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人小令鉴赏之十三

【双调•蟾宫曲】 叹世 马致远

东篱半世蹉跎,竹里游亭,小宇婆娑。有个池塘,醒时渔笛,醉后渔歌。严子陵他应笑我,孟光台我待学他。笑我如何?倒大江湖,也避风波。

  元代统治者,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缺文化素养、文化水准最为低下的一代统治者。作为整体文化水准极为低下的元蒙新贵,他们就无法超越野蛮部落时代的历史视野,对儒生、儒学有着天壤陌生感和隔阂,而且无法在短时期内克服和消除这种心理障碍。取消科举制度,让文人、士子服贱役,沦入比娼妓还低下的社会地位,就充分反映了他们蔑视文化的野蛮情绪和根本不愿意与士大夫沟通的敌视心理。而饱尝了兵火流离之苦,经历了国破家亡之痛的元初汉族文人,现在又亲历着这个野蛮又陌生政权对他们的漠视、蔑视乃至整体式的抛弃。严峻无情的现实逼迫他们对社会、对历史、对人生以及整个传统价值观念,都得重新进行一番思索和掂量。他们别无选择,只有到传统的隐逸世界去寻找精神家园和灵魂避难所。于是,他们整体地高唱着隐逸之歌,走向山林、走向市井、走向田园,去寻找心理的平衡和精神的安慰,构成一个此起比伏。交相应和的时代大逃亡。马致远,这是这一时代悲歌的领唱者。他的那首《双调•夜行船》“秋思”,奏出了元人散曲中隐逸主题的最强音,从而被同时代人推为“万中无一”(周德清《中原音韵》)。也为他赢得了“曲状元”、“ 列群英之冠”(贾仲明《录鬼簿续编》)这组套曲中的【拨不断】和【离亭宴煞】两只曲将一个生活在乱世的文人矛盾的内心情感状态表露无疑,并成为一段流传千古、荡气回肠的灵魂剖白,为后世人所称道:

【拨不断】名利竭,是非绝。红尘不向门前惹,绿树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补墙头缺,更那堪竹篱茅舍。

【离亭宴煞】蛩吟罢一觉才宁贴,鸡鸣时万事无休歇。争名利何年是彻?看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闹攘攘蝇争血。裴公绿野堂,陶令白莲社。爱秋来时那些:和露摘黄花,带霜烹紫蟹,煮酒烧红叶,想人生有限杯,浑几个重阳节?人问我顽童记者:便北海探吾来,道东篱醉了也。

