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出版家杨德炎先生

  现代中国出版业重镇商务印书馆原总经理、我国著名出版家杨德炎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了,但这位聪慧睿智、风趣儒雅、善解人意、温良谦和饱学之士生前的音容笑貌却常在我的心头浮现,犹如昨日。

  德炎和我是上海老乡,他大我六岁,我和他交往四十多年,近半个世纪,可谓亲如兄弟,亦师亦友亦学长。

  记得四十多年前的一个夏秋之交,大学毕业刚被分配到中华商务编辑部工作不久的我,第一次在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大楼的四楼遇见了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的一编室(即外语编辑室)年轻德语编辑杨德炎(注:当时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是同一个单位,简称“中华商务”,行政关系隶属于国务院出版口)。那时的杨德炎,中等细高身材,一脸清瘦,脸带微笑,目光温和,朝气蓬勃、充满活力,而且身上仍然滞留着一点江南式的学生味儿,还有那与人为善、满面春风的招牌式微笑。由于我们都是上海人,加之年龄相差不大,交流过程中感觉到彼此的“三观”趋同,故感觉很投缘,很轻松,加之德炎又是一个比较善于与人交流沟通、风趣幽默的人,因此,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我们始终保持着友好交流、交往,即便是后来德炎因文化部外联局的借调而先后去了欧洲的德国(当时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西德”)和瑞士,我们彼此的联系也始终未有中断,说是莫逆之交也一点儿不为过。

  与德炎近半个世纪的交流、交往中,让我认识到了一位聪明睿智、博学厚重、为人圆融通达的同事、挚友、学长和智者。也正是在与德炎这几十年的友谊和交往中,我不但结识了一位良师益友,而且也更是从他那积极乐观、坦诚自信的待人接物、为人处事中学到了许多很有价值、令我终身受用的东西。

  德炎出身于旧上海的一个爱国民族资产阶级家庭,其父不是上海本土人,祖籍河南,早年闯荡江湖,来到江南的上海滩谋生(属上海的早期国内移民),以做烟草生意等得以发展。德炎的父亲为人宽厚大方,然而不幸的是较早离世。德炎出生于大家庭,其母先后生下他和他的妹妹(现居住在苏州)。我见过德炎与其生母的合影,他的母亲很美,富具江南女子的温婉韵致。德炎酷似其母(德炎的女儿羽佳也酷似其父)。德炎的上面还有同父异母的大哥和大姐、二姐(上海人叫大阿哥、大阿姐、小阿姐),除了他大哥外,他的这几位姐妹我都分别在不同场合见到过。

  德炎是天生的乐天派和交际家。他性格开朗,待人温和友善,又善于与人交流,因此,德炎每到哪里,哪里就不缺欢声笑语。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无论与领导或者与属下员工在一起,德炎都是平等待人。他在领导面前很放松,不卑不亢;同样,他在同事或属下面前也是平视待人,从不居高临下、装腔作势、自以为是。在德炎身上,看不到任何“官腔”和“做作”的影子。

  正是由于德炎没有官腔,平视待人,所以生活中的他受人欢迎,遭人待见,广结善缘,人们也愿意与他交流相处。在许多场合,德炎都是礼贤下士,主动与人接触、交流。德炎人脉深广,除了他那略带传奇的人生经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与人为善和语言天赋。德炎喜欢说段子、讲笑话,口吐莲花般的语言表达让德炎在与人初次见面时就能给对方留下感觉舒服的直观印象。在我看来,这似乎是德炎与生俱来的天赋,也是德炎与生俱来、谁也夺不走的隐形财富和硬实力。无论是在各种大小会议的宴席间,还是在平日里的闲暇时光中,只要德炎在场,总会有欢声笑语,因而也必然热闹。德炎讲笑话不是一种耍贫,而是言之有物,蕴含古今中外的人文风情和科学知识。我就曾听他用苏州话描述一位苏州中学老师给其学生讲“范进中举”的传统故事,描述得真是细致入微、栩栩如生、惟妙惟肖,让聆听者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

