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章培恒、刘季高两先生

  大学同窗聚会,谈起当年师友趣闻,时有同学学我在校园里走路的姿态,右胳膊半弯,肩膀右倾,低头迈步,急匆匆前行。学得惟妙惟肖,学得最像者,莫过于比我高二班的陈四益学兄,不知他是看到过我走路的姿态,还是想像为之。他学得大家哈哈大笑,连我也不由自主地笑了。为什么要笑?原因是我走路的姿态,完全是学刘季高教授的姿态,亦步亦趋,丝毫不差。大学期间,我心目中有两位心仪的老师偶像,一位是章培恒老师,另一位就是刘季高老师。

    章师首开先秦文

  章培恒当年是一位中青年教师,是最早给我们开“中国文学史”课的老师,开的是先秦时期的文学。那是1962年秋,刚升大三。记得有一次,上课铃响毕,教室外突然推门走进一位披麻带孝、头发长乱、胡子拉碴的老师,他把讲义在讲坛上一放,然后低着头,双手扶着讲坛,两眼直瞪桌面,讲课像背书,一口气背下去,不抬头,不看讲义,整整背了一堂课。这堂课讲了什么?已经了然无痕,可是他披麻带孝,走进教室、走上讲坛、低头讲课的神态却像电影中的特写镜头,定格在我的脑海中。永世难忘!课后获悉,章老师的母亲刚病故,他正在守孝时期。

  章老师给我们讲诗经,讲到诗经中的少男少女的爱情追求,不苟言笑的他,有时也会露出微笑。记得少不更事的我,对诗中的黄鸟为什么要交颈?颇为不解。就傻傻地向他求问,他听后,要我到校园里去观察禽鸟的生活习性,并含笑地告诉我说,交颈是鸟类示爱的表示。后来我在一首游春诗中,写下了一句“处处鸟交颈”,遭到了政治指导员的批评。章老师为我们上了一个学期的诗经课,又接任了辅导蒋天枢教授开设的“楚辞”课。他是蒋先生十分看重的入室弟子,指名让章作他讲“楚辞”的助教。由于开设先秦两汉文学的关系,我特意到中学老师顾正武家中,借得金陵局刻本《史记》(征得顾师同意,可在木板本上断句点读),在章老师的指导下,每天利用夜自修时间,用毛笔管蘸红墨水,点读一卷,不解之处,向章老师求教。整整点读了一年,把130卷《史记》全部点读完成。后来,又在章老师的授意下,于众多《楚辞》注本中,选了王逸、朱熹、王夫之三家,代表汉、宋、清三代注家,汇注比较,加深理解。这本手抄汇注本,是抄在三十二开的练习薄上,可惜这本汇注本连同原书,在“文革”中全部丢失了。但是章老师教导我如何治学的方法,以及他博闻强记、独辟蹊径的治学精神,却牢牢地被我记住了。

    刘师吟唱闺妇怨

  与章老师沉默寡言、严肃谨慎的师风截然不同,刘季高教授则是和蔼可亲、谈笑风生。他为我们开的是唐宋时期的中国文学。上课他从不带讲义,只是在上衣口袋里放几张类似卡片似的白纸,开讲前,先吟诵要讲的诗篇,他用苏北口音吟诵,有腔有调,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委婉低吟,例如他朗声吟诵王昌龄的《闺怨》:“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只见他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声情并茂地把诗中的闺中少妇的思念征夫的心态,淋漓尽致地吟诵了出来,然后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白卡纸,对着纸把这首诗的创作背景,简明地点了出来,接着又吟诵起来,把“悔教夫婿觅封侯”的怨恨反复吟唱,尤其是“觅封侯”三个字,像京戏唱腔似的拉着长调,一唱三叹。记不清刘教授在课堂上吟诵过多少首诗词了,但据我所知,在同学中(尤其是女同学中)数这首《闺怨》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男女同学学之者也最多。他为我们讲课时间最长,有一年之久。据说他当年刚从安徽大学中文系调回,一家老小分别三年,终于重新得到团聚,届年物质待遇得以改善,政治环境也稍为宽松,所以他的心情十分愉快、开朗,与我们相处也十分融洽,在课堂上常可听到他的高声朗读和谈笑的声音。

  正是在章、刘两位导师的影响下,我暗暗立下了要像他们一样做一个研究古典文学工作者。可是事与愿违,毕业后,分到了中央广播事业局北京电视台当编导。上世纪六十年代,电视是一门新兴的新闻传媒,与古典文学一古一今相隔甚远,第二年又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古典文学与封资修又扯上了关系。由此我放下了从事研究古典文学的念头,与章、刘两位导师也失去了联系,失联二、三十年。

    咸亨酒店“小酒人”