  这里选的《双调•蟾宫曲》“叹世”虽然没有获得如此声誉,但他的题旨、情趣、表达方式与《双调•夜行船》“秋思”竟然如此相似,可以说是《双调•夜行船》“秋思”的袖珍版。
  《双调•蟾宫曲》共两首,第一只曰“怀古”,以抒情之笔,借秦汉之交的楚汉相争和汉初皇室诛杀功臣的史事,抒发功名事业犹如春梦一场的人生感慨:“咸阳百二山河,两字功名,几阵干戈。项废东吴,刘兴西蜀,梦说南柯。韩信功兀的般证果,蒯通言那里是风魔?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醉了由他! ”第二首这是这首“叹世”。两只曲一是怀古,一是叹今,实际上同一表达主题:作者的人生选择。第一只曲通过怀古告诉人们功名事业的虚幻、不可取;第二只曲表明自己的人生选择是归隐,前提则是看透人生:“倒大江湖,也避风波”。下面略作分析:
  曲的上阕,作者带着彻悟也带着自得为我们精心描绘了他的隐逸小天地:“竹里游亭,小宇婆娑。有个池塘,醒时渔笛,醉后渔歌。”一座小巧的庭院,庭院内花木婆娑。庭院外是个竹林,林内又有座小亭,林边还有个池塘。作者时时在这里弄笛醉歌。看来,他追求的这个隐逸小天地有三个特点:一是清幽。竹的本身就是高洁的象征,苏轼曾慨叹过“不可一日无此君”,因为“无竹令人俗”(《东坡志林》)。况且,竹林中还有座小亭。作者在其中游憩,在其中啸歌,这当然会使人想起时代那不同流俗的“竹林七贤”;二是朴陋。作者强调所居之地是“小宇”。所谓“小宇”,既有简朴的含蕴,也有淡泊的内质。它和作者在其它散曲中所咏叹的“翠竹边,青松側,竹影松声两茅斋”(《南吕•四块玉》)一样,都是一种高洁人品、淡泊情操的体现。至于那“婆娑”的花枝柳条,更使这座雅洁的小宇增添了动态感,当然也更能反衬出这座小宇的幽静。这种以动写静的手法,我们从柳宗元的《小石潭记》、苏轼的《承天寺夜游》等名篇中不止一次领略过;三是自由散淡:“醒时渔笛,醉后渔歌”。这是互文,实际上是醒醉无节,自由放任。他是作者“摇首出红尘,醒醉更无时节”归隐志向的再次重申。至于林边的池塘,不只是作者的垂钓处,更是一面心镜:“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涤我缨”,“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前人的这些咏歌,可以理解成这个池塘的文化背景” 。当然,这个隐逸小天地的构筑和归隐生活的选择,并不是出于他与生俱来的秉性,像陶渊明那样“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相反, 马致远年轻时热衷功名,有“佐国心,拿云手”的政治抱负,但一直没能实现,在经过了“二十年漂泊生涯”,品尝了大半辈子人生苦酒后才大彻大悟。所以此曲的一开篇,作者就剖明心迹:“东篱半世蹉跎” ,才做出上述的人生选择,过着“林间友”、“ 世外客”归隐生活。
