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的三篇序言——为《治术:周秦汉唐经世之道》自序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早熟,管理系统复杂。中央集权体制下的治国理政,需要高超的技巧和方法。没有教科书能够得其门径,只有历史的经验才最受重视。

  1063年农历四月,宋英宗(1032-1067)即位,不久,司马光给皇帝呈上自己编纂的《通志》八卷。这位年仅31岁的新皇帝很赞赏司马光(1019-1086)的著作,要他继续撰写,而且国家拨给经费,配备修撰人员。1067年正月,英宗皇帝病逝,神宗(1048-1085)即位。当年十月,初开经筵。“经筵”是给皇帝讲课的典雅说法,“经”者,经典;“筵”者,宴也。“经筵”就是我们今日所谓精神大餐之意。程颐、朱熹都给皇帝开过经筵。

  这是神宗初登大宝后的第一堂课。司马光在这堂课中讲的都是历史,就是他奉英宗之命而撰写的历史。神宗听了后,龙心大悦。他觉得司马光《通志》的书名太朴素了,特赐了一个响亮的书名——《资治通鉴》。几天后,神宗交给司马光一篇《序》文,说书成之后,就加进去。

  一般来说,书写好了再请人写序,要请皇帝写序更是了不得。唐玄奘(就是那个唐三藏)翻译了许多佛典,想编辑在一起,三番五次请李世民写序,李世民总有些犹豫。因为李世民曾经批评梁武帝对于佛教的痴迷,说自己唯独遵奉儒家思想。最后,他还是看在玄奘是儿子李治的老师的份上(太子的师傅都是儒学大师,但是,玄奘为李治授菩萨戒,也算师傅之列了),在临终前几个月写了一篇《大唐三藏圣教序》,文章大约是御用文人代笔的,字则是从王羲之书法作品里采集的(取法王羲之书法的褚遂良也书写过)。李世民只是挂了一个名,而且把写序变成了书法游戏。

  宋神宗可不是这样。司马光的书还没有写好,他就写好了序言,而且在序言中,大发感慨:“朕惟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刚健笃实,辉光日新。”《诗》《书》《春秋》无不重视读史,“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于后世者也”。神宗从司马迁的《史记》谈到当下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尤其赞扬司马光这部书切磋“治道”的努力:

  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敎,断之以邪正,要之於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

  在序文的最后,神宗提到书名的事:

  《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

  宋神宗说得非常清楚,读史书,知往事,见得失,铭“商鉴”,对于他的求索治道,非常有益。史书中所载的“治道”是什么呢?神宗用了十二个排比句:“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敎,断之以邪正,要之於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这十二个排比句分六个层次:

  第一是“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即书中关于治国理政决策时的精彩议论及其行政操作方面,德与刑两方面优良的制度规章。第二是“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涉及天象和人事(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吉凶祸福诸般征兆的探究。第三是“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即懂得权威与福泽之所以盛衰,其本源何在;清楚规划重大国事的利害攸关功效之所在。第四是“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敎”,即良将打仗的方略,循吏(公正执法而爱民的官吏)的有效治理措施。第五是“断之以邪正,要之於治忽”,对是非曲直要有判断,求治的根本是勤勉不能怠惰。第六是“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那些用词渊博厚实的文体,规戒劝谏深刻的含义。归纳起来就是,精到议论与施政;天象人事与吉凶;社稷祸福与利害;良将之策与循吏之治;处事之明断与勤政;为文之体例与要义,所有这些有资于治国的方略,“良谓备焉”。在宋神宗看来,《资治通鉴》就是一部治国理政的教科书。

  中华书局1956年初版的《资治通鉴》共收了三篇序文,除了上面这篇宋神宗御制序文外,还有两篇:一篇是最早给《通鉴》全面作注的宋元学者胡三省的序,另外一篇是元初兴文署初刊《资治通鉴》时翰林学士王磐的序。

  胡三省(1230-1302)的序文写得比较专业,谈到中国的史学传统,谈到他注释《通鉴》的衷曲和个人的遭遇,也有一段谈到《通鉴》的价值和意义:

  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可少欤!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新注资治通鉴序》,见《资治通鉴》第1册第26页,中华书局点校本,2011年版)

  胡三省是宝祐四年(1256)的进士,与文天祥(1236-1283)、谢枋得(1226-1289)是同科进士(文天祥是第一名),宋人称之为同年。胡三省秉承家学,酷爱读史,入仕之初就已经以《通鉴》专家知名。1275年,他曾被推荐到同为台州老乡的贾似道幕下任职,见其冥顽刚愎,不听正言,乃弃官归乡里。宋亡不仕于元朝,专心注释《资治通鉴》,年逾古稀去世。胡三省《资治通鉴》注中所表现出来的家国情怀、卓识洞见,陈垣先生在《通鉴胡注表微》里有精到的分析。上引序文中那段评价的意义是说,无论什么人,不管是君是臣、还是普通百姓(人子),乃至带兵之将,都应该了解历史,从阅读《资治通鉴》这部大书中寻找知识和智慧,提升治理国家的能力、克敌制胜的本领,以及为人处事的技巧。

  至于元初宰相王磐(1202-1293),他是金朝的进士,入元累官至翰林学士,忽必烈时任宰相之职。为人刚正、廉洁,酷爱读书。他在给兴文署(元朝在大都专门建立的刊书机构)新刊《资治通鉴》所作序文中说:

  古今载籍之文,存于世者多矣。苟不知所决择而欲遍观之,则穷年不能究其辞,没世不能通其义,是犹入海算沙,成功何年!善乎孟子之言曰:“尧舜之智而不遍知,急先务也。”大抵士君子之学,期於适用而已;驰骛乎高远,陷溺乎异端,放浪于词华,皆不足谓之学矣。《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说命(伪古文尚书《周官》)曰:“学古入官,议事以制,政乃不迷。”若此者可谓适用之学矣。

  前修司马文正公,遍阅历代旧史,旁采诸家传记,删繁去冗,举要提纲,纂成《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上起战国,下终五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间,贤君、令主、忠臣、义士、志士、仁人,兴邦之远略,善俗之良规,匡君之格言,立朝之大节,叩函发帙,靡不具焉。其于前言往行,盖兼畜而不遗矣;其于裁量庶事,盖拟议而有准矣。士之生也,苟无意于斯世则已;如其抱负器业,未甘空老明时,将以奋发而有为也,其于是书,可不熟读而深考之乎!朝廷悯庠序之荒芜,叹人材之衰少,乃于京师创立兴文署,署置令、丞并校理四员,咸给禄廪,召集良工,剡刻诸经子史版本,颁布天下,以《资治通鉴》为起端之首,可谓知时事之缓急而审适用之先务者矣。

  噫!遐乡小邑,虽有长材秀民,响慕于学而无书可读,悯默以空老者多矣。是书一出,其为天下福泽利益,可胜道哉!昔圯上老人出袖中一书,而留侯为万乘师;穆伯长以昌黎文集镂板,而天下文风遂变。今是书一布,不及十年,而国家人材之盛可拭目而观之矣。[王磐虽然写了此序,但是,兴文署并没有印刷《资治通鉴》,见王国维《元刊本资治通鉴音注跋》(《观堂集林》卷二十一,中华书局,1959年,第1047页),详尽考证见辛德勇《兴文署本胡注〈通鉴〉的真相及其他》,刊刘梦溪主编《中国文化》2020年春季号]

  王磐的序谈了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说,世间的书很多,知识也学不完,尧舜这样聪明的圣人也只学最切用的知识。对于奋发有为、志在经邦济世的士子来说,学习历史最切要,学习前人的治理得失,提升自己的入仕行政的水平。