  重新与章老师取得联系,是在上世纪90年代的复旦校友会上,校友会五年一会,记得是学兄唐金海建议一起去看望章培恒老师。听说章老师已聘为复旦古典文学研究所所长,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建树颇丰。关于章老师的学术研究成果,我从校友学兄处多有耳闻,先后有《洪昇年谱》《献疑集》《灾枣集》《中国文学史新著》(章培恒、骆玉明主编)问世出版,粉碎“四人帮”后,他被高教部特批教授、后又评为杰出古典文学专家。唐金海毕业后留校任教,专攻现当代文学,颇有业绩。他与章老师,先是师生,后成同事,关系甚密。30多年睽别,在唐金海的引领下,我来到原本是系图书馆的古典文学研究室。只见章老师风貌依旧,瘦弱的形象没有多大改变,但精神面貌大有不同,一改往昔的严肃、不苟言笑的古板面孔,变得亲和、风趣、幽默多了。我因专业改变,见了业师总有点自惭形秽,大有难见江东父老之感。他却若无其事地与我大谈复旦旧闻。聊了好一会,他低头看了看表,对金海说,我请你们一起去咸亨酒店吃绍兴老酒吧。按理说学生拜见老师,应该学生来请,但章老师执意要请,只得恭敬不如从命。

  后来听说章老师得了恶疾,靠服用美国进口药治疗,进口药要自费,他的薪金津贴基本上都用在了药费上了。但是再次见面时,他依然慷慨相邀我和金海到咸亨酒店吃陈年(上次是八年期,这次却是十年期)石库门花雕。他是浙江绍兴人,与鲁迅先生是同乡,对鲁迅十分推崇,也与鲁迅一样,对家乡的绍兴花雕情有独钟。但是章老师的酒量似乎不大,两杯酒下肚,酒色已红上脸了,望着章老师双眼微熏的神态,不知为什么,脑中突然冒出鲁迅的“余怀范爱农”,“先生小酒人”的诗句。也就在这次酒会上,我预求他正在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表示要好好研读。可惜这套“新著”始终没有求到手。

    西康路上“旧石库”

  与刘季高教授重逢,也是在复旦校友聚会期间。刘老师年事己高,学校活动早就不参加了,打听到他仍住在原先住的西康路老地方,记得求学时代曾登门求教过,凭着模糊的印象,我居然摸到了他的住处。令我吃惊的是,时过四、五十年,他仍住在这座石库门破旧的三楼上,因年代久远,楼板多有朽烂,上楼时地板吱呀作响。上得楼来敲开房门,只见刘老笑着迎上前来,我紧紧握着他的双手。环顾室内,一张红木书桌上放了一盏绿色灯罩的台灯,一个塞满了大、小型号毛笔的笔筒,书桌上还放着一本正在翻阅的线装书,室内陈设简单,因居室不大,连书柜也容纳不下。只得移到室外走廊上(殊不知书柜中竟藏着数千卷明清版本的线装书,刘老逝世后,这些珍贵的古籍,遵照他生前的遗愿,全部捐赠给复旦图书馆)。一个德高望重、教龄长达半个世纪的堂堂复旦老教授,居然住在这么简陋的住房中,不由感慨系之。

  刘老似乎发现我的不平之色,笑着说:住惯了老地方,熟门熟路也方便,人老了,也不想动了。我问他与谁在一起生活?他回道:大女儿一直与他们一起生活。可是两次登门拜访,我始终未见师母和师妹。事后才从师妹刘芳荪的文章中获知,师母“晚年患有多种慢性病,活动不便,有时卧床不起。父亲亲自照料,吃饭服药,穿衣起坐,毫无怨言。我们多次提出要请保姆,父亲都不同意。”(见《我心中的父亲》)难怪两次都未见家人,原来师母病卧在床,不便见人。

  师生相叙,刘老自然要问我的工作生活情况。我向他汇报了毕业后改行从事的专业,有负师恩。他听了不以为忤,反而说我从事的专业也不错嘛!我递上刚出版的《张大千艺术圈》请他指正。他也从书桌旁取出《东汉三国时期的谈论》《斗室文史杂著》两册书,刚有上海古藉出版社出版的著作,一一题款赠我。刘老一生以教书为业,桃李遍天下,他学孔子“述而不作”,不慕名利,述而少作。可别小看这两本薄薄的著作,它可是刘老一生独具慧眼、独辟新蹊的学术思想的结晶呀!诚如我校著名大教授王运熙在“悼念刘季高先生”一文中所评:“刘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史方面具有深厚的根柢,广博的知识。自先秦汉魏下逮明清,均有所论述。他的学术著作,在其生前出版的《东汉三国时期的谈论》《斗室文史杂著》两书,虽篇幅不多,但均有创见”;“谈论这一现象,在中国思想史、文学史、风俗史上均具有价值与地位,本书首次对它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因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见复旦大学中文系先哲遗著丛刊:《刘季高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5月)恕学生不学无才,不敢胡乱置喙,只能请出我校王运熙教授来加以品评了。

  俗话说树有根,水有源,饮水要思源。半个世纪以来,我的成长和些许进步,无不蕴藏着章培恒和刘季高两位导师的指导和教诲。而今两位导师都已先后仙逝,写作此文以表缅怀之情。

  

Comments are clo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