼后此,应该可以理解。不过以人废言,毕竟不尽恰当;何况梁佩兰行事跟当时众多士子没有两样,倒是不必过分深责。再则他的故明之思也不是完全不存在,到了七十五岁的高龄,仍有颂扬明遗民的作品。所以反清人物如屈大均、陈恭尹还是跟他结下深厚的友谊,并为他的《六莹堂集》写序。二人序中分别称许梁诗“雄奇光怪,能开凿自成一川岳”“雄迈滔莽,精警卓拔”。从诗歌的层面说,紧接其他二家整理梁佩兰诗绝对是应该的事。2019年8月北京中华书局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出版的董就雄君《梁佩兰集校注》,正是梁诗(以及其他文体)整理及研究的晚来成果。

  之前梁佩兰集也不是完全未经整理。早在1992年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便出版了吕永光整理的《六莹堂集》(下称“吕本”)。但吕氏的整理限于校点原文、补辑评词及佚诗佚文,另附载《梁佩兰年谱简编》。学术贡献无疑应该肯定,但整理不算全面,首先是梁氏佚文的辑录未见齐备,董君据其他学者的搜辑和自己的多方搜求,甚至旁及网页,增录不少。吕本原来辑得梁氏佚诗四十一首,佚文二十五篇,楹联三副。筚路蓝缕,也不容易。不过其后学者如司徒国健、李舜臣等人续有发现。董君又辑得佚诗五首,佚文两篇,佚联一副。然后综合前人补辑成果,全书收录佚诗五十四首,存目诗二首,佚文三十二篇,存目文二篇,佚词三首,楹联四副,诗评五则,较吕本为多,应该是目前篇章文字最齐全的梁佩兰集。而且本书对佚篇重新编排,跟吕本原辑不同,更便检览。校勘、补遗、附录以至年谱各项也多所增补修订,全书字数近一百五十万,篇幅是吕本的三倍多。

  学者整理解读前人作品的书名,或用“校注”,或用“校笺”,或用“笺注”,或用“笺释”。校是校勘,比对各版本文字异同,希望求得最理想的文句样子、或者接近最理想的文句样子;这点无人异议。至于注、笺、释等字,仔细考辨,还是可以指出彼此间意义上的某些差别的。不过个人看来,今人好些以“校注”定名的撰著,“注”的含义已经扩大,实际包括了传统“笺”“释”等范畴;本书也是这样。总的说来,著者只是要方方面面解读清楚梁佩兰的诗文。当然这里得进一步说明:方方面面指的是哪些?个人这么看:举凡校勘、解题、系年、作意、典故诠释、考证议论、句意明确以至评鉴影响,不妨都在其中。

  本书所用底本及各参校本,书首《凡例》第一则详细列出。其中参校的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汪观选编的《五大家诗·梁药亭诗》十七卷本,有康熙五十四年序。此本除日本内阁文库,海内外其他图书馆未见。集中文字和通行本梁佩兰诗时有不同,极具校对补足价值。譬如本书卷九《吴中杂咏》第一首:“如此江山足霸图,阖闾何事竟亡吴?太湖三万六千顷,输与谋臣范大夫。”《校勘记》指出汪观本“阖闾”作“夫差”。按吴王阖闾虽与越王句践作战,伤重而死,究未亡吴;亡吴者其子夫差。诗如用“夫差”,似跟四句的“范大夫”更扣合。虽然《岭南三大家诗选》也用“夫差”,毕竟有了汪观本,得免彼此孤证。

