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四声三问》引用《高僧传》文本探源

  陈寅恪先生的《四声三问》一文,提出四声说产生于佛经转读。学界多年来认为佛教唱诵对齐永明体的产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一观点多肇基于此。其说作为学术观点还可讨论,不过在四声说研究史上,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该文最早发表在《清华学报》1934年第9卷第2期,后来收入陈寅恪先生自编的《金明馆丛稿初编》。《初编》于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为《陈寅恪文集》之二(以下或简称上古版《初编》,下引该书页码均据此)。2001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再次出版《初编》,收入《陈寅恪集》(以下或简称三联版《初编》,下引该书页码均据此)。需要说明的是,上古版《初编》虽然出版于1980年,距1969年陈寅恪先生去世已逾十年,但其编集定稿却在陈寅恪先生去世前。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克勤先生参考社内存档案资料指出,陈寅恪先生在1963年即已向中华上编(即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交稿(参高克勤《陈寅恪著作的标点符号》,载2020年7月2日《南方周末》)。可知最初发表刊物《清华学报》所载与上古版《初编》所收《四声三问》,都经过陈寅恪先生亲自审定。

  在《四声三问》文中,陈寅恪先生除引《南齐书》《梁书》《南史》《诗品》等文献外,最为倚重的是南朝梁慧皎的《高僧传》,依次征引支昙籥、释法平、释僧饶、释道慧、释智宗、释昙迁、释昙智、释僧辩、释昙凭、释慧忍凡十家经师传记。笔者学有未逮,无意探讨四声说相关研究,仅就在担任《陈寅恪文集》重排本复审工作过程中的发现,对陈寅恪先生在《四声三问》一文中引用的《高僧传》产生好奇,试就其可能使用的版本稍作探究。

  疑问的产生

  问题起源于笔者的偶然发现,即《四声三问》在先后刊出的三种出版物中引用《高僧传》的文字,存在明显的校改痕迹。

  以上三种出版物所载《四声三问》一体同源,历史并不复杂,不过实际上晚出的三联版《初编》在出版时重核了《四声三问》的引文。重核引文的工作符合三联出版《陈寅恪集》的工作体例。《陈寅恪集》2000年的“出版说明”明确说明:同其他《陈寅恪文集》已出版过的品种一样,出版社对其中的引文,“一般依现行点校本校核”,“尚无点校本行世的史籍史料,大多依通行本校核”。三联版与《清华学报》、上古版的文字差异,最初注意到的有以下两种情况:

  一、支昙籥、释法平寓居地名称。《清华学报》与上古版(P330)均作“支昙籥……寓居建康”,“释法平姓康,康居人。寓居建康”。两处“建康”在三联版中均被改为“建业”(P369)。

  二、释僧饶与释道慧年龄的表述。《清华学报》与上古版(P277)均用“春秋”,如释僧饶“春秋八十六”,释道慧“春秋五十有一”,而在三联版中,“春秋”均被改作“年”,即释僧饶“年八十六”(P369),释道慧“年五十有一”(P370)。

  上古版《初编》与《清华学报》的文字相同,能够理解,毕竟都经作者生前审定。不过三联版既然校改,必有所据,笔者充分相信出版社或相关参与校订编辑人员的审慎,只是有如下疑问:他们为什么会改这两处文字,是因为陈寅恪先生引用《高僧传》文字确实有误,还是有其他可能?

  陈寅恪先生在1962年曾就《金明馆丛稿初编》致信中华上编,其中有两条意见与本文所论有关:“原稿交付尊处当即付印,不愿由尊处修改增删”,“引用书未能一一注明版本页数”(参前引高克勤《陈寅恪著作的标点符号》一文所引陈寅恪信)。根据这两条意见,一方面我们可以进一步确定《初编》作者已审定,出版社将不会作增删改动,另一方面因为版本页码没有注明,也使得我们一时无法找到与之对应的《高僧传》版本,用于核实上述异文。

  笔者首先想到的是查核当前的通行整理本,即汤用彤先生校注、汤一玄整理的《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版,收入《中国佛教典籍选刊》,下引该书页码均据此)。汤用彤先生1964年去世,工作未竟,哲嗣汤一玄先生于上世纪80年代续成。据出版说明,汤用彤先生的校勘工作已基本完成,汤一玄先生在整理时对校勘作了取舍。稍作比对,可知于上述两条异文处,三联版正与通行的《高僧传》整理本一致,并非无所依据。