  除了风趣幽默爱说笑话,德炎还是一个语言天才,尤其是他的语言模仿能力极强。据我所知,德语是他的第一外语。此外,他也能用英语与人交谈,拉丁语系中的法语和西班牙语以及俄语等也有所涉猎。德炎尤其擅长模仿国内的各种方言土语,无论是山东(胶东半岛)话、山西话、河南话、陕西话、四川话、天津话、湖南湖北话、河北唐山话、江苏苏州话、浙江宁波话,甚至是非常拗口难学的广东话等等,德炎都能学得非常精确、标准,尤其是在同事和朋友的席间聚会或闲来无事时,大家都愿意听他讲,他也很乐意这样做。他可以将各地的方言土语模仿得跟当地人说得一模一样,由此常常会引来在场所有人的捧腹大笑。高超的语言表达能力是德炎兄的一大专长。

  在大学行将毕业前的一段时间,文革已经开始,学校不能正常上课,校园里的学生已经开始打派仗。德炎无意参与其中,于是,自己联系到了去上海港码头的海员俱乐部当Waiter(服务生)的实习锻炼机会。在那里,他可以有机会与外国海员练习外语口语。通过当餐厅和宾馆的服务员,德炎也学到了许多在大学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德炎分配到商务工作的时候,文革正如火如荼,不久,他就随着文化部知识分子的大队人马去了湖北咸宁向阳湖的中央机关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这也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五七干校之一,据说它始建于1969年的夏秋之际,下辖5个大队26个连队和三个单位,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分别为十五、十六连。在那里改造的新老知识分子(及其家属)约六千余人,其中不乏中国文化界的高级领导干部和著作家、翻译家、文学艺术家和诗人等名流、大咖。多年前,我曾和德炎一道专程去过咸宁五七干校旧址参观。我得知德炎在干校的职务是食堂司务长(主要负责采购几百号人吃的食品)。要知道,在那样一个物资紧缺的计划经济年代,司务长是一个并非人人都能胜任的差事。德炎谈到,从干校到咸宁城,有不短的路,期间,不管春夏秋冬,酷暑霜雪,他几乎每天天未亮就要坐着颠簸的卡车去城里采购,风雨无阻。正是因为计划经济时期,加之那时中央机关一下子来了那么多人,给本来就物资匮乏、承受力有限的小小咸宁城的物资供应倍添紧张。那时,一切都要凭票证供应,采购员一旦去晚了,采购不到想要的东西是常有的事。德炎自己从不抽烟,但为了能顺利采购,买到好菜,他也不得不自备香烟,要给主管商品的头儿们套近乎、拉关系。有时候,一批新货刚到,外面等着要货的人简直就是饿虎扑食般地前去争抢,他们每人背后都承担着单位食堂少则几十人,多则数百人不等的诸如鸡鸭鱼肉蛋豆腐和各类蔬菜瓜果等的采购任务。由此可见,这个集体食堂的司务长确实是很难当的。有时,为了争购一批货,各路采购员们哪里还顾得上斯文和温良恭谦让,拼命争抢中,有人鞋子被人踩,有人帽儿歪戴眼镜掉,其情状实为不堪,可怜的文弱书生、富家子弟、上海外国语学院的高材生杨德炎就在其中奋力争抢,嗨,时势造英雄,钢铁也许就是这样炼成的,可歌可泣可叹吧!

