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曾远离的北平——父亲侯仁之的留英生活片断(上)

  投师要投名师

  1940年5月,父亲侯仁之在他的硕士论文《续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之部》的序言中的第一句话是:“民国二十三年秋,余以选择大学本科论文题目,就教于洪煨莲师。质以兴趣之所在,冒然以地理对。”这是在1934年秋,他还是一名燕京大学历史系三年级的本科学生,当洪业师(洪业号煨莲,取Wil-liam的谐音)问及学术爱好时的作答。虽冒然,却也有由来。在刚刚结束的暑假中,为了考察了一处古代湖泊的故址、一个古战场和一座被泥沙淤垫了的城市,父亲在六天内完成了一次横贯华北大平原腹地的只身跋涉,行程三百公里。就在此前不久,洪师编辑的《勺园图录考》出版,他又在“大学讲演”的讲坛上以《和珅与淑春园——燕大校园历史的一段插曲》(He Shen and Shu-Chún-Yuanan:an Episode in the Past of the Yenching Campus)为题做了一次演讲。洪师对包括明代勺园和清代淑春园故址在内的燕园历史的研究,把父亲引入到对所处生活环境的探索中,实地考察的范围从燕园到西郊园林,再逐步扩展到北京地区。随着对地理学的兴趣与日俱增,1934年秋父亲在《大公报史地周刊》第七期发表的《读“房龙世界地理”》一文中,初次提出了将历史学与地理学结合起来的想法。

  1936年秋天父亲随顾颉刚师进行古迹古物调查实习,远至张家口。在长城刻有“大好河山”四个大字的大境门内,有明朝遗存的圆形城圈一处。在查阅志书后得悉为明代沿边马匹交易市场之一,这引发了他对马市市场地理分布的探讨,写成了《眀代宣大山西三镇马市考》一文。也是在这一年,父亲有幸读到著名地理学家葛德石(George Babcock Cressey)的新作《中国地理基础》(China’s Geographic Founda⁃tions)。这本书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也成为他从历史学转向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父亲得知洪师的弟弟洪绂从法国留学回来在清华大学教地理时,曾想转学到清华。洪师说:“你不必去清华,让他来给你讲课。”观察到父亲的学术志趣转向,爱才惜才的洪师鼓励他去追寻内心的兴趣,又深知他有必要接受地理学领域的系统训练。英国利物浦大学在燕京大学设有一份奖学金,每隔三年燕大可选派一人前去读博士学位。当时正在念研究生的一位物理系助教将于1939年夏期满回国,洪师便推荐父亲前去利物浦大学接续。

  五十年后父亲回忆了这样的一幕:

  1938年春天的一个早上,煨莲师忽然打电话要我到燕南园54号他的家中去看他。按习惯我去看煨莲师总是在傍晚或晚间,现在竟然约我在早上去,必有急事。这次煨莲师也不是在客厅里,而是在他极少让人进入的他的书房中等待我。我进门后刚一落座,他就突如其来地大声对我说:“择校不如投师,投师要投名师。”我当时听了有些茫然,正待发问,他就接着对我说:“你应该到外国去专攻历史地理学。论西方大学,哈佛很有名,但是那里没有地理系。英国的利物浦大学,虽然论名气不如哈佛,但是那里有一位地理学的名师,可以把你带进到历史地理学的领域里去。”这也就终于决定了我一生深入进行学术研究的道路。

  这位名师是罗士培(Percy Maude Roxby,1880—1947)。洪师对罗士培教授的成就说了许多赞扬的话,并说学校已经决定,明年(1939)秋学期送你到那里进修。正是洪师如雷贯耳的两句话,决定了父亲的负笈英伦。然而师从罗士培教授的计划由于1939年欧战爆发搁浅,更因日寇入侵国土沦丧,推迟了整整七年。在这期间,父亲在洪师的指导下写作硕士论文《续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之部》——洪师的这个命题实际上已经把他引向历史地理的研究领域。1940年获得燕京大学文硕士学位后,父亲留校在历史系任教,讲授中国历史地理和其他地理课程。1941年12月燕京大学被日寇查封,父亲遭日本宪兵逮捕入狱,以罪名“以心传心,抗日反日”被日本军事法庭会审后判刑。出狱后重整旧业力战逆境:“以示我本业之不可废,我志气之不可夺也”。1944年在天津工商学院任教期间,父亲为毕业班学生写下这样的临别赠言:

  在中国,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出路,似乎不成问题,但是人生的究竟,当不尽在饮食起居,而一个身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尤不应以个人的丰衣足食为满足。他应该抓住一件足以安身立命的工作,这件工作就是他的事业,就是他生活的重心。为这件工作,他可以忍饥,可以耐寒,可以吃苦,可以受折磨。而忍饥耐寒吃苦受折磨的结果,却愈发使他觉得自己工作之可贵、可爱,可以寄托性命。这就是所谓“献身”,这就是中国读书人所最重视的坚韧不拔的“士节”。一个青年能在三十岁以前抓住了他所献身的事业,努力培养他的“士节”,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国家和社会都要因此而蒙受他的利益。

  诸君就要离开学校了,职业也许是诸君目前最关心的问题,但是职业不过是求生的手段,而生活的重心却要在事业上奠立。愿诸君有坚定的事业,愿诸君有不拔的士节,愿诸君有光荣的献身。

  这是父亲对青年学子的期望,也是他对坚守“士节”的表达。在流寓津门的三年中,他拾起因入狱而中断的《北平金水河考》的写作。抗战胜利后燕京大学复校,这篇研究北平历史地理的专题论文刊登在《燕京学报》复刊后的第一期。

    远渡重洋,冀求深造

  1946年8月,父亲按照七年前的计划远行。当时只能经海路前去,从北平飞到上海后乘坐利物浦兰烟囱公司的货船。父亲获得的优厚奖学金也是这家大轮船公司捐给利物浦大学再转燕京大学的。启航后经香港停靠新加坡,因码头工人罢工,停留了一个月。父亲在博文中学读书时结识的高中同学沈元骥(祖荫/茵)恰好在新加坡。沈也认识父亲的弟弟侯硕之,曾和金克木一起寻找过硕之下落。老友重逢,父亲将携带的《北平金水河考》单印本赠他,并写下《赠〈北平金水河考〉附记》:

  沦陷期间,流落津门,方脱离日寇监禁,偏遭硕之惨遭非命。噩耗传来,病不能活。终日踉踯街头,茫然无复生意。终以天道启示,奋然而起,以为欲使亡弟精神不死,我当努力自生。卒乃挽极悲极痛极灰之心,重整旧业。每遇不眠,辄以金水河问题,绞我脑汁,偶有解悟,必跃然而起,急笔书之,虽冬夜奇寒不顾也。如是者匝月,终成此稿。寄呈业师指教。复函谓:“金水河考已匆匆读过一遍,得见创获累累,胸中为之一快。一年有半以来,此为第一次见猎心喜也。”自是衷心大为鼓舞,力战逆境,欣然向学。并矢志以北平地理之研究,为今后半生之事业。金水河考又不过一发端耳,以与计划中之工作相较,此不过一砖一石之于庄严华丽之殿堂耳,故我尝以金水河考一类工作,为“烧砖凿石的工作”,砖石既具,而后可兴工于我理想中之殿堂矣。今遇星岛,幸携此册以赠茵。

  一九四六年九月五日

  赴英过星岛时记

  兰烟囱公司的货船抵达利物浦已是10月。二次大战刚刚结束,利物浦的市区和大学校园里,四处可见德军轰炸遗留的废墟。利物浦大学校园中心是著名的红砖建筑维多利亚大厦,学生宿舍也很考究。父亲因为有奖学金,可以免费住在研究生宿舍,一人一个房间。利大沿袭传统管理严格,膳宿管理由舍监负责,吃饭也有一套规矩,在餐厅的前厅里可以看报弹琴,但是师生就餐一定要换上黑袍式样的制服,才可进餐厅。

  至于当年生活情况如何,我是后来陆续听父亲说的:大学餐厅有传统,纪律严格,师生分开就座。学生们排队进入餐厅坐好后,舍监才领着穿黑袍的教授们进入餐厅,在前面高台“High Table”就餐。全体起立祈祷后开始用餐。校方了解到父亲已有数年教学资历,很客气地安排他在High Table,可是他自认在这里的身份是学生(虽然是个特殊的学生),坐在高处很是不自在,便要求下去,终于获准。虽然就餐仪式很讲究,但是由于战后物资及食品乏匮,连普通的鸡蛋都成了稀缺佳肴,每个月只能吃到一个。煮好的鸡蛋要竖直放在一个矮脚的小酒杯状的器皿中,再用勺子的背面把鸡蛋顶部的蛋壳轻轻敲开剥皮。仔细看看蛋壳上面盖的橡皮图章,竟是澳大利亚出产的!