  如果说,上阕是描述他精心构筑的隐逸小天地以及乐在其中的归隐生活,那么下阕则是道破选择这种生或的原因所在和无奈之处,手法则是以古证今。中国的隐逸文化,从先秦的许由,到汉代的严光、商山四皓,直到作者生活的元代王冕、倪瓒,隐逸者虽不胜枚举,但类型不外三种:一种是隐于白云深处,与世隔绝,如商山四皓;一种是隐于市井之中,杂处于贩夫走卒间,不露真相,如夷门监者侯赢,屠狗之徒朱亥等;一种是身在朝廷,身为官宦,却忘却世事,清心寡欲,如唐代大诗人王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第三种最难,也是隐逸的最高境界,所谓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山林。马致远所选择的正是大隐之道。此时他正在浙江行省提举管任上,而这座避世的“小宇”可能也就在闹市之中。下面两句则是以古证今,通过“笑我”、“学他”也反映自己的人生归趋。“笑我”的是严光。严光字子陵,与东汉光武帝刘秀同学,亦为好友。他积极帮助刘秀起兵。事成后归隐著述,设馆授徒。 刘秀即位后,多次延聘严光,但他隐姓埋名,退居富春山。宋代名臣范仲淹赞曾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来称赞他的严光高风亮节。作者此时在浙江行省提举管任上,不能像严子陵那样归隐山水之间,所以他说“严子陵他应笑我”。“学他”的“孟光”是: 东汉梁鸿之妻,为人“貌丑而贤”。梁鸿少孤,受业太学,家贫而尚节介。学毕,牧豕上林苑,误遗火延及他舍。鸿悉以豕偿舍主,不足,复为佣以偿。归乡里,富贵人家慕其高节,多欲妻以女,鸿尽谢绝。娶孟光为妻。婚后两人相敬如宾,有名的“举案齐眉”故事就出自两人之间。“孟光台”中的“台”就是举案齐眉的“案子”。婚后共入霸陵山中,荆钗布裙,以耕织为业,咏诗书弹琴以自娱。汉章帝闻其名,多次征召。梁鸿遂改名运期耀、字侯光,与妻子 “隐居于齐、鲁间”。“ 孟光台我待学他”是指他最终还是要归隐,与妻子过着相敬如宾的隐居生活。因为作者毕竟看到“倒大江湖,也避风波。”这是此曲的终句,也是作者最后的人生选择。由此看来:前半部分表面看起来表现了作者在恬静的田园生活中得到了寄身世外、与世无争、六根清净的无限乐趣,其实,却蕴含了内心的波澜起伏,表明他政治出世与入世的极度苦闷中挣扎。后半部分写自己不能像严子陵那样归隐,但江湖也能“避风波”,借喻官场中也可求隐。这表现了一种自我解嘲式的心态。这两支小令短小精悍,概括性强,容量大。语言如飞流注涧,一泻无余,表现了马致远作为豪放派曲家的风格
  总之,马致远在这首小令中咏歌隐世、避世,是他对人生取向的重新思考。但是,我们也不要仅仅看到诗人的表白以及其中的矛盾。因为隐世、避世只是他思想的浅层和外露部分,其深层和内蕴仍然是愤世。避世的背后,隐藏着他对异族统治者的民族歧视政策和官场黑暗的深深愤怒和不满。如果说,关汉卿、王和卿是以他们的《南吕•一枝花》“不服老”和《咏大蝴蝶》等玩世之曲来泄其愤世之情,马致远则是以隐世、避世的方式来达到同样目的。究其思想深层和本源来说,这批元代早期汉族散曲家的认识是共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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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池塘,醒时渔笛,醉后渔歌。

