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李健吾——写在《李健吾译文集》出版之际

  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青年学子,第一次走上了治学之途,最难忘记的是什么?那就是第一个善待他的人,第一个在尖锐的、审视的、疑惑的、考核的、逼视的众目睽睽之下善待他的人。我与李健吾先生的关系就是这样,我不能说他是我的伯乐,因为,他不是我的直接领导,我也不是一匹纯种良马,我并没有得到他的格外重用,第一天他怎么对我,就定下了以后两人关系的基调,一辈子,至少是一辈子的相互理解、相互善待,在他,是一贯对人的仁义心肠,对后生后辈的热忱与关怀,在我,只不过是懂得青年人对饱学之士的长者应持弟子之礼,就这点感情与互待,我与李健吾先生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可以用一个“善”字来概括,我从他那里得到不少教益,拾得不少牙慧。

  我对李健吾先生是抱着感恩的心情的:是他认可、通过了我的第一篇正式的翻译作品——莫泊桑的《论小说》;是他在我的《法国文学史》上册问世时,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评论文章;是他对我所译的《〈克伦威尔〉序》,表示了赞赏;是他在“文革”后期我与朱虹挨整时,给了我们亲切的同情与关照;是他仅仅因为我没有在运动中批判过他、对他表示了同情,后来就把我称为“孩子”……因此,当李健吾的女公子李维永告诉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李健吾译文集》,要我写一篇文章的时候,我几乎是没有什么推辞就答应了,因为,我觉得,为李先生的事情搭一把手,加一点推力,不是别的问题,而是一个做人的原则问题,虽然这个时候,我的视力在大病一场之后,只剩下了百分之三十,虽然对一个视力丧失百分之七十的人来说,写出这样一篇文章,其难实在是难于上青天。

  我初次见到李健吾时,他大概是50多岁,就其外观而言,他可说是再普通不过了,没有任何派头与风度。他长得倒仪表堂堂,大头大脸盘,看起来像是一个富态的商人,但一身穿着,从不讲究,经常是蓝布中山装,夏天是白色的确良的夏威夷衫,很少见他穿呢料与丝绸的衣服,穿着水平比当时文学研究所里的一些老专家、老学者似乎还要低一个档次,当然,更看不出他有作为一个西学大学者的洋派架势了。与李健吾稍有接触后,就能很容易地发现他是个重友谊、讲交情、崇义气的人,他乐于与人接近、与人亲和,与人建立和谐、愉悦、诚挚、善意的关系,即使是与跟他有年龄差距、有学养深浅不同、有地位悬殊的年轻人。在与他交往接触之中,你只会感到平易、亲切、随和、宽厚,而看不到那种名士或自视为名人的人身上常见的尊严、矜持、倨傲、冷峻、架势。他与人交谈的态度与语言风格都十分平实,甚至有点平民化、凡俗化,没有一星半点才智之士的风雅矫饰与文绉绉,但说起话来却兴高采烈、眉飞色舞,完全处于一种与对方坦诚相待的状态,一种“不设防”“不保留”的状态……总之,他是一个打起交道来只使人感到自然亲切、单纯朴实、厚道正直的人,不存在人际关系中常有的错综复杂,不存在任何可能的麻烦与后患……我想这大概是旁人乐于跟他交往的首要原因。

  写李健吾先生之难,首先在于其人之大、首先在于他是翻译界的一个大师级人物,他几乎把法国十七世纪的喜剧之王莫里哀的全部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把法国十九世纪的小说巨匠福楼拜的全部小说名著佳作翻译成中文,而且还翻译了世界文学中很多其他的名著。我从初中时代起,也就是20世纪40年代,就有跑书店、看“站书”的习惯。那是李先生的青年时代。当时的我站在一排排开架书柜中,面前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就像一个海洋包围着我。这个外国文学译品的海洋,法国作品的大部分几乎都是出自李健吾的译笔,而不是出自傅雷,比如说:雨果有一个不太起眼的剧本《宝剑》,就是李健吾译的,他的译笔还跨过法兰西国界,涉猎其他国家的作品,如果我的老年病还没搅乱我的记忆力的话,我记得他还译过苏俄的作品,其劳绩之巨,其声势之浩大,实较傅雷有过之而无不及。按我现在的理解,当时李健吾的世界文化视野要比傅雷大,对外国文学作品、文化学术坚实内涵的敏感度也胜于傅雷,显示出他是研究家型的翻译家,而不是一个单纯的翻译者。

  从“文革”完全落幕到李健吾1982年逝世,为时不到十年,这是他的晚年时期,但也是他学术文化的固有积养与新进展、新成果的大展示时期。他充分利用了20世纪70年代后改革开放时期较为宽松的文化空间,以他的劳绩,证实了他在外国文学与文化艺术领域里的大师地位,他才华横溢、深入透彻的文学传记,他文思泉涌、灵感飞动的文学评论与戏剧评论,他生动传神、独树一帜的译笔译品,都要算中国二十世纪学术文化领域里的“绝品”。在那个时期,他相继问世的论著有《福楼拜传》《李健吾散文选》《戏剧新天》《李健吾戏剧评论选》《李健吾文学评论选》等,译品则有《包法利夫人》《意大利遗事》与《莫里哀喜剧全集》等,就其数量之多与出版率之高,在整个外国文学研究与翻译领域,算是遥遥领先的第一人,那是一两个世纪里也难以有人超过的。晚年,他一直笔耕不辍,我每次去拜访,都见书桌上全是书与资料,他都在伏案工作,有时是忙自己的事,有时则是替素不相识的译者与青年作者“做嫁衣裳”:校稿、改稿,推荐与张罗出版人家的东西。

  至于翻译的技艺而言,窃以为,傅、李两位都是“化派”,我所说的化派之“化”是钱钟书心目中的翻译是一种文字的作品,化为另一种文字的作品,而不是直译或硬译,这一点并不奇怪,正好钱钟书与李健吾和傅雷是三位好朋友,20世纪40年代他们都在上海。这个化派如果还有谁的话,那就是译了《吉尔·布拉斯》与《小癞子》的杨绛。在我看来,李健吾所译的《包法利夫人》与《莫里哀全集》都将原作的原汁原味化进了中文译作,和傅雷所译的巴尔扎克、杨绛所译的《吉尔·布拉斯》,实为中国翻译的主流译作,是他们构成了中国两三个世纪以来译坛的主流,李健吾不仅译得多,而且译得好,在传达莫里哀与福楼拜的真髓与神貌上,可谓翻译中的极品。

  值得注意的是,化派的主将几乎没有一个人没受到过攻击,傅雷的译文被挑出“硬伤很多”,李健吾的经典翻译《包法利夫人》被称有“六百个误译”,杨绛因《堂吉诃德》竟被非议为“不懂西班牙文”,这些责难与非议基本上都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发动攻击者一般都是在国外待得时间久,自恃精通该国语言的硬译高手、直译高手。但文化上的结论是需要历史来做出的,这要看读者大众的选择了。

  《李健吾译文集》的出版是一件大事,它标志着又一次的文化选择,标志着历史时代对又一个重大文化问题做出了新的结论。事物的发展过程、事物的前进过程,是否定之否定,呈螺旋形。

  我相信,不久以后,中国译界将出现新的重大事件,它将标志着中国译界两种思潮的合流,从目前的人才资源背景来看,这一事件很可能发生在中国的东南方。笔者的预言是否有准,且到那时分解。

  (作者:柳鸣九,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终身荣誉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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