  董君校勘十分慎重细致,不轻易校改原文字词;无疑是正确的校勘态度。好像《六莹堂二集》卷七《留别余大司农、陆翼王、冰修、魏羽平诸同学、次司农送行韵》“久抛盘剑蜡鱼装”句,《校勘记》中引李白诗和王琦注,得出“可知‘蜡鱼’宜作‘䱜鱼’”的结论。但因诸本俱作“蜡鱼”,也许仍旧怀疑“蜡鱼”是否别有出处,于是“于此不改”。又好像二集卷六《秋社》末句“柱稷在田功”。题目有“社”字,道光本“柱”又作“社”,兼且“社稷”习见用语;实可据改“柱”为“社”。但董君在细密检索之下,发现蔡邕《独断》记载神农氏儿子名柱稷,是五谷之神;于是保留诗句中的“柱稷”。当然,在理据十足的情况下,董君还是有所校改的。二集卷三《送史蕉饮太史归淮扬、用顾书宣编修原韵》句“都忘语默入神室,红盘不久浮阳昇”。康熙底本“昇”作“升”,这里“昇”是校改字。《校勘记》提出两点无可置驳的理由:甲、诗中另有“倾盘供客仅虾菜,举盎储粟无数升”。“升”字韵脚,不宜他处重用。乙、紧随和同一韵的《又叠前韵》及再下面一首《送史万夫归淮扬、仍用前韵有序》二诗相同位置两句,分别为“扶桑突兀红轮昇”“海云并作阳乌昇”,都用“昇”字,“故据之改。”

  本书注释体例在卷首《凡例》第四则列明,实有可观,并具特色和价值。注释一般分为诗题及正文两部分。先注诗题及题中人物资料,并作系年兼交代理据;此等内容俱置于全诗注一。正文注释一般先串讲诗句大意,接着注释字词及典故;有需要时加按语。注文中的“人物资料”值得注意。梁佩兰交游广阔,足迹遍大江南北通都鄙邑,相接者包括上下阶层。人物行谊不清楚,自然妨碍阅读。本书对梁氏作品中所涉人物生平经历,尽可能扼要叙述。一些没有功名或名声不响而出现于作品的人,特别是僻处南方的人,往往也能曲折有所考证,使得由梁氏放射而出的清初南北文化圈呈现出来,让普通读者和学术界都能从中得到大量清代人物资料,省却不少另行探索的劳心;这便是学术上的贡献。

  再就阅读层面说,人物资料齐全,容易读通作品不在话下。试看卷三《赠郭青霞》一诗,前以太华三峰说英雄,后以丹砂水银说道术,初读不免迷糊。郭青霞不具名声,其人其事不易认识。董君在注一中先引陈荆鸿《独漉(陈恭尹)诗笺·赠郭青霞》笺语,简述郭青霞生平,再比对屈大均集中《赠郭青霞》和梁氏诗句,通过汪宗衍《屈翁山先生年谱》提供的资料,不但得出本诗作年,还同时知悉郭氏早年有过与闯贼搏战的经历;后来则退隐绝意世途,好治《周易参同契》,置鼎炼药。这么一来,诗中前段英雄的描述和后段道教的诸般术语,通过爬梳驳接,诗意前后贯畅了。

  至于系年,本书系年作品达到梁氏全部作品百分之四十以上,吕氏系年有误或未尽详明处,本书亦作出纠正和补充。

  本书注释一般先串讲诗句大意。我们看到不少校注本,尽管卷帙浩繁,但往往只注解典故字词,读者特别是程度一般的读者虽然明白典故字词的出处意义,句意仍旧无法掌握,那是因为当中的主语宾语虚词实词以至文字次序弄不清楚的缘故。本书注文,首先释说一句或两句,甚而串合上下文的总体意思。不用全书惯用的浅近文言文解说,改用语体,总求句意明了不过。串解时补足诗句省略的内容、主词及宾语、补上副词与虚语,又或颠倒文言行文方式,换成语体句式。这不仅对普通读者大有帮助,也可让专家参照。  本书讲解诗意,不仅限于独立句子或者上下几句之间的注释串讲明白,而其他则让读者驳接。董君处理长篇作品,每每还揭示行文或段落作意的变化,指点诗人纷纭用意中的起伏运转连接。董君擅写长篇,而且还是长篇中的排律,对长诗情意变换的分合安排,向来讲究有心得。这回注释梁佩兰诗,便用上这桩本事了。卷三《送李镜月之端州》注文可见一二。此诗有眼前实景,有想象虚景,有人物,有话语,混杂一起,读起来可能感觉迷离。注者于是逐一梳释。好像注二中他说诗起笔四句是送别李侯实景,下文写的都是作者想象之景。跟着注八他说“其阳恐有崖谷崩”二句是篙师渔工对答的内容。注十二他说“锦石山头片月明”至“空怜二女啼斑竹”十八句是作者想象李侯到端州城后所见所闻及所写的文章。最后注二十一说“空怜二女啼斑竹”以下至末尾八句是作者想象李侯游端州后返回广州的情景。读者随注文指示的脉络读下去,容易豁然。

