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新:让阅读奔涌,形塑中国价值社会

朱永新: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倡导全民阅读的重要人士很多,但最早将全民阅读问题放在国家进步发展和核心价值体系凝聚的宏阔视阈中、同时清晰表述全民阅读重要性的,朱永新可能是第一人。

  ■曾经有这样一句评语向朱永新致敬:“他一直站立在中国阅读推广的精神之巅。”而阅读推广之难,在于其本身是一个复杂多元的体系,研究与实践共生,重在落地效果。在国内,朱永新是首位将少年儿童阅读推广体系化,解决“为什么读”“读什么”“如何读”“如何推广”“如何实践落地”“评估反馈再实践”等诸多实际问题的人士。由此,他不仅仅是“站立在中国阅读推广的精神之巅”,更是力行“扑向阅读推广的实践之海”。

  5月4日中午,收到马来西亚打来的越洋电话时,朱永新有些惊讶。

  这是IBBY-iRead爱阅人物奖评委会主席卡鲁丁打来的电话。

  当晚8点半,国际非营利非政府组织——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揭晓了首届IBBY-IRead爱阅人物奖,来自中国的“全民阅读形象代言人”朱永新,与荷兰的玛丽特·托恩奎斯特,共同荣获这一殊荣。

  卡鲁丁这样形容朱永新:“他致力于从多个方面推动儿童阅读,从儿童到家长再到教师、从乡村到城市再到国家政策,每个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一直是本国儿童阅读的推动者。”平实的语言,却是完整概括了朱永新近30年来深耕儿童阅读推广的杰出功绩。

  倡导全民阅读的重要人士很多,但最早将全民阅读问题放在国家进步发展和核心价值体系凝聚的宏阔视阈中、同时清晰表述全民阅读重要性的,朱永新可能是第一人。这样一句话在中华大地上久久地被口口传诵:“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这句话即出自朱永新。

  早在十多年前,朱永新就敏锐地意识到,当下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快速成长的时代,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这个时期,我们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共同价值观撕裂的危险。如果缺乏共同语言,没有共同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和共同的价值观,也不会有未来的共同愿景。如果没有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体系和思想基础,我们很难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

  “阅读对于强化文化认同、凝聚国家民心、振奋民族精神,对于提高公民素质、淳化社会风气、建构核心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在一篇文章里,朱永新提笔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于是,从当选全国政协委员的2003年起,参政议政17年间,围绕“全民阅读”问题,朱永新提出了近40个提案与建议。这些围绕将全民阅读作为国家战略的提案,如连续17年呼吁建立“国家阅读节”,通过节日的功能,把阅读本身变成一个神圣的仪式,唤醒大家对阅读的重视;如建立国家阅读基金,成立国家阅读推广委员会,加强社区图书馆建设,把农家书屋建在村小学,给实体书店免税,国家领导人带头做阅读的模范,打击盗版图书、繁荣网络文学、加强高校图书馆建设,给农村孩子提供“精神正餐”……许多现实的努力已在许多城市和地区逐步实现,极大地推动了全民阅读的进程。

  曾经有这样一句评语向朱永新致敬:“他一直站立在中国阅读推广的精神之巅。”而阅读推广之难,在于其本身是一个复杂多元的体系,研究与实践共生,重在落地效果。指出全民阅读尤其是少年儿童阅读推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在国内,朱永新是首位将少年儿童阅读推广体系化,解决“为什么读”“读什么”“如何读”“如何推广”“如何实践落地”“评估反馈再实践”等诸多实际问题的人士。由此,他不仅仅是“站立在中国阅读推广的精神之巅”,更是力行“扑向阅读推广的实践之海”。

  从2000年推动“新教育实验”开始,朱永新很早就开始了实践层面阅读推广落地的努力。发端于江苏常州一个乡村学校、至今全国已有5200多所学校加入的“新教育实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中国的一次阅读革命,或说全民阅读的一个发端。包括朱永新在内的诸多有识之士的远见和努力,让阅读的大潮奔涌,形塑了中国当下的价值社会。

    精神纲领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在大大小小的关于全民阅读的会议上,朱永新的这句话被反复援引。在很多人心目中,这句话等同于全民阅读运动的精神纲领。

