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象搏兔,必用全力——读《散原遗墨》有感

  《散原遗墨》(凤凰出版社2020年4月版,以下简称《遗墨》)是李开军教授不久前推出的新书。开军在代序中自述:“这是一本好玩的书”,相较于此前编过的“三两种小书”,他对这本小书有“更高的兴致”——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那些生动的笔墨,“不但见证他的‘我’,而且记录周围的‘人’”,释读正是为了说明“笔墨背后‘人’‘我’之间的生动面向”。不过,作为义宁陈氏研究的同行,我却想告诉读者:李教授的“三两种小书”其实都不容小觑,尤其眼前这本“小书”,已经隐然可见大气象。

  我和开军相交十馀年,承他不弃,数年前约我为《陈三立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14年版,以下简称《年谱》)作序,去年我增订、再版拙著《陈寅恪家史》,这部《年谱》和开军稍后的文章是我研读最多、引用最多的研究成果。前后对照,不难看出,他的气度越来越自如,文字越来越雅洁,精进未已的同时又能坚守持论有据的底色。这本《遗墨》,不乏闲情逸致,看似信手拈来,实则厚积薄发,举重若轻。软性读物的皮相之下,仍然是写作信史的骨子。诚如俗语所云,“狮象搏兔,必用全力”——文本有刚柔之分,笔调有雅俗之别,严谨不苟则是治学之人的必然选择。

  以我这专业读者的眼光看来,《遗墨》至少有两点特别值得称赞:

  其一,以图文互证的方式,针对陈三立生平行事的若干焦点热点,果敢地给出近乎定论的基本判断。

  早在编撰《年谱》时,开军就曾经对陈散原参与南浔铁路修筑作了全程式梳理,此次释读散原遗墨,这一重要事功依然占据了相当篇幅。《年谱》坚硬,《遗墨》轻软,软硬兼施,无非希望各路读者从此改变旧有的认知:所谓的戊戌政变后陈三立袖手神州、不问世事,转而一意于诗文,实在是后人附会的一个并不美丽的传说。

  与之相应,陈三立和两江总督端方“仅有诗酒往返”而并未佐幕,尽管出自三立之子隆恪以及著名学者胡先骕笔下,貌似坚实可信,仍难敌图文夹攻。历史的真相是,“陈三立不但曾入端方幕府,且在江西地方事务上,对端方多有倚赖”(《遗墨》,第88页。以下引文,只标页码)。而胡先骕所称陈三立与谭延闿虽有通家之谊,“谭后为显宦,散原即不与之往还”(第234页),同样属于罔顾事实的溢美之词。

  至于张慧剑《辰子说林》所述散原借庐山石面斥新贵王揖唐的桥段,开军很早就予以质疑,这一回终于底气十足地宣布:“如果知道三十年代王、陈之间的交往,我们恐怕就会哑然失笑:这不过是王揖唐‘落水’之后的‘故事乱编’而已。”(第274页)

  《遗墨》以“陈三立像”开篇,所选八幅照片(含雕塑、木刻),无一例外地皆为晚年形象。这大概与散原早年照片暂难寻觅有关,但无形之中也高度契合了读者对陈三立形象的预设——雅望清标,渊默寡辞。生于忧患、死于忧患的陈三立,不就应该长这样么?《遗墨》与开军的其他作品一样,并不是为了崩塌人设或重塑神偶,而是努力还原一个性格饱满的真实人物。试以评骘友朋诗作为例:陈三立年轻时秉持的是直谅之道——“好攻友过”,“狂态”时见(第8、10、75页);晚年所持则是温和之方——“照例恭维”,“有褒无贬”(第8、232、233页)。惟其如此,才能在前后变异中既看出岁月的刀砍斧削,又看出散原的变而不失其主。

