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学史”视野下的魏晋南北朝文学——读《魏晋南北朝大文学史》

《魏晋南北朝大文学史》(上中下),刘怀荣、张新科、冷卫国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10月第一版,298.00元

  上世纪末,由赵明、赵敏俐牵头编撰的《先秦大文学史》《两汉大文学史》,出版之后曾受到广泛关注。“大文学”的观念又有了新的发展。如陈伯海、杨义、董乃斌等学者都有相关的理论阐述并且付诸文学史写作实践,同样取得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曾经参编《两汉大文学史》的刘怀荣教授,决心接续《先秦大文学史》《两汉大文学史》之后,再编一部《魏晋南北朝大文学史》,与张新科、冷卫国、王琳等十六位学者一道,经过二十多年的酝酿、编撰,日就月将,终成前二大文学史的续篇、一部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新作。

  这部著作继承了前两部著作编撰的大文学史理念,根据魏晋南北朝的实际情况,在指导理论与研究方法上也具有创新的特点,贯彻了以文化学为基础的系统方法论。作者将文学与哲学、史学、政治、经济、宗教、民俗、神话等视为一种综合动态结构,从而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理解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广度。既不像二十世纪初的泛文学,将不属于文学的文字学、训诂学、经学等纳入研究范围,也不同后来模仿西方“纯文学”,仅研究诗歌、小说、戏剧、艺术散文四大类。而是将具有艺术审美性又被“纯文学”视为非文学的作品,如史传、野史、杂说、笔记、书信等,纳入研究范围,形成了既不是学术史,又不是纯文学史,而是有别于以往文学史的“大文学史”。

  为什么“纯文学”套到中国文学研究上就不符合实际呢?这还得从东西方各自文学发展的历程中去找原因。中国文学的奠基期在先秦时期,尤其在其中的两周时期,周之前的文学形态主要为神话与短小的歌谣,神话并不比代表西方早期文学的希腊贫乏。然而由于周代社会主流意识的理性化,神话大量泯灭,小部分得到历史化改造,文学失去神话的沃土,自然不能如希腊那样产生出所谓“纯文学”的史诗、悲喜剧,古老的短小歌谣也只能发展为四言体或楚辞体诗歌,而更加复杂的社会生活则靠具有文学色彩的史、论来反映。文、史、哲互涵互溶,成为中国文学的基因,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如果用“纯文学”的观念来规范中国古代的文学,就会严重地影响我们对中国文学本质的正确认识,所写出来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就会不符合文学的客观实际,势必将具有文学性质而被“纯文学”观视为是非文学的作品排除在文学研究的领域。如一般《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并不研究史著,认为从《汉书》之后,文史便分流,魏晋南北朝的史著已属历史而不属文学。纵观中国的二十四史,魏晋南北朝作者编著的就有《后汉书》《三国志》《宋书》《南齐书》《魏书》,这些都是很有文学特点的史书,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岂能舍弃?所以《魏晋南北朝大文学史》设立了“多元推进的史传文学”这一专编。作者不仅没有受“文学自觉”说的影响,同时也没有机械地接受“进化论”,没有从主观上推衍出魏晋南北朝的史传文学必胜于先秦两汉,而是从实际出发,认为魏晋南北朝“史传文学虽不及两汉的《史记》、《汉书》,但其新成就、新特点也不可忽视”。作者概括这些新成就、新特点为:“人物类型逐渐向上层转移,大家贵族成为史传的主要人物;刻画人物方面,逐渐由性格化向叙事化转变,人物个性较之《史记》、《汉书》有所减弱;由于官方控制,所以作者的思想感情由浓而淡;随着音韵学的发展和文学骈文化的倾向,史传语言也逐渐向骈俪发展。”

  通行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一般不设戏剧专章,甚至不涉及戏剧。这是因为认定中国戏剧到了宋元之际才成型,成熟的戏曲要从元杂剧算起。实际上,具有科(人物动作)、白(人物对白)、唱(唱词)与故事情节的真正意义的戏剧从汉代便产生了,《公莫舞》就是例证。《两汉大文学史》开始设专章研究中国戏剧,但不太深入。到了《魏晋南北朝大文学史》,也设了专章《魏晋南北朝戏剧》,这次作者把中国戏剧的发展脉络理得更加清晰、客观,认为中国古代戏剧的起源在商周时期,秦汉已经有了包含在歌舞雅乐中的歌词、表演程序及相关故事的歌舞短剧,而魏晋南北朝继承了周秦两汉以来戏剧的特点,戏剧中的游戏、戏弄性更加突出,并与歌、舞的融合更加密切,是集歌、舞、戏弄于一体的情节短剧,这种短剧一方面通过一定的情节很好地把歌舞编排组合成套曲、组舞,另一方面又因其戏弄的特点使其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娱乐性。

  一般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多是以文体的存在状态及作家、作品、文学流派为其关注的对象,有的也涉及到社会政治、文学思潮等对文体的影响,但是由于着重点不在于此,阐述往往不到位。《魏晋南北朝大文学史》在每一文体下,设置了不同方面的专题,分别阐述文化的不同方面与文体之间的关系,从而深刻地揭示出文体发展的根本动力。当然,作者也认识到魏晋南北朝由于社会分裂、动荡,社会意识多元化,文人在新的文化建构中确立了新的审美价值观,诗赋、骈文、小说都普遍加强了对审美效果的追求,文学理论对艺术审美的探索更加深入细致,以致成为后世卓越的典范。《魏晋南北朝大文学史》将文学置于大文化背景之下,对各种文体审美价值有了新的深掘,在探寻文学创作个性化、语言形式美方面,比起旧著来新见迭出,认识更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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