  时间推回至2000年。当时的朱永新在写《我的教育理想》的时候,对阅读的价值和意义,就有了初步的想法。在这本著作中,他谈到了教师与阅读,谈到家庭阅读,提及书香校园。2003年,朱永新在苏州开过一次关于全民阅读的专家座谈会,会议发表了一个宣言,虽然当时还没有把这句话凝聚出来,但意义已经很接近了,谈及阅读的意义和价值,谈及阅读与民族的关系,阅读与个人发展的关系。

  2005年,朱永新在编一本中国的文化名家的文集——《改变从阅读开始》,在写序言的时候开始提及这句话。2007年,朱永新在国家图书馆做讲座时提出了这个观念,叫“阅读的力量”。随后,朱永新把自己的阅读观写成一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文章名叫《改变,从阅读开始》。

  朱永新系统总结自己的阅读观,是在2009年写《我的阅读观》这本书的时候。五章的题目是五句话,第一句是关于个人的,“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第二句话是关于民族的,即“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第三句话,“一个没有阅读的学校,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是谈阅读和教育的;第四句话讲阅读和城市,“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才能成为美丽的精神家园”;第五句话是讲阅读方式的,即“共读共写、共同生活,才能拥有共同的愿景,共同的价值,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密码”。朱永新阅读观最核心的几个观点,就此开始广泛流播。

  从世界范围来看,很少有人从一个国家的价值体系、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去看阅读的意义。历史上伟大的作家、学者,无论是培根,还是高尔基等,几乎都是从个体的、从心灵的角度来谈阅读的意义。为什么朱永新将阅读的面貌和水平等同于民族的精神境界和价值归属,把阅读的面貌和水平看作是国家进一步发展的思想基础?

  “我2003年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后,就比较自觉地从国家的层面去思考,阅读到底有什么价值和意义。越思考越发现,阅读对凝聚国家层面核心价值的作用。”这些年来,朱永新有关全民阅读的几十个提案都是从不同角度去思考的,比如价值观凝聚、比如社会公平,比如仪式——国家阅读节的设立,或从书香校园,或从书香家庭,来论证阅读对国家的意义。今年的朱永新又写了一个提案,即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来看看阅读。不同家庭的孩子得到了不同的书,有些根本就得不到书,而他们的读写能力、他们的思维发展都和阅读能力的养成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现在,朱永新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全民阅读是提升国民素质、增强国家凝聚力、促进社会公平,最有效、最廉价、最直接、最便捷的方式”。是的,阅读不需要借助任何特定的场地、技术,然后图书真的是最便宜的——比其他任何文化产品形态都便宜。

  “阅读的过程就是精神发育的过程。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去经历历史上所有的事件和现实中发生的所有事件,90%以上的知识是来源于人所生存的时间、空间之外的东西,那就是靠阅读来获取,所以说阅读是整个精神成长最重要的历程。”朱永新感慨,如果民众都拿起书来,真的在读了,很多社会矛盾、很多问题也都自然解决了,“人生绝大部分的问题是在书里可以解决的”。

  图书是人类社会思想精髓的沉积,阅读是共同价值观凝聚的基石。

  2007年,“新教育实验”开过一个全国范围的大会,大会的主题是“共读、共写、共同生活”。朱永新在会上做了一个报告,提出,一个国家的凝聚力从哪里来,从共同价值观来;共同价值观从哪里来,从共同阅读中来。

  “共同阅读的过程中读同一本书,共同认同的价值就产生了。”朱永新举例,中国古人所说的“半部论语治天下”,其实就是价值观认同的问题。不是《论语》本身,而是《论语》里的思想价值被大家都广泛认同,所以它就可以治理天下。比如,我们都认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知道“三人行,必有我师”,认同“大丈夫”“君子”的品行,认同这些最基本的社会准则、道德规范,就造就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

  中国没有宗教,但我们强大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是靠四书五经等经典在凝聚。几千年下来,我们这个社会之所以有如此之强的凝聚力,那是对一种文化和信念的认同与奉行。这样一种传统流淌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里。