  再生疑问

  在图书出版过程中无论是作者或者是编辑,出于精益求精的目的,对已出版的作品进行校改,非常正常;三联书店继上古版文集之后,出版了《陈寅恪集》,整体品质得到学界认可,殊为不易。三联版上述两处校改文字已得证实,本文似应就此收笔。事实上,回顾当时复审《陈寅恪文集》重排校样的情形,当时差点就接受了三联版的改动。

  不过,事情到此并未结束,笔者在使用通行整理本《高僧传》进行核校时,解决了小疑问,却又发现了新问题,而这一发现使得彻底厘清陈寅恪先生征引《高僧传》所据何种版本显得更为紧要,故不得不探个究竟。

  笔者发现,陈寅恪先生所引的“支昙籥”以下十人传记,在通行整理本《高僧传》的卷十三,而上古版与三联版明载“高僧传十五支昙籥传”,卷数存在“十三”与“十五”的差别。更为奇怪的是,最早刊发《四声三问》的《清华学报》却著为“高僧传十三支昙籥传”。显然,陈寅恪先生将《四声三问》编入《金明馆丛稿初编》时,对《清华学报》所载支昙籥等人所在《高僧传》中的卷数有所修正,也即他将“十三”改成了“十五”。上述所举三联版所改的“建康”与“建业”、“春秋”与“年”,毕竟意思相同,无关宏旨,而引文所在《高僧传》的卷数存在不同,可能就没有那么简单。

  笔者曾有闪念,是否有可能在作者编集的某个环节将卷数“十三”误植为“十五”,因为“三”与“五”字形相近。作为编辑知道,此类形近致误的情况并不少见。但这个想法很快被自我否定,因为《清华学报》写作“十三”,但上古版“十五”,依陈寅恪先生的习惯,文集行文所及卷数都作大写,故“十五”写作“拾伍”,这也是《陈寅恪文集》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三”与“伍”字形相差太远,几无可能在转抄过程中因形近致误,唯一的解释是陈寅恪先生有意校改。

  既知“(卷)十五”为陈寅恪先生的订正结果,而“(卷)十三”又是通行整理本《高僧传》原本,只能说明陈寅恪先生引用《高僧传》文字另有所据,与通行整理本《高僧传》不同。

  进一步研读通行本《高僧传》,可知“十三”与“十五”卷数差异形成之端倪。汤用彤先生于1963年12月为整理本《高僧传》撰写的“简略说明”如是交待:整理工作以《大正藏》为底本,同时以《弘教藏》《碛砂藏》《金藏》(即《赵城藏》)及金陵刻经处本互相校对,另参校其他文献。我们发现,在卷十四“序录”一卷中,原属十三卷的“晋中山帛法桥”条目前有一括注,云“金陵本以下作卷十五”(P549)。这里的“金陵本”也就是书前“简略说明”中的“金陵刻经处本”,而经师“晋中山帛法桥”以下,有经师十一人,正包括陈寅恪先生《四声三问》一文所引《高僧传》“支昙籥”(含)以下经师十人,“支昙籥”前就是“中山帛法桥”。是金陵本分卷虽然不同,但其编次与《大正藏》及其他各本完全一样。

  此时,相信大家不难想到:陈寅恪先生在引文卷数著录上与通行本所述金陵本《高僧传》的分卷相符,是否意味着《四声三问》一文所引《高僧传》用的是就是金陵本,故与通行本所据的《大正藏》本《高僧传》不同?

  文本内外的证据

  谨慎起见,为证实上面的推断,还需目验为实。

  已知在诸多版本《高僧传》中,分卷之异是金陵本特异于其他各本的一大特征。金陵本毕竟后出,分卷有所调整而内容编次不变,并不能作为判断版本优劣的依据,但可以作为判断引用者所据何本的证据。如上古版《初编》所引经师十人传记所在“(卷)十五”如与金陵本《高僧传》相合,则陈寅恪先生在编集《初编》时的这次校改,可作为他使用金陵本《高僧传》最为有力的内证。

  借助现有便利的检索条件,我们很快查得上述所说的金陵本《高僧传》,即清光绪十年(1884)金陵刻经处刻本《高僧传初集》(4册),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著录该本,并据天津图书馆藏本制成图像文本,可供读者在线全本免费查阅。经查,金陵本《高僧传初集》分卷正如通行整理本《高僧传》所说,为十五卷,且经师中山帛法桥、支昙籥等十一人在卷十五。笔者进一步查《大正藏》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藏宋板元刊《高僧传》,皆分为十四卷(含序录卷),且经师中山帛法桥、支昙籥等十人都在卷十三,金陵本《高僧传初集》明显与众不同。