【南吕•四块玉】 紫芝路 马致远

雁北飞,人北望,抛闪煞明妃也汉君王。小单于把盏呀剌剌唱。青草畔有收酪牛,黑河边有扇尾羊,她只是思故乡。

  这是一首马致远擅长的咏史题材,咏歌的是汉代昭君出塞的故事。标题上的“紫芝璐”疑为“紫塞璐”,即昭君出嫁到匈奴的道路。杜甫《咏怀古迹•其一》“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即指此路。
  昭君出塞的故事,《汉书》、《后汉书》中均有记载:昭君名嫱,西汉南郡人,汉元帝时被选入宫。她容貌无双,才华出众,但入宫数年,却见不到皇帝,被抛弃深宫度着寂寞凄凉的生活。后来匈奴呼韩单于来朝,元帝除赏赐他大批金帛外,还准备挑选五个宫女作为礼物赠送给他。昭君不满汉宫对她的冷遇,便请求掖庭令让她和番。在辞别朝廷时,昭君的仪态容貌使元帝大惊。元帝想把昭君留下,又怕匈奴谴责他无信,只好遣行。单于一见昭君大喜,封她为“宁胡阏氏”。昭君到匈奴第三年,呼韩单于年老病逝,长子雕陶莫皋继位。要按照匈奴风俗娶后母昭君为妻。昭君不愿,上书汉朝,请求让她回来,汉成帝不许,敕令她服从匈奴风俗,于是昭君又做了雕陶莫皋单于的妻子。
  昭君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在汉宫,她受到冷落和遗弃;在匈奴,虽贵为王后,但丈夫却是个垂暮之人。老单于死后,他不愿被儿子当遗产继承,但回乡路断,只得屈从。昭君和亲,虽然在民族和睦上做出牺牲,但其悲剧命运却引起无数后人的同情,成了历代诗人咏歌的题材,像李白、杜甫、王安石、苏轼这些杰出的诗人都留下出色的咏歌诗篇。到了元代,昭君故事又成了元人杂剧和散曲的创作题材。杂剧方面如马致远的《汉宫秋》,吴昌龄的《走昭君》,张时起的《昭君出塞》,都是一时之作。其中又以马致远的《汉宫秋》的成就最高。它与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白朴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合称为元曲四大杂剧。马致远本人也因此成为“关马郑白”元曲四大家之一。他在《汉宫秋》中以民族矛盾为背景,通过汉元帝与昭君的爱情悲剧,含蓄地揭露了元蒙统治者的凶残。并通过汉元帝对王昭君的思念,渗入了作者对国家和汉民族命运的关注,流露了深沉的孤独和忧伤。
  这里选的【南吕•四块玉】“紫芝路”是首散曲,主题与杂剧《汉宫秋》相同,可以视为《汉宫秋》的袖珍版。
  开头三句“雁北飞,人北望,抛闪煞明妃也汉君王”是写汉元帝对王昭君的企盼和思念。马致远杂剧《汉宫秋》中的汉元帝对待王昭君,不像正史中那样刻薄寡恩,而是个多情种子。昭君初选入宫时,因无钱也不愿贿赂画工毛延寿,被点破美人痣而打入冷宫。一个偶然的机会被汉元帝撞见,发现她美艳惊人,因而被封为“明妃”(晋代为避晋武帝司马昭讳改“明”为“昭”),对她恩宠有加。小令不像杂剧那样可以铺叙,因而舍弃了昭君进宫,被画工丑化、打入冷宫以及被元帝发现后受宠、被迫和番等情节,直接描述昭君和番远去后,前往送行的元帝在离别处的怅惘和思念:马队远去了,吱吱呀呀的车轮声也听不见了;天,灰蒙蒙;地,野茫茫,一切都在地平线上消逝了。这时一只孤雁掠过头顶,飞向北方。他忽然想起心爱的妃子就像这只孤雁,向着遥远的北方去了,去了,撇下了他……. “雁北飞,人北望”有的选本解释为主语皆是王昭君。“‘人北望’是大雁飞越头顶,而王昭君目送至其隐没的画面,正是她渴望汉朝来书、而终竟杳无音信的被遗弃”。还有的干脆将将“人北望”改作“人南望”,以为更符胡北汉南的地理位置。其实这都是认为两句的主语皆是昭君的误解。其实这两句分指王昭君和汉元帝:“雁北飞”是借代王昭君,“人北望”是指汉元帝,这样更能突出两人的互相思念和之间的情深意浓。这种对举的表达方式也是中国古典诗歌表达相互思念的传统手法,如李商隐著名的《无题》:“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上句是写作者对意中人的担心和思念;下句是代拟,写意中人对自己的担心和思念。柳永的《八声甘州》:“想佳人,误几回,天际识归舟。怎知我,倚栏杆处,正凭凝愁”,也是如此。紧接着的第三句“抛闪煞明妃也汉君王”也应是汉元帝的自责,如说成是王昭君对汉元帝负心的谴责也与曲意不符。因前面已说过马致远《汉宫秋》中的汉元帝对待王昭君,不像正史中那样刻薄寡恩,而是恩爱多情。众所周知,《汉宫秋》中写得最出色的是第三折《送别》。其中至今传唱不衰的是汉元帝送别王昭君后的感受三首曲子:

【七弟兄】说什么大王、不当、恋王嫱,兀良!怎禁他临去也回头望。那堪这散风雪旌节影悠扬,动关山鼓角声悲壮。

【梅花酒】呀!俺向着这迥野悲凉。草已添黄,兔早迎霜。犬褪得毛苍,人搠起缨槍,马负着行装,车运着糇粮,打猎起围场。他、他、他,伤心辞汉主; 我、我、我,携手上河梁。他部从入穷荒;我銮舆返咸陽。返咸陽,过宫墙;过宫墙,绕回廊;绕回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黄;月昏黄,夜生凉;夜生凉,泣寒 螀;泣寒螀,绿纱窗;绿纱窗,不思量!