    实践之海

  阅读推广之难,在于其本身是一个复杂多元的体系,研究与实践共生,重在落地效果。跟其他倡导和推广全民阅读的人士不一样的是,朱永新首先是一位学者,尤其他的学术背景是教育学。在研读像杜威、苏姆林斯基、陶行知、叶圣陶等最伟大的教育家的著作时,朱永新发现,这些最伟大的教育家,没有不关注阅读的。甚至于在很多情况下,教育先贤们把阅读直接等同于教育。由此,朱永新比较早地意识到阅读和教育本身的内在的紧密关系,更开始意识到构建少年儿童阅读推广体系的必要性。在这个体系中,必须要解决“为什么读”“读什么”“如何读”三大核心问题。

  在朱永新看来,首先要从认识上解决阅读的重要性的问题,这是达成共识的基础。没有共识,再重要的事情,人们也不会当回事。所以,让朱永新高兴的是,通过他几十年的努力,现在中国至少有相当一批校长、教师、父母,是打心眼里认为阅读很重要,这和20年以前朱永新刚开始做“新教育实验”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

  由此,关于阅读推广,第二个当然就是“读什么”的问题。这在过去并不是问题,但是现在的书太多了,开卷并非总是有益,由此成为问题。尤其是,现在大家的时间本来就很紧张,去读最有价值的书就凸显其重要性。

  学者出身的朱永新,以扎实的学术研究和阅读规律的研究作为此一问题的支撑。作为研究者,他创办了“新阅读研究所”和“新教育亲子共读中心”等阅读公益机构,致力于研究适合国人不同群体的书目,关注群体的共同阅读体验和成果的塑造。

  2010年,新阅读研究所在北京正式成立,就是要走专业化的道路,做专业化的阅读研究,尤其是关于书目的专业化研究。目前为止,将近十年的探索和研究,新阅读研究所拿出了包括幼儿、小学、初中、高中、教师、父母、公务员、企业家九个群体各100种的基础阅读书目,并且出版了导赏手册。

  在朱永新和他的同道者看来,阅读教育不仅仅是语文老师的事,更是一个全学科阅读的问题。由此,2016年,新阅读研究所启动了学科阅读书目的研究和研制工作,中小学所有的学科共23个,如语文、历史、地理、外语、科学、数学、化学、物理、生物、艺术、生命、道德与法制等,每一学科将研发100种基础阅读书目。行进五年的研制工作总算曙光初现,今年开始,学科阅读书目的部分成果将要推出。

  学科书目完成以后,朱永新接下来推动的一件事是,做项目研究书目。“现在全世界中小学教学的一个很大潮流是做项目研究。”比如,研究哲学问题,看什么书?研究天文问题,看什么书?研究汽车,看什么书?关注军事,看什么书?朱永新的考虑是,把阅读专题化,准备做100个专题,每个专题推荐适合中小学生阅读的100本书,以供中小学生用来研究问题参考使用。

  接下来,新阅读研究所正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研究阅读方法的问题。儿童阶梯阅读、家庭亲子共读、学校班级共读等,都是新阅读研究所比较早地提出来的阅读方法。比如,20年前,图画书其实还没有走入到大众的阅读体系当中,新阅读研究所最早把图画书带到小学上阅读课。在新阅读研究所,包括出版界、学界、阅读推广界等诸多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现在,图画书的阅读价值被逐渐发现和认可,已经作为与儿童文学同样重要的,而且是小学中低年级、低幼必备的一种阅读形态了。

  接下来,新阅读研究所还会研究怎么做读书会,怎么做读书俱乐部,这些经验其实都应该在学校里传播。“阅读推广不能够依赖某一两个人的水平。比如某个校长,他水平特别高,然后这个学校的阅读教育就做得特别好。我们要做的工作是,把有识之士的经验和路径总结出来,体系化后再推广出去,可以避免很多人走弯路。”这是朱永新的思考。

  总而言之,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读”已经基本解决了,第二个问题“读什么”也慢慢地清楚了,接下来就是第三个问题,“怎么读”的问题,也就是实践和阅读推广模式总结。显然,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是决定阅读推广能否落地的关键。从逻辑层面来说,“怎么读”在“读什么”之后,但从实践层面来说,从2000年萌芽的“新教育实验”开始,朱永新就开始了实践层面阅读推广落地的努力。

  曾经朱永新在提及为什么发起新教育实验的时候,讲过关于德鲁克的故事。再好的理想,再好的理论,如果不能扎根,不能影响生命改变生活,意义是不大的,正如德鲁克的老师熊彼特所说的,“除非你能够改变生活”。怎么去改变生活,改变教育?观念就要落地。