  好在德炎是个擅长与人交际的外交家和社会活动家,时间一长,他也学会了趁集市管理人员忙得不可开交时去帮助他们干点儿活,适当的时机和场合给货物主管人员塞包“飞马”牌香烟……与伙食供应点(站)的人关系搞熟了,供应渠道也就自然畅通,从而为自己的连队食堂争取到更多的优惠和便利。我不知道,当时是干校的哪位领导决定让德炎来担此重任的,在我看来,这位领导确实英明,因为,他是真正做到了慧眼识人,知人善任。

  食堂开饭时,五七战士们收工回来,一个个饥肠辘辘,大家需要到食堂排队打饭。有时午餐可以给每人供应一个咸鸭蛋。然而鸭蛋个头有大有小,开始,总有一些人在轮到他领取时,对分配给自己的鸭蛋挑三拣四,这样一来,势必影响排队的速度和进度,后来,针对这种情形,德炎想出了一个小妙招:每次开饭时,他将所有的鸭蛋放在一个大布袋里,凡是轮到每个人时,必须将自己的手伸进眼睛看不见的布袋中,并在接触到布袋中鸭蛋的第一时间任意抓取一个后迅速离开。自从这个妙招发明后,分配鸭蛋时挑三拣四的现象基本被杜绝。由此,德炎的管理智慧和制度意识可窥一斑。

  德炎是个非常敬业且做事用心、心细如发的人。他对人对事,细心谨慎,从不敷衍。平时考虑问题非常周全,尽量做到万无一失。一次,他陪同新闻出版署主要领导出访欧洲,期间,领导的手表坏了,非常不方便。德炎回房间,从自己的箱子中取出一块他早已在国内出发前就准备好了的“备份表”给了署领导,此事,让署领导倍感惊诧、佩服和感动,想不到杨德炎做事和考虑问题如此仔细周全。从那以后,只要这位领导出国甚或国内走动,也大多希望由德炎来陪同。

  说起出差,因工作关系,我也曾多次与德炎一同出差国内或国外。印象中,我曾与德炎一起去过德国、法国、俄罗斯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在国外,给我的一个总体感觉是,德炎的生活习惯是非常素淡简朴的,其实,像他这样一位从小生活优渥、入读上海外国语学院,后又分别在德国、瑞士担任外交要职,回国后出任新闻出版署外事司司长多年的外交官、出版家,应该是很懂得如何生活和消费的,更何况掌管商务印书馆这样的中央级大型国家出版社,只要你会消费,绝不差钱。但我所见到和了解到的德炎,无论在国内或国外,从不刻意摆谱,从不铺张浪费,毫不奢靡。我曾经与德炎同住过一个标准间,我也亲眼领教了他在宾馆自己动手洗衣服,晾干后再用或带回家,而绝不是像一些人那样,走到哪儿都忘不了摆谱,不惜奢靡,唯恐少花了公家的银两。

  德炎的清廉和节俭体现在他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从境外回国或国内返京,许多人会将飞机上吃不完的东西自然舍弃,德炎则不然,我几乎每次都会看到他当着我这个旁坐同事老友的面,将未能吃完的真空面包、奶酪、黄油和花生果仁等食品,装入飞机上为乘客准备的晕机呕吐袋,接着,还略带调侃地不忘对我说一句:“让我们学习外国(主要是指西方国家)富人们的节约精神吧!”看到德炎飞机上的如此举动,不禁令我汗颜。说实在的,这一点,我做得不如他好。我在此以前,这方面也是不太注意的,往往将飞机上的航空配餐挑好吃的吃了,剩余的统统都让空姐们当作垃圾收走,毫无吝惜之意。自从在飞机上看到了德炎的这一节俭行为,他的美好操守深深地打动和影响了我。现在,每次出行,无论是坐飞机或别的旅途,我都会特别暗示或提醒自己,向德炎学习,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珍惜人类辛苦创造和来之不易的一切财富资源。德炎以他高尚的言论行动和人格魅力深深地影响和感化着包括鄙人在内的所有他周围的人们。

  不过,话又说回来,生活中简朴素淡的德炎,待人却毫不吝啬,颇为慷慨,其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德炎的小费”。