  上述所列两条异文中的第二条,即有关释僧饶与释道慧年龄的表述,陈寅恪先生原本用“春秋”而不用“年”也可用作旁证。上述两处表述金陵本《高僧传初集》用“春秋”,而《大正藏》本用“年”。这种同义异文,正如上文所说,虽然无关宏旨,却是版本特征所系,惜通行整理本《高僧传》并未于此出校。考虑到书前“出版说明”,汤一玄先生在整理时有所取舍,此类文字在此过程中删落也未可知。由于这两处异文并非金陵本独有,所见宋板元刊《高僧传》即与金陵本同,姑且视为旁证。

  上述两条证据,实为一时偶然发现,然后予以证实。今有赖通行整理本《高僧传》校勘记的提示,还可找出一例供参考。

  前此已述《四声三问》引经师十人传记,其中引《释慧忍传》云:“忍所得最为长妙。于是令慧微、僧业、僧尚、超明、僧期、超猷、慧旭、法昙、慧满、僧胤、慧彖、法慈等四十馀人皆就忍受学。遂传法至今。”(此处引文《清华学报》、上古版、三联版一致)引文中所举僧众法名与金陵本《高僧传初集》完全相同,其中慧微、超明、法昙、慧满四人,在通行本所据的《大正藏》本《高僧传》中为慧满、超朗、法律、昙慧。不过,如同上述“春秋”与“年”的区别,此非金陵本独具,反而可能是《大正藏》本之于其他诸本的特异之处,因与本文所述无关,且不论。

  我们再看看文本之外的证据。其一,陈寅恪先生倚重金陵本《高僧传初集》有文献可证。据蒋天枢先生所撰《陈寅恪先生读书札记弁言》,经陈寅恪先生批校之书,多在乱世中散失,今存者不及什之一。2001年由三联出版的陈寅恪先生《读书札记三集》中,所收第一种即《高僧传初集之部》,该部开篇即指明陈寅恪先生研读《高僧传初集》的版本信息:“梁释慧皎撰,光绪十年冬十二月金陵刻经处印行。”蒋天枢先生还在《读书札记弁言》中说:“批校最多且最不易整理之书,为梁慧皎《高僧传初集》,其批改字迹之细小几如毫发之难于辨识,为所见先生批校书中最难于爬梳者。”陈寅恪先生在《高僧传初集之部》“序”下批注云:“此书若以高丽藏本校之当有发明。”(《读书札记三集》P9)又据《读书札记三集》,书后收有《高僧传笺证稿本·引论》,知陈寅恪先生实有意做出一个《高僧传》的笺证本,并且“引论”部分业已成文。可见陈寅恪先生对《高僧传》的重视与用功程度,若非对《高僧传》诸本源流有全局把握,不会有此洞见与宏大的整理规划。从这个角度也可说明,陈寅恪先生将《清华学报》引支昙籥等人所在《高僧传》的卷数从“十三”改为“十五”,应是建立在对《高僧传》诸本全面了解基础上的勘正。

  其二,另有证据支持陈寅恪先生对金陵本《高僧传初集》的使用。2017年6月4日《南方都市报》刊登了姜庆刚先生《陈寅恪先生的几则借书记录》一文,展示了陈寅恪先生抗战期间在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借书记录:“民国三十三年(1944)3月23日,《高僧传初集》,慧皎,4册。《才调集》,1册。陈寅恪。”

  陈寅恪先生任职燕京大学时,曾兼任西迁成都后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学部导师,借书当在其时。从借书记录以及书名、册数来看,陈寅恪先生此次借阅的正是金陵本《高僧传初集》,距1934年发表《四声三问》已有十年。姜庆刚先生认为:“陈寅恪借阅的这些书都是常见书籍,‘开明本《廿五史》’应指民国时期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廿五史》。‘《高僧传初集》’是指梁代慧皎所编的《高僧传》,共十四卷,又称《梁高僧传》《梁传》《皎传》。”姜庆刚先生的发现难能可贵,“常见书籍”的判断也可成立,不过说《高僧传初集》“共十四卷”,是不对的。如果他也曾目验原本,可知《高僧传初集》实为十五卷。“十四卷”不过是其他各种版本《高僧传》的卷数,唯独不是金陵本《高僧传初集》的实际分卷。

    《四声三问》所引《高僧传》仍需校正

  以上通过内外参证,可知陈寅恪先生的《四声三问》引用《高僧传》的文本,其实是依金陵本《高僧传初集》为据。有了这一大前提,我们可重新核实该文所引《高僧传》文字。笔者发现《清华学报》、上古版《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版《金明馆丛稿初编》所载《四声三问》的引文异同差互其间,正可借此机会厘清。异文可分为以下四种情况:

  一、《清华学报》误而上古版、三联版《初编》均已改正者。即前揭初次发表时支昙籥等人所在卷数“十三”之误,陈寅恪先生在编集时已自行改正,为“十五”。上古版改正在前,三联版得以延续。

  二、上古版沿袭《清华学报》之误,而三联版已改正者。支昙籥、释法平寓居地名称,《清华学报》录为“建康”,此处异文不独金陵本《高僧传初集》为“建业”,其他笔者所见各本《高僧传》均为“建业”。由于此处《高僧传》各本并无异文,故三联版得以改正。

  三、《清华学报》、上古版不误,而三联版据通行本《高僧传》误改者。《四声三问》所引《高僧传》对释僧饶与释道慧年龄的表述,前者本为“春秋八十六”,后者为“春秋五十有一”,本与金陵本《高僧传初集》合,三联版据通行本《高僧传》改为“年八十六”,“年五十有一”,此举多余,且造成前后矛盾:前揭第一条,三联版延续了上古版源于陈寅恪先生复归金陵本《高僧传初集》的校改,此处引文却据通行本或其底本《大正藏》本校改,似为不妥。

  四、上古版、三联版均沿袭《清华学报》之误,至今未能勘正者有二,俱在《释僧饶传》。

  其一,释僧饶擅名之世,三本均为“宋孝武之世”,而金陵本《高僧传初集》作“宋武之世”。一字之差,非同小可。此处通行本《高僧传》有校勘记云:三本、金陵本无“文”。“三本”指《弘教藏》《碛砂藏》《金藏》。知其所据底本《大正藏》为“宋武文之世”,他本多为“宋武之世”。已核《大正藏》本及所见各本,校勘无误。“宋孝武之世”可能是陈寅恪先生《四声三问》独有之误,非《高僧传》本文。或以此处为陈寅恪先生考证结论的体现。窃意不然。依陈寅恪先生参引文献的习惯,其引文或有节引述略,但不会率意增字,凡出一己之意补足或说明文字,均以括号括之。《四声三问》自发表之初,一篇之内即有使用括号的例子。又释僧饶于大明二年八十六岁而卒,刘宋兴亡之间才六十年,其擅名之世无论是在宋武(刘裕),还是在宋孝武(刘骏),抑或在宋武文(刘裕、刘义隆)之际,都有可能。故谨慎起见,此处可依金陵本《高僧传初集》,去“孝”字,改作“宋武之世”。

  其二,《释僧饶传》末有“同寺复有超慧、明慧,少俱为梵呗”一句,其中“超慧、明慧”,无论金陵本《高僧传初集》,还是其他笔者所见各本《高僧传》,统作“超明、明慧”,并无异文。又,金陵本《高僧传初集》本传“宋京师白马寺释僧饶”题下有小字附注三人:道综、超明、明慧,且卷首目录亦同题如上。此为陈寅恪先生《四声三问》引误无疑。顺及三联版此句略有校改,却在“同寺复有超慧、明慧,少俱为梵呗”一句前补一“时”字,使得此句引文完整,以求与其核校之本相合。按陈寅恪先生引文节引述略的习惯,“时”字是否补足并非关键,不过既补此字,却未能纠正同句之中的“超慧、明慧”,有失之眉睫之憾。

  此次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新出版单行本《金明馆丛稿初编》,对《四声三问》引用《高僧传》文字处,即据陈寅恪先生所用的《高僧传初集》重新核校,校改虽然不多,但务求谨慎,上述旧版文集遗留之疑问均得化解。

  以上就陈寅恪先生《四声三问》一文诸本间的异文作些饾饤考索,希望厘清这些异文产生的真正原因,无论出于作者原本,还是后起校改,对我们进一步领会陈寅恪先生的著述特征,谨慎处理一些必要的校订有所帮助。

  在此过程中,笔者就所见有限的《高僧传》版本略作比较,注意到陈寅恪先生对金陵本《高僧传初集》的倚重,这种倚重想必既有客观用书条件的限制,也有源于《高僧传》版本源流的理解。南朝梁慧皎的《高僧传》作为当下文史哲学科研究都应该关注的基础文献,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陈寅恪先生《读书札记三集·高僧传初集之部》的批注或如深山宝藏;惜其《高僧传笺证》虽具“引论”,而全稿未成,将来有学者进行相关整理、研究工作,若据此深入发掘,当有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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