  所以,以让师生“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为根本理念的新教育实验,一开始就很清晰自己的定位,就是一定要把根扎到教室里去,扎到家庭里去,扎到老师的身上、父母的身上、孩子的身上。

  而“新教育实验”的内涵,与倡导阅读教育息息相关。

  朱永新跟很多新教育的同仁说过这样句话:即使新教育的其他项目都不做——“新教育实验”有十大行动,从营造书香校园、师生共学随笔、聆听窗外声音,一直到构筑理想课堂、研发卓越课程、推进每月一事到家校合作共育——即使这些都不做,把阅读的事情做好,就很了不起了。阅读是“新教育实验”的根基,或说基石,把阅读的事情做好了,教育的事情基本上就成功了。“新教育”的其他行动,每个行动跟阅读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阅读就可以把其他行动带起来。对此,朱永新曾经有过“画圈论”:“如果把教育跟阅读画两个圈,这两个圈子重合度是很高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阅读就意味着教育,或者说教育就意味着阅读。”

  所以,一定意义上,“新教育实验”可以视为中国的一次阅读革命。给全民阅读溯源,源头之一,已经从2000年新教育的书香校园开始了。

    理想之光

  新阅读研究所是2010年正式在北京成立的。很早,朱永新就意识到,要更好地推进“书香校园”建设,仅仅号召是不够的,必须要走专业化的道路,把书目研究和阅读规律的研究作为研究所的第一大工程。后来,在做书目的过程中,朱永新发现,亲子共读是从家庭开始的,所以就成立了亲子共读的研究项目——萤火虫工作站;在萤火虫工作站的基础上成立了新父母研究所,又在新父母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新家庭教育研究院。所以,两个重要的研究机构的护航——新阅读研究所、新家庭教育研究院,构成了“新教育实验”强大的研究后翼。

  虽然朱永新总是谦虚地说,“他们的工作还在路上”,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毫无疑问,在中国的阅读研究机构中,新阅读研究所已经成为一面重要的旗帜,尤其是书目的质量大家有口公认,作家曹文轩曾经如是评价,“虽然可能有遗珠之憾,但是绝没有鱼目混珠”。七八年前,朱永新就提出,书单每两年就要修订一次。包括后来做年度的中国童书榜,其实也是为做书目的修订做准备。

  然而,明眼人都深知,维系两个公益机构的长期运行着实不易,其中有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付出。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公益性、专业度和公信力,难。

  “这也是我很痛苦的一个问题。”朱永新坦承,“包括一开始,书都是我们自己买的,没有收入只有支出,都是我到处去‘化缘’。”

  要维持所做工作的品质,就要请高水平的人来,高水平的人来,就要有一定经费来回报他们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整个新教育实验,不仅仅是书目研究,课程研发都面临这个问题。”朱永新最近给新教育基金会捐了110万,都是他个人的奖金,此次爱阅人物的30万,去年得的一个国家教学成果奖励的80万奖金,全都捐给了基金会。基本上朱永新的讲课费,一些重要的奖金,全部都捐给了基金会。还有就是朱永新的“化缘”。比如,新阅读研究所在研发小学生书目的时候,香港陈一兴家族基金会和信谊图画书先后给了研究所50万经费;做中学生书目的时候,得到了十一学校李希贵的支持;企业家书目研制,是苏州北京商会的赵民先生出资出人;大学生书目的研发,朱永新找了好友郭英剑来主持,做义工。

  “反正基本上是这样,要么请好朋友做义工,要么请能够理解支持我们的团队来支持,这样慢慢就把工作往前去推。”鲁迅文学院副院长李东华曾经参加过新阅读研究所的书目研发,她还专门写过文章,说想不到中国还有一群这样的人,也不拿报酬,吃吃盒饭就把这件事情干起来了。

  这是一群理想主义者的事业。当然,“最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朱永新不愿“叫苦”:“我们慢慢地自己也可以有一些造血机制了,一开始是没意识到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自己做课程、做教材、做培训,每年都可以有一定的收入。其实阅读所是可以养活自己的,我们通过自己的研发成果,不断地去开发新产品。所以现在我们这两个机构基本上都可以慢慢转起来了。”