  注文中的按语,往往是董君学术识解表达的所在。其实不仅按语,就是校注中不加按的议论文字,也足开启耳目。兹举按语二例,以见一斑。甲、卷二《寄怀屈翁山客雁门》句云:“平生论王霸,中具胆与识。”注中“按”云:“从佩兰此诗可知,佩兰指出屈大均有割据一方的王霸思想;这与学界一贯对屈氏遗民思想的理解不同。”这是人所未言的观点。另诗末二句“感慨亦何为,宇宙原粃糠。”注中“按”云:“佩兰于此以《庄子·逍遥游》中之神人为喻,谓天下事不过如粃糠微末之物,根本不值得斗争。可见他对屈大均的王霸思想不太认同。他已接受清廷一统之现实。”这是本书《前言》指出的“佩兰流露卑论王霸的思想”实证之一。乙、卷三《耕田歌》有句:“后羿弯弓射九日,徒使万世大笑空尔劳。”注云:“二句用后羿射日典。佩兰以后羿自比,谓不欲如后羿般射下九日而为万世嘲笑其徒劳无功。实谓他不欲在朝廷做徒劳无功之事,而是选择归隐,以免落得万世讥笑的下场。”又加按语:“此诗流露佩兰无意为清廷效力之想。”这样的探究,也跟《前言》第一节《生平及政治思想》结末处的观点呼应。

  最后谈谈书末《梁佩兰年谱简编补订列表》。此表是董君扩充吕本《梁佩兰年谱简编》而成,并据其内容重新分置,排列成表。董君自言参照了清人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所附《右丞年谱》的体例。既云参照,即不全遵赵谱。按赵谱原分“纪年”“时事”“出处”“诗文”四栏,董君改成“纪年”“时事、出处或学术”“交游或行迹”“诗文”四栏,扩阔了赵谱内容,可谓前有所据,后加创新。董表中的“学术”“交游”“行迹”诸项为赵谱所无。董表补入“交游或行迹”特别有意义。栏中表述梁氏和清初北方学者与南方文士的全面交往,使当时以北京为中心文化圈的南北交集、遗民与仕清文士并融、北方清廷官员频密聚集岭南的特色清晰彰显。即使“诗文”栏目二者同名,内容其实很有分别。董表把梁氏近千首可系年的作品列示,按年、季、月、日标序,令读者一览无遗。其间细致排列,真不知下了多少工夫。

  我与董君相交,深悉他为人思辨清晰,讲话不熅不火有条理。关心的事物要寻根究柢。教学讲论时细致详尽,前后兼顾,总求听者明了。这回我读他的《梁佩兰集校注》,只觉随处浮现他的身影习性,只觉校注的方式和他的为人完全吻合:讲解步骤分明,行文周到不漏。我们看看各诗的注一,当可了然。虽多有重叠好像啰唆,实际上十分方便读者。董君在书首《凡例》第九则也解释过“注释不避重复”的缘故:全书卷帙浩繁,只用“见某某诗”注的形式,对读者检阅不便。即使在《梁佩兰年谱简编补订列表》所系诗题下面,仍以括号标示该诗在本书的几集几卷。董君明言此举“以便读者核对全诗”。

  本书作品的“校注”以及书后的“补遗”“附录”“简谱”等大标题跟其他学者其他文集校注本所列,没有两样;然而笺注的方式、佚文的编排以及年谱形式的改进,却在在显示出董君的细密经营,旧中出新和方便阅读的用心;加上坚实的学术内容,从而使得本书值得推扬和推荐。当然,一本就算是出类之作,要说完全符合每个读者的心意和要求,恐怕也不容易。

  (作者为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荣誉教授、香港大学中文学院荣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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