  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国内很少看到有谁给宾馆或酒店服务员付小费的现象。然而,在德炎这里却是一个例外。德炎付小费的情形,我就亲眼见过多次。尤其是下榻于大的酒店和宾馆,则更是如此。这在大多数国人同胞看来似乎有点儿另类和奇葩。德炎给小费,数额不大,一般情况下都是人民币5元,折合美金0.70元左右。小费数额不大,但反映了德炎的一种内在信仰的原则坚守。鉴于国内没有小费制度,他也从来不要求别人这样做,但他自己却一直这样默默地践行和坚守。对此,我曾经做过这样的分析、思考和探究:德炎出生于旧上海的民族资产阶级家庭,对于他的上海原生家庭的生活细节和特征我没有亲历和考证,但从德炎生前与我的众多交谈中,完全可以推断出,那是一个很有生活品质且很有仪式感的贵族化的文明家庭:一切都要讲究礼仪和操守,讲究规矩和信条。从德炎的待人接物行为举止中,我见出了一位深受中国江南旧式有教养家庭遗风浸染熏陶的堂堂厚德之士,探窥到了德炎兄内心深处的那种厚道与坚守。

  德炎生性善良,为人厚道,他的处世哲学是宽厚待人,与人为善,因此,德炎的朋友不限于他供职的新闻出版界、文化教育界和学术、外交界,几乎遍布三教九流、各行各业。就我所知,德炎的朋友圈中有至尊的达官贵人和学界的大咖、大师、名流、泰斗,也有市井社会的平民百姓和芸芸众生。总之,在德炎的内心,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人格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是这样想的,同时也是这样不折不扣地做的。

  由于多年的外交生涯和拥有优良的德、英等外语水平,故使得德炎还拥有许多海外朋友。和许多中国朋友一样,外国朋友们也都很愿意与德炎这位中国学者和智者交往、交流,听他说话。在这一点上,给我的感觉是,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无论是东方人或西方人,无论是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抑或其他有色人种,人们对语言或事物的理解和感受基本上都是相同相通的,即使有差别那也是大同小异。我们中国人所谓的人同此心,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从我的角度观察,德炎,按其性格,他属于纯粹的外向型或开放型。德炎思想解放,不保守、也不循规蹈矩。工作中处处显示出他的原则性加灵活性的变通思维方式(不死板、不教条)。正是德炎的这些思维特征和工作方式,使他赢得了人们的好感和追随,也赢得了国际友人们的欣赏和钦敬。在德炎的众多外国朋友中,有位也为许多中国出版界同行所熟知、熟识的德国出版界同行柯罗迪博士,她就特别喜欢与德炎交流交往,喜欢与他说话。许多次,我也都在场,他们无拘无束,放飞心灵,畅快言谈,说到兴头处,彼此心领神会,继而哈哈大笑。语言的心领神会让交谈者彼此增进情感,升华友谊,感受愉悦,从而活出生命的意义和精彩。我尤其记得有一次,德炎在与柯罗迪女士的谈话中谈到了中国的方言,谈到了上海话和广东话时,这位中国通、天才女竟然用她那一口标准流利的中国普通话说出了她对上述两种方言的直率评价,她说:“我喜欢上海话,因为上海话好听。我不喜欢广东话,广东话难听死了。广东人说起话来——LvLvLvLv、LvLv⁃LvLv(象声词模仿:吕吕吕吕、吕吕吕吕)。”

  在谈到德炎的外交天赋时,社科院历史所的一位已故学者曾对我说:“杨德炎,当年从上海外语学院毕业,就不应该到商务来,应该让他直接进外交部。”现在回过头来细细品味这位朋友的话,确实是很有道理、很有见地,可谓一语中的,此君确实太了解德炎了。

