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古勤学是“风雅宋”的底色

  宋代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高光时代。宋代的文人士大夫在诗词书画等方面成就斐然,令人叹绝。于是,他们“好古勤学”的一面就有意无意被遮蔽了。

  近代学者王国维曾说,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在西方考古学传入之前,中国传统的证经补史之学即金石学。这门艰深的学问为宋人所创,其于搜集、著录、考订、应用各面,无不用力,而且影响至今。已故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多年前写过一篇《沈括与考古学》,说沈括的《梦溪笔谈》用冶金学原理解释古剑,用光学来解释古镜,用民族学材料来比较汉画像石上的古衣冠,并且已经注意到古代地形和气候的变化,堪称现代环境考古的前身。

  北宋时期的文坛领袖欧阳修,热衷于收集金石器物。他晚年自称“六一居士”,“六一”包括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等。欧阳修的《集古录》(又名《集古录跋尾》),是对家藏金石铭刻拓本所作题跋的汇集,收录周秦至五代金石文字跋尾 400多篇,遂成学术史上现存较早的金石考古学专著。

  宋代涌现出一大批收藏家,除欧阳修外,还有刘敞、夏竦、李建中、李公麟、苏轼、米芾、赵明诚……比如夏竦“性好古器奇珍宝玩。每燕处,则出所秘者,施青毡列于前,偃卧牙床,瞻视终日而罢”;画家李公麟“平日博求钟鼎古器,圭璧宝玩,森然满家”;米芾“遇古器物、书画则极力求取,必得乃已”。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记述了她与丈夫赵明诚收集、整理金石文物的故事,正是当时文人好古的真实写照。“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钟、鼎、甗、鬲、盘、彝、尊、敦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晦士之事迹,凡见于金石刻者二千卷。皆是正讹谬,去取褒贬……”夫妻二人节衣缩食,极力收藏,真的是“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最著名的古器收藏家当属宋徽宗赵佶。大观初年,内廷“凡所藏者,为大小礼器,则已五百有几”;政和年间为最盛,“时所重者,三代之器而已,若秦汉间物,非殊特,盖亦不收”;宣和之后,“则咸蒙贮录,且累数至万余”,有稽古、博古、尚古等阁,专门陈列古器书画,堪比大型博物馆。

  据统计,宋代有姓名可考的金石学家超过60位,宋人编撰的金石学著作有119部之多。今天我们了解的古代青铜器器型,钟、鼎、鬲、敦、簋、尊、盘、匝……都来自宋人的梳理、定名。

  孔子说“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代表了儒家对博闻多识的追求。这种“多识”的追求发展到宋代,就成了一种“尚博”的风气。宋代许多文人不仅精研经、史、文,而且广涉天文、地理,知识结构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不小的拓展。

  蔡襄,我们知道他是著名的书法家,却不知道他是泉州洛阳桥的建造者,对北苑制茶业的质量提升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写有著名的《茶录》,还有《荔枝谱》传世。

  范成大,素有文名,与杨万里、陆游、尤袤合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他在广西时著有《桂海虞衡志》,全面记载了广西古代山川风物的方志,是研究宋代广西各少数民族民俗风情的难得资料,具有重要的民俗学价值。晚年隐居石湖后,范成大全力经营范村,以其地三分之一植梅,专门著有《梅谱》。

  韩彦直是抗金名将韩世忠与梁红玉之子。他在知温州任上编撰《永嘉橘录》,系世界上第一部柑橘学专著。

  《四库全书》中收集的图谱录志类,唐代仅有6部8卷,宋代则有48部260卷。以花卉谱录著作为例,现在已知有记载的唐、宋两代作品约为35种,出于宋代的就占了30余种。宋人爱牡丹,有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丘濬的《牡丹荣辱志》、陆游的《天彭牡丹谱》、张邦基的《陈州牡丹记》等。梅兰竹菊更是常见,如《梅品》《刘氏菊谱》《范村菊谱》《百菊集谱》《金潭兰谱》《兰史》《竹谱》《续竹谱》。此外还有香谱、石谱、砚谱、酒谱、食谱……怪不得有学者感慨:“可见格物致知,用心于一器一物之微;踵事增华,效力于一谱一录之编,乃宋贤之所长也。”

  当我们向往那个“风雅宋”的时代,追慕那些灿若星辰的名士文人时,不要忘记,好古勤学才是他们的底色,更贴近他们的气质。传统文化之传扬、复兴,今人或可向宋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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