【收江南】呀!不思量,除是铁心肠;铁心肠,也愁泪滴千行。美人图今夜挂昭陽,我那里供养,便是我高烧银烛照红妆。

这三只曲都是写汉元帝对昭君的思念,其中也有想象中昭君思念故乡和君王自己的内容。这只【南吕•四块玉】“紫芝路”实际上是上述三支曲的浓缩,在内容上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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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昭君出塞图》手卷

  从第四句起改换场面,由汉元帝离别时的思念换成王昭君在北方胡地的生活状况和她对故乡的思念。 “呀剌剌”,象声词,指小单于的歌声;“酪牛”:奶酪,牛乳制品;“黑河”:位于呼和浩特市南郊,昭君在胡地生活之处,今河畔有昭君墓,俗名“青冢”;“ 扇尾羊”,尾呈扇状的肥羊,俗称“大尾巴羊”。马致远在杂剧《汉宫秋》中的情节是:王昭君被汉元帝宠幸后,画工毛延寿怕受惩罚,便带着昭君的画像逃到匈奴,把画像献给呼韩单于。于是呼韩单于便遣使入汉,索要昭君,并以大军随后。朝廷文武官员无计可施。为解除国家危难,王昭君挺身而出,自愿和番。元帝虽不忍割离,怎奈宰相无能,将军怕死,只好忍痛送别。小令的这句“小单于把盏呀剌剌唱”写呼韩单于得到昭君后的狂喜。“呀剌剌”,象声词,指小单于的醉歌。元人张昱的《塞上谣》:“胡姬二八貌如花,留宿不问东西家。醉来拍手趁人舞,口中合唱阿剌剌”。可知胡人醉歌,多作“阿剌剌”。也有人将“小单于”说成是呼韩单于长子雕陶莫皋单于,也可作此理解。据《后汉书》:昭君和亲嫁呼韩邪单于为阏支(匈奴王后),呼韩邪死后,他的儿子又续娶了昭君,这是匈奴部落的陋俗。可见于史有据。这样理解,可使昭君在胡地苦难显得更深。接下去的三句写昭君在胡地对故乡(也包括对元帝)的思念,用的是反衬的手法:“青草畔有收酪牛,黑河边有扇尾羊”,尽管草原上有无数乳牛能做出甜美 奶酪,尽管黑河边有肥壮的大尾羊供她享用。但昭君对这一切皆毫无兴趣,“她只是思故乡”。在马致远的杂剧《汉宫秋》中,作者让王昭君来到国界线混同江边,对着滔滔江水一番哭诉,表达自己思念故乡、思念君王之情,然后投江而死。这首小令与杂剧的感情倾向是完全相同的。
  在处理手法上,作者在小令中分别描绘了汉元帝送别昭君时悲苦之情,小单于得到王昭君时的狂喜言行,昭君在胡地思念故乡的情态,以此互相比衬告诉人们:汉元帝和昭君的爱情悲剧是匈奴南侵造成的,从而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沦为异族臣民的悲慨,以及对故国的思念之情。
  顺便说及的是:在倡导民族和睦,民族团结的今天,昭君和番的故事又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昭君成了沟通汉蒙隔阂,实现民族和睦的使者,乃至顾大局、识大体、帮助政治家曾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曾题诗 ““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摅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现镌刻成诗碑矗立在呼和浩特的昭君墓旁。对昭君的介绍是:公元前54年,匈奴呼韩邪单于被他哥哥郅支单于打败,南迁至长城外的光禄塞下,同西汉结好,曾三次进长安入朝,并向汉元帝请求和亲。王昭君听说后请求出塞和亲。她到匈奴后,被封为“宁胡阏氏”,象征她将给匈奴带来和平、安宁和兴旺。后来呼韩邪单于在西汉的支持下控制了匈奴全境,从而使匈奴同汉朝和好达半个世纪。有的学者论文也指出:我们的历史学家也应该充分肯定“昭君出塞”在缓和民族矛盾、促进民族团结的历史功绩;我们的剧作家也应该塑造出“着胡装、跨骏马,愉快地奔向通往匈奴和亲之路”的王昭君(《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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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倪田《昭君出塞图》纵118.5厘米 横54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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