  德炎朋友众多,确实是好事。然而,一旦回国的时候,就犯难了。最主要的是赠送礼品。我们知道,外交官回国,带的东西也是有一定限制的。记得大约是德炎从瑞士大使馆一秘任期结束回国,那天到机场迎接的人去了不少,我注意到德炎是从绿色通道出来的,按理,这是部长以上官员的出口通道,德炎被安排由此出来,肯定有其特殊的原因。德炎那次回国自带的东西特别多(估计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使馆同事所托),如果不走绿色通道,出来将会非常麻烦。但是,我那次看到德炎一边嘴里咀嚼着口香糖,一边呈松弛状地从容走出机场出口,而后,有条不紊地给每位朋友一份礼物,谁也没落下。哇塞,见此情景,我顿刻无语,心中却在默默自语:德炎兄啊,你太厉害了!因为,一切在我看来非常复杂难办的事,在他那里却都是变得那样地简单平常和举重若轻、那样地有条不紊和被精心准备,而且结果总是如意圆满(毫无疏漏和闪失)。要知道,到机场去迎接他的朋友们都不是冲着他的礼品去的,但作为德炎考虑问题,在场人员必须人人有份、面面俱到。这就是杨德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用心做事、不怠慢朋友,真诚待人是刻入其骨髓、融进其血液和灵魂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座右铭。

  德炎与我曾不止一次地谈到过他在上海原生家庭度过的幸福童年、少年和青年前期的岁月。

  德炎于1945年生于上海,他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四,他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德炎在兄弟姐妹中排行偏小(倒数第二),他上面的哥哥姐姐们都对他很好,他们都亲切地管他叫“小弟”。小弟从小聪明伶俐,悟性很高,因此不但家里人喜欢,外面人也很喜欢。德炎在读小学期间就展示出与众不同的才情和天赋,格外受老师的青睐和器重,小小年纪就被选入当时上海地区家喻户晓的“上海少年儿童广播合唱团”。合唱团录制节目后,有关的录制和主办方是要犒劳这些孩子,给他们支付辛苦费的。德炎曾跟我说,在他小小年纪的时候,就已经有能力挣到不菲的“稿费”了,这是令周围其他的同龄少年所望尘莫及、羡慕不已的。德炎也很慷慨,拿着这些靠自己本事挣来的钱,给家里的兄弟姐妹和周围的小同学们买雪糕、冰棍儿和芝麻绿豆糕之类共同分享。可以说,德炎从小善于与自己班上的同学和其他邻里小朋友们融为一体,友爱相处,共享成功的快乐。

  的确,能成为上海少年儿童广播合唱团的成员这一经历,对于德炎儿童时期的健康成长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也给德炎之后的人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德炎在他一生的工作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聪慧睿智、谦和待人、饱学练达和多才多艺等优秀品质都与他早年的健康成长分不开。德炎一生中最常追溯和回味的就是少年儿童广播合唱团的生活历练。据说,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元帅还从百忙中抽出时间来接见这些“劳苦功高”的小明星们。回到学校后,学校校长还不惜放下身段,去向德炎打听:“陈毅市长接见时对你们说了些什么呀?”以便分享他的学生为学校赢得的荣誉和骄傲。由此可见,小小年纪的德炎,就已经为他所在的学校赢得了风光和荣誉,也在校长和老师们的心目中产生了影响,确立了地位。

  德炎的生母,出生地是苏州,身后也叶落归根于苏州。从德炎生前的叙述中得知,他虽然生于上海,但对母亲的故乡苏州一往情深,无限眷念(德炎的苏州话讲得十分地道就是明证)。就我所知,自从德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工作后,只要没有特殊情况,几乎每年清明节都要想方设法回江南祭奠他的父母(尤其不忘去苏州祭奠他的母亲),同时也看望他在苏州的同父同母的最小的妹妹。妹妹见到德炎,也总是“阿哥、阿哥”地亲切叫唤,旁人一看,便知道这对兄妹深厚的同胞血肉之情。

  德炎爱女羽佳,像其父。关于羽佳名字的由来,德炎生前曾专门予我以如是解释:德炎的太太翟小京大姐的“翟”字由上“羽”下“佳”所组成,“杨羽佳”实含父母二姓。由此足见德炎的智慧、艺术技巧和良苦用心。