  第二层意思是说,就历史书而言,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最应该读。为什么呢?因为“贤君、令主、忠臣、义士、志士、仁人,兴邦之远略,善俗之良规,匡君之格言,立朝之大节,叩函发帙,靡不具焉。其于前言往行,盖兼畜而不遗矣;其于裁量庶事,盖拟议而有准矣”。这段话相当于对于神宗十二个排比句的概括。“兴邦之远略,善俗之良规,匡君之格言,立朝之大节”,从治国到为官之道,说得更为简明。接着的那句,“其于前言往行,盖兼畜而不遗矣;其于裁量庶事,盖拟议而有准矣”,是说该书对于前人的言行得失,兼收并蓄记载精详;对于诸事的裁量处置,能给出可资参考的见解。因此,他感慨说,现在国家建立专门的出版机构兴文署,拟刊刻各种传世经典,第一部就选《资治通鉴》,真是知道轻重缓急,选得非常好啊:“可谓知时事之缓急而审适用之先务者矣。”

  王磐的第三层意思是勉励的话,希望这部《资治通鉴》的出版,能够在十年之内带来治国理政人才辈出的局面:“今是书一布,不及十年,而国家人材之盛可拭目而观之矣。”为什么这么乐观呢?他举了两个例子,当初圯上老人出袖中一书,而留侯张良研读后就成了刘邦的国师;北宋穆脩(字伯长)雕版印刷可供士人阅读的《韩昌黎文集》,为古文运动推波助澜,天下文风为之一变。所以王磐说:“噫!遐乡小邑,虽有长材秀民,响慕于学而无书可读,悯默以空老者多矣。是书一出,其为天下福泽利益,可胜道哉!”

  从王磐的序言中,我们完全可以体会出,这位官至宰辅、享年逾于九十的政治人物,是如何重视《资治通鉴》对于官员们提升自己治理能力的意义。

  晚清名臣曾国藩是王磐的知音。咸丰时任浙江巡抚的安庆宿松人罗遵殿(1798-1860),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1860年太平军进攻杭州,罗氏阖家死难,唯有在外地求学年仅弱冠的儿子罗少村幸免。灵柩运回宿松(今属安徽安庆市)隘口老家不久,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都赶到宿松隘口罗家祭奠。罗少村出来迎拜。罗遵殿属于湘军之党,与曾国藩交情甚笃。当遗孤罗少村专门写信给曾国藩叩问入仕读书之道时,曾国藩回复了一封信,说“窃以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要讲前贤往哲谈经邦治国的书籍,没有一部能超过《资治通鉴》。曾国藩的这句话说得很满,尽管他是一个很持重的人。这一定有他的理由。理由是什么呢?“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如因三家分晋而论名分,因曹魏移祚而论风俗,因蜀汉而论正闰,因樊英而论名实,皆能穷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又好详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曾氏还叮嘱说,足下若能熟读此书,“将来出而任事,自有所持循而不致失坠”(《曾国藩全集·书札》卷6《与罗少村》,中华书局,2018年,第5453页)。曾国藩特别重视《通鉴》评论史事能“穷物之理,执圣之权”;叙说军事得失缘由,脉络分明;讨论成功人士家族兴旺与衰败之缘故,详尽细致,发人深思。所以,他断言,就经世之书而论,首推《资治通鉴》。

  曾国藩的这个评价后来也为毛泽东所认可。五十年代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古籍整理的第一部首选《资治通鉴》。这是毛泽东钦定的安排,而且是当面给吴晗下的任务:“《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晚年的毛泽东说他一生读《资治通鉴》有十七遍,赞扬《资治通鉴》讲战争,充满了辩证法。多次给人推荐说《通鉴》是值得再读的好书。(参见薛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59-361页)

  我们一起阅读了宋神宗、胡三省、王磐三位各自为《资治通鉴》写的《序》,三篇序言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认为求索治道,需要读史。这也正是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初衷:“专取关国家兴衰,系民生休戚”的历史事件。

  《资治通鉴》记事,涉及到周秦汉晋唐及五代共1362年历史。本书着眼于“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每讲之前,略叙一代之兴衰与治理之功过,以为通论;于通论之下,则撮取《通鉴》中具体人与事予以讨论,俾使前之所论,有所证说。历史的魅力在于具体的人物和故事,任何治国之道、经世之术,都只有落在具体的情景人事当中,才有切近的感觉,才有方法论的意义。

  (本文为《治术:周秦汉唐经世之道》作者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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