  其二,许多细微处已经显现出值得期待的研究动态:辑录散原集外之佚作,校订已刊著述之错讹,开辟散原研究之新界。

  开军自谦的“三两种小书”,共同点是对于陈三立著述的不断搜集和精心整理。其间的甘苦,外人不足以道,早已成了他的一笔精神财富。收录在《遗墨》的数帧《与易顺鼎书》,便是他数年前冒着寒风远赴北京,在拍卖会场一笔一划抄录的珍贵文献。与普通图录、画册不同,《遗墨》在移录全文之馀,不忘勾勒“人”“我”之间的“生动面向”——“此书中陈三立颇有嬉笑调侃之语。在所见陈三立书札中,似只有易顺鼎和陈锐可以享受如此‘待遇’,是亦可见陈三立与二人关系之笃厚。”(第157-158页)看似轻松幽默的一句论断,透露出的是群札了然于胸的自信与从容。限于体例,《遗墨》当然不宜以辑录佚作为鹄的,但也不失时机地展示遗珠,如《丁酉六月自海上还武昌写赠节厂一弟诗家》(第62页)《与龙沐勋书》二函(第267、391页)等即为其例。

  《年谱》体量超大,错讹也相应稍多,问世之后,开军一直没有停止校订,留待日后一并匡正。《遗墨》所用释文,颇有与《年谱》重叠者。“狮子搏兔,亦用全力”,从《遗墨》所刊文字逆推,开军肯定重新找原始文献做过核校。比如,“各京官乃不得已而为调停之计”(第84页),已将《年谱》中的“面”改订为“而”。又比如,《宇宙风》登载张梦庄文章,称散原翁病笃,家人一面“将载有恶消息的报纸藏起来”,一面忍不住在消息灵通的戚友登门时“避到廊子上去探听”(第405页)。其中的“廊子”,原刊作“廓子”,应系字形相近而误植。《年谱》录入张文时,“廓子”一仍其旧;《遗墨》则果断地径改为“廊子”。

  开军的陈三立研究,很早就定下了四大目标:一部诗文集,一部诗文笺释,一部年谱,一部研究专著。第一、第三项,已经完成;第四项,据我了解,《陈三立与近代中国》也即将完稿;正在进行的,应该还剩第二项。《遗墨》虽然属于研究计划以外的副产品,还是和这四大目标骨肉相连,其中,似乎又以与诗文笺释的关系更显密切。总体而言,《遗墨》选录的散原及其友朋诗作,除了三五首篇幅稍显冗长、关联度略低以外,绝大多数都能更加充分地勾勒人事始末、点染悲欢离合。

  最让我关切,也最令我佩服的,是开军在《遗墨》中的新一轮开疆辟土。散原诗集的刊行,时间跨度大,版本种类多,必然留下文字校雠等等收尾任务。这一片区域,到底有多大,很多年来一直说得不清不楚。《遗墨》最大限度地开掘吴建伟《陈三立致李宣龚曹经沅函札简释》(载《文献》2018年第3期)的丰富矿藏,在表彰李宣龚刊行陈诗功绩的同时,着意凸显1936年商务印书馆缩印本《散原精舍诗集》(含初集、续集、别集)的版本价值——“缩印本的文字更值得信赖”(第179页)。

  散原晚年,饱受癃闭症之折磨。他有没有请医生做过手术?目前尚不敢遽断;但借用过张元济的“电器”进行治疗,已经得到了十分可靠的证实——上海图书馆藏张元济往来书札,内含陈三立1933年致张二函(第284-286页),两次都曾言及此事。

  世人皆看重散原崝庐谒墓诗,许为天下之至文,开军独具慧眼,又标举其除夕之作——“这些诗写眼前之景象,忆年来之经历,有感慨,有忧患,或激昂,或压抑,有动人的力量。”“郑孝胥被人戏称‘郑重九’,以其年年重阳有诗,那陈三立是不是也可冠以‘陈除夕’呢?”(第241页)梁启超、王易、俞大纲,先后将陈三立与朱祖谋相提并论,或礼赞学行,或称颂志节,或探求“诗词旨趣之殊途而同归”(第276-277、299-300页)。诗词并观、“二妙”合称的背后,无疑又是一片等待深耕细作的沃土。

  一言以蔽之,撇开为数极少的几个错别字——“曾迎三”误为“曾省三”(第167页),“余年十九”误为“馀年十九”(第383页),“曾克耑”误为“曾克端”(第388页),“邢介秋”误作“刑介秋”(第402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误作“华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第407页),《遗墨》确实是一本值得反复玩味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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