  德炎的告别会那天,我和我太太一同前往八宝山,我太太与德炎也非常熟。看到安卧在鲜花丛中党旗覆盖下的德炎,生前无话不说的弟兄,今天永别了,我不禁动容,泪如雨下。想起生前,德炎几次不让我去医院看他。先是病情未确诊前,有一天,我打电话给他,他告诉我在协和医院,一听说在医院,我就立马惊觉地问他,怎么回事?他在电话那头答道:在做体检。听到他的这一回答,我就想,体检,不是单位每年都有这项规定动作吗?怎么这个时候一个人独自跑去协和做体检啊?我心中的疑窦不禁隐隐产生。但也不便在电话中深问。过了一段时间,我又电话德炎,得知他还在协和,这时,我的疑虑更加深了:原先不是说体检吗?哪有体检十天半月还出不来的呀?问题肯定存在了,而且一定不乐观。这是我当时的直觉判断。追问之下,德炎终于松了口,他用一句极其专业的医学术语向我告知了检查结果:(肝部)占位性病变。顷刻间,我们的交谈气氛凝固了。接下来,什么也没法说了,我说“我去看你!”,德炎说:“别别别,孟辉你不要过来,这里还有别人。”这个别人是什么人,我不得而知,鉴于那样的检测结果,我就再也不宜多说了。后来,德炎只身去了上海,据说是由肝病专家吴孟超的弟子给帮助做进一步的诊断和医治。了解到这样的后续安排,我的心情似乎也有所轻松和释然。总觉得,此行,情况也许会有转机,德炎能化险为夷,有救了!德炎那次不让我前去探望,我听从了,现在想起来仍是深感遗憾,心生永远的悔意。

  我和德炎,三观相近,情同手足,无话不说,彼此信赖,又是君子之交,淡如清泉,印象中,要说物质性的小礼品来往也不是一点儿没有,记忆中,德炎送过我一把可以放入西装口袋的那种扁型的黑色折叠雨伞,一瓶贵州茅台、一块他曾经用过的超薄型瑞士手表。我可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回赠德炎——只给他送过螃蟹。羽佳结婚时,德炎为了避嫌,素来清廉的他没有请(惊动)包括我在内的商务印书馆的所有人员。对于德炎在女儿婚典上的如此思考和做法,我颇感遗憾,但也深表理解,这就是杨德炎。无奈,在其女儿婚后不久,我只是象征性地送过羽佳一个小小的饰物,略表作为长辈的一点心意。这就是我与德炎近半个世纪交往中彼此向对方表示尊重、敬意和友谊的物化记录,仅此而已。

  如今,德炎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个年头。每当提起德炎,作为上海的老乡、同事和弟兄,我都会回忆起十年前今天的那个令人伤感至暗的时刻:2010年6月21日夜,我接到商务国际方面同事打来的电话,说德炎在上海治疗效果不好,病情急剧恶化,现上海医院和有关方面已决定将危在旦夕的德炎护送回北京(并告知德炎已经启程在高速公路归途中),坏消息来得那样突然,令人猝不及防。次日清晨一大早,我和太太行色匆匆地由丰台六里桥赶往协和医院迎接德炎的到来,等到大约上午八点一刻左右,载着德炎的救护车终于伴随着那撕心刺耳的呼啸声急急匆匆驶入协和医院。当昼夜兼程、风尘仆仆的上海医护人员打开救护车后门时,令人惊悚的一幕映入我的眼帘:德炎全身多处插着各种管子,他已陷入深度昏迷,不省人事。面对这突然出现的情景,我的内心缺乏思想准备,不敢相信眼前这凶险而又残酷无情的一幕是真的……

  此时,我欲哭无泪,不禁想到了人生的许多许多:比如人生的坚强,比如生命的脆弱,比如人生的坚韧,比如生命的不测和无常……

  别了,德炎,亲爱的学长、挚友和弟兄,你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永远缅怀你,愿你天堂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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