  作为创始人,朱永新对新阅读研究所、包括新教育研究院,始终如一的定位和要求是——专业性。“一个研究型机构,一个公益性机构,如果没有专业能力,仅仅说做点好事,那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比较强的研究团队,这是我们的基础所在。”第二,就是要坚持它的公正性。新阅读研究所评选的所有图书不考虑任何利益,包括回避机制,“评委自己的书每年都要回避的”。另外,就是新阅读研究所团结了一大批专家,“基本上我们在做的这样一个领域里面,一些最优秀的人才聚集在我们这里”。

  显然,如是三点原则,是新阅读研究所目前实现的影响力和公信力的基石。

    一生的事业

  从当选全国政协委员的2003年起,到现在,参政议政17年间,围绕“全民阅读”问题,朱永新提出了近40个提案与建议。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国家阅读节。在朱永新看来,节日仪式性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有唤醒、提醒、警醒的作用,可以引起大家对这件事情的重视。

  “其实全民阅读还没有真正成为很重要的共识,虽然政府工作报告连续7年提出倡导全民阅读,但是在起草时还经常会漏掉这句话。已经连续差不多两三年了,都是后来我们在两会上呼吁,最后才加上去的。为什么我们如此在意将全民阅读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因为报告里的每句话都要落实的。”

  其实,国家阅读节不仅仅是在阅读层面发出声音,更多是对中国的国家文化、传统文化价值的一种凝聚。阅读的本质,是文化。

  在朱永新看来,这些年来,全民阅读的推进工作是有很大进展的,其中有两个很重要的标志。第一,在网络如此发达,各种自媒体、各种媒体发展这么快的情况下,整个中国的纸质图书阅读率、全民阅读率不降反升,很了不起;第二就是中国的儿童阅读,可以说是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过的繁荣和上升的趋势。从这一点,可以看到国家的未来。

  然而全民阅读工作还未圆满,还有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是要从国家的层面来为全民阅读立法,为全民阅读出台国家行动和国家政策,这点很重要。”包括设立国家阅读节在内,朱永新曾经提出过一个全民阅读“组合拳”——国家阅读节,全民阅读基金,国家的全民阅读指导委员会,包括国家图书馆标准,从国家公共图书馆一直到中小学图书馆的建设标准。去年,朱永新还在提案中提出了农村中小学图书馆建设的问题,不仅仅要解决好“营养午餐”,也要解决好“精神正餐”,尤其是在乡村边远地区,阅读资源的鸿沟是一直存在的。今年的两会上,朱永新也有个提案,即,如果要真正帮助弱势人群,就像政府给低收入家庭送油送米一样,要把图书当基本需要,配备给弱势人群、困难家庭;在边远地区、在乡村学校要有图书馆标准,最好的书的配备要能够跟上去。“这样能够保证整个阅读的公平能够做得更好,让优质阅读成为每个童年生命能公平享受到的公共文化服务权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国家还是有很多事情要做的。”

  从乡村里走出,父亲就是一所乡村小学的校长,回顾自己走过的来路,朱永新感慨,自己的成长,得益最大的就是阅读。“几乎在我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够找到当时对我影响最大的书。我从阅读得到了很多,很期待把我的体验和感受带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通过阅读能够获得成长。”这是朱永新朴素的心愿。

  对于朱永新来说,他这一生都在做教育。朱永新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教育,我的至爱》,其实这篇文章也可以换一个题目叫《阅读,我的至爱》,因为阅读是教育最基础的最有效的一个路径。刚开始,朱永新在大学教书,研究的是教育问题;后来做副市长,又是分管教育;到了民进中央,这是一个“教育党”,“我这一生都没有离开教育,也没有离开阅读”。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能够发现阅读本身的意义和价值,而且能够有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团队,这么好的一个舞台,我觉得我是很幸运的。”

  由此,朱永新总是觉得,去推动阅读,推动阅读公平在少年儿童中的实现,这是他的责任,这是他一生的事业。

  “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总有一些伴随着我们前行的书籍,这些书,就像一轮太阳或者夜晚的明月,让我们不再胆怯、不再孤单,坚定地行走着、跋涉着。”这是笔者在朱永新书中,看到的颇让人动容的一段话。愿阅读的光辉,朗照你我,朗照中国每一位少年儿童坚定前行的脚步。(本报记者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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