  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始建于1917年,在英国是首创,称为“地理学院”,创办人罗士培在西方地理学界很有影响,而且多次来到中国,实地采访、举办讲座及广播、参加研讨会,还亲自撰文介绍中国的文化历史,帮助中国同行开展战后重建工作。当时他是英中文化委员会驻中国的主要代表,撰写的《各民族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一文还被译成中文。罗士培在地理学院特设“中国地理研究室”,顾颉刚师手写的《尚书·禹贡》全文挂在研究室墙上的大玻璃镜中。这是当年“中国地理研究室”成立时,罗士培教授的高足张印堂与林超共同赠送的纪念。所以有人说,罗士培教授毕生所从事的事业,一个是地理学,另一个就是中英两国的文化交流。然而,1947年罗士培在利物浦大学工作了四十年、创办地理学院三十年后退休了。父亲前往利物浦的时候,他刚好到中国来了,让父亲错失拜谒的机会。

  1947年2月17日,罗士培不幸在上海病逝。听到消息,父亲非常难过,立刻写了《悼罗士培教授——寄自罗教授手创之利物浦大学地理学院》以寄哀思:

  他不但是一位地理学者,他更是一位地理教育的大师。一位大师所能赋予人的,不只是他的学问,更重要的乃是他人格的感化。乃是他的“理想与人性”的陶冶(达比教授评语)。世之为人师者,果能予人以如此的影响,果能在人心中留下这样的印象,即遺教在人,虽死犹生!他现世生命的火焰停熄了,但是他的“理想与人性”,却要永远活在后継者的心上!

  罗士培教授是真正由研究而了解,由了解而同情,由同情而援助中国的一位患难中伟大的良友!

  对罗士培教授,我是一个万里投师而未得亲炙教益的小学生;但是在我来到此处之后,我好像无处不听见他的声音,无处不看见他的容颜,这是他工作了四十年的地方,在这地方的每一个角落里,好像都在反映着这一代大师的和煦慈爱深厚博大的音容。

  在罗士培教授逝世后的第二天,1947年2月18日,父亲在“大寒中”写就的这篇悼文发表在3月18日《益世报·史地周刊》第33期。在这同一版上刊登的另一篇是父亲翻译罗士培教授的继任、利物浦大学地理学院主任达比(Henry Clif⁃ford Darby)教授在1946年2月的就职演说《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e⁃ography)。达比出身剑桥,是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英国历史地理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也是英国现代历史地理学最重要的奠基人和建设者。父亲七年前如若按原计划前来投名师,很可能跟随罗士培教授而成为地理学科的专业人才,而突然的变故使得父亲就教于他的继任者达比门下,在现代历史地理这门学科发展形成的时期,直接踏入这个新兴的领域。

    攻业勤勉 瘁力新知

  父亲入学,由学校教务长亲自考核英文,口试一次便通过了,然后到地理学院面见导师达比教授。地理学院只设一个教授编制,达比虽然年轻,却是学院唯一的教授。在交谈了学业计划后,达比教授指示父亲只选他本人讲授的“英国历史地理”和“制图实习”两门课,其余时间都用在北平历史地理的研究上。父亲对达比教授的印象是:和蔼,话不多,很有绅士风度。

  作为一个特殊的学生,父亲格外珍视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我对英国学生说:你们在此一世,我在此只有三年,你们可以大玩大乐,我得好好利用我的光阴!”

  那是一个“家书抵万金”的时代,通信是父母亲相互联络的唯一办法。从仅存的信封上邮戳看,在路上至少要两三周的时间,所以他们总是在计算着下一次信什么时候能到。有一封信的落款为1947年3月10日,是父亲到英国半年后写给母亲的,一页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没有空行也几乎没有空白。信中这样描述他的紧张生活:

  ……我现在每周换三个人:第一个“我”,是大学一年级的fresh-er,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到学校读书上课,作制图实习;第二个“我”,是研究院的“博士待位生”,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与晚间,在宿舍作个人的研究工作;第三个“我”,是《益世报》的驻英通讯员,星期六读一周报纸杂志和作参考笔记,星期日用整天写通讯。靠第一个“我”,我学科学的基本训练;靠第二个“我”,我作高深的学术研究;靠第三个“我”,我替孩子们挣饭吃。这样一来,其余的大小事物,都得插功夫去作了。忙虽然忙,到底生活有规律,累了我也知道散散步,躺在大沙发上合合眼。前几天有好月亮,晚饭后我就熄了灯,打开窗帘,坐在椅子上看月亮。午饭我自己在电炉上烤面包,抹黄油果酱,喝热茶。四点钟,再吃一次“Tea”,满好。

  我上周又寄你第二卷画报(PicturePost)和馥儿的三册画书。

  我所接到你最近的信是二月八日发出的那一封。已经一个多月了。你们这一个月来好吗?过来这一星期没有得你的信,希望两三天内可以收到。一等接到你的信,我再给你写信。

  临 三月十日

  这是父亲留英第一年生活的真实记录——以充沛的精力,在三重身份中转换:作为一年级的fresher,补充地理学的大量知识,接受基本训练。从父亲带回国的资料里,我翻到两个大本,深蓝的封面上印有校名、系名、课程名称。那是他从1946年秋学期开始进修的“Cartography”(地图制作)的作业本。这门课连续三个学期,我看到它的目录从初浅的“比例”(Scale)、“地图的放大与缩小”(Reduction Enlargement of Maps)一直到“分布图”(Distribution Maps)和“统计图表”(Statistical Dia⁃grams)的绘制。35岁的父亲和年轻的本科生一起上课,接受严格训练。每次绘图作业都是一丝不苟地认真,手书隽秀,着色精美。1947年1月28日父亲给燕大学友张芝联(后为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的信中写道:

  到此以后最大的收获,即在完全恢复了作学生的心理状态,上课听讲,读书做练习,涂颜色画,从起头再谈三角几何,兢兢业业,认真不懈!我忘记了我一切教书的经验,好像从来没有登过讲台一样。

  野外考察是达比教授十分重视的训练项目,他亲自带领学生实习,对考察报告审查得仔细严格,一旦看到问题就毫不客气地指出来。1947年3月师生前往英格兰西北部卡莱尔地区考察时,达比教授为父亲与同学合拍的照片以及“英国和威尔士地形测量”(Ordnance Sur⁃vey of England & Walse)等多幅实习用图还一直保存着,父亲标注:“1947年3月24日至31日利大地理学院春假实习”。

  作为研究院的“博士待位生”,父亲按照达比教授的要求,接受历史地理学理论的系统学习。当年入读燕大历史系,师从洪业、顾颉刚、邓之诚三位名师,他有幸亲炙教益,受到从史学基础训练到专业研究方法与能力的全面培养,掌握的功力应用在日后有关北平的研究中,数年来积累颇丰。赴英时携带有限,只能从中一选再选,有些书籍的重要章节靠手抄摘录,有些书甚至不得不拆开,只带一部分。《京师城内河道沟渠图说》一书便是把日文部分自原书裁下,带去中文部分及附图、相片。对于一向爱护书籍的父亲,这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离开北平时虽然再三精简,可是赴英途中一旦见到有用的书,比如过新加坡时见到童书业著《中国疆域沿革略》,还是按捺不住纳入了行囊。

  当父亲坐在利物浦大学图书馆里,得益于丰厚的图书资源,犹如在浩瀚的知识海洋里徜徉,如饥似渴、瘁力新知。在那个年代,收集资料靠手抄。父亲带回国的数册活页夹里全部是抄录的文章、自制的卡片和手绘图纸。利物浦大学地理学院闻名遐迩,父亲积极参与了校内外学术活动活动,还利用有限的假期,独自到爱丁堡等地进行考察,特别是前往格拉斯哥——英国探险家、传教士利文斯敦(David Living⁃stone)的故乡,因为在少年时阅读利文斯敦到非洲去给黑人看病和探险的书籍,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除了旅行,逛书店浏览图书一直是父亲的爱好。节衣缩食以购书籍更是父亲紧张生活中的一大乐事,往往有感而作题记。1947年春购得一部《中国地图集》(Atlas of China),因封面带有战火焚烧后的痕迹。父亲在扉页记之为“火余残本”,阅读后又标注22—23页两汉郡图中作者的错误之处。1947年9月4日,父亲在博浪嵝小山书店(Brownlow Hill,即利物浦大学本部所在之地)购得一本《地形学》(Geomorphology),满心喜悦地急急写下几句话:

  心爱此书非一日矣书店窗中屡屡窃窥之书店架上屡屡摩挲之今且我属而寝馈其中矣

  父亲学生生活分身出来的第三个“我”,是作为《益世报》的驻英通讯员,用星期六、日来阅读和写作,报道英国社会的现象和动态。在去英国的途中他就开始为《益世报·史地周刊》写稿,从第一期起一路写来。到英国后眼界开拓又有实地观察的机会,一年里陆续发表了十多篇文章。这也是迫于国内物价飞涨,在替孩子们“挣奶粉钱”。

  父亲的信漂洋过海到了燕园佟府的一座小小的套院。院子东西狭长,只有两间南房和一间东房。两扇院门向西敞开,上有“中心育物和气如春”八个字。面对的是一片广阔的低地,就是今日勺园建筑群的所在。当年那里一大片水田种着水稻,一直延伸到西边的校园围墙脚下,稻田边缘的湿地长着繁茂的芦苇、灌木。目光越过校墙,横卧着连绵起伏的西山,一览无余。这样一幅“看门见山”的景象深深地印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在这座小小的院子里,充溢着父亲对我们的想念和惦记。我相信,父亲熄了灯,打开窗帘,坐在椅子上望着利物浦天空中的好月亮时,一定在想着这座小院里的我们。

    兴工理想之殿堂

  1947年春学期末,达比教授指示父亲先写出论文《北平历史地理》的“导言”部分。审阅之后,认为写得很好,论文题目便确定了。按程序上报到学校管理机构获得批准后,达比教授通知父亲:可以写论文了。埋头苦干、力学不倦的第一年结束。

  在一次吃下午茶的时候,父亲如约来到达比教授的办公室,女秘书为他们送上茶点时,父亲环顾四壁书柜里摆满了很多部装帧相同的书籍,显然是一套大型丛书。达比教授的谈话就从这里开始: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政府编有多卷本战地各国的地理手册。达比那时在剑桥大学任教,还不是教授,却担任这套书的总编辑。中国战场的三大本由罗士培教授主编,也列入这套丛书。

  达比教授说由他主编的《英国历史地理》第一部的最后部分,是请人写的,专门论述伦敦历史地理,要父亲找来看。接着又询问父亲有关北平的资料。达比教授虽然没有研究北平,但是他的基本理论对父亲很有启发:仅有一些具体的考证是不够的,必须有一个总的设计思想,按照这个思路尽可能地“复原过去”:历史地理学的材料是历史的,而研究的方法是地理的。历史地理学的任务就是重建过去的地理环境,重建过去的地理。

  对于此前数年的实地考察和文献积累,包括经过论证后得到的研究结论,父亲统称之为“烧砖凿石”:“砖成而后,可以有楼,砖坚而后,可以楼固;常人只见高楼大厦,而不知当初烧砖之苦。此苦只可与同学师友共之,则苦亦甜矣。”即使砖石俱备,父亲领悟到,直到运用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才能构架理想中一座庄严华丽的殿堂。1947年5月,按照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规范,父亲开始写作论文《北平历史地理》。6月上交第一章初稿,9月开始第二章,写作渐入佳境。与此同时,父亲在地理学院讲授“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中国历史地理),每周一次课。

  论文的第一稿为手写。核心内容分为三部分共八章,按照时代排列的,从西周一直到明清。对于这部系统的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专著的写作过程,父亲有简短的记述:

  在达比教授的亲切指导下,我接受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的指导,从而认识到作为现代地理学分支学科之一的历史地理学,主要地不是研究历史上地方政区的变迁,而是复原过去时代的地理,进而追踪其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这样的研究是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的。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历史地理研究是如此,对一个城市的历史地理研究也是一样。我接受了达比教授的理论教导之后,根据自己多年资料的积累和实地考察的结果,顺利写成了以《北京历史地理》为题的博士论文。

  矢志以研究北平为今后半生的事业,父亲选择了现代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历史地理学科;对于一个城市的历史地理研究,父亲选择了北平。1931年当他还是一个青年学生,对当时被称作文化古城的北平,心怀向往,终于在一个初秋的傍晚,乘火车到达了前门车站。暮色苍茫中,巍峨的正阳门城楼和浑厚的城墙蓦然出现的瞬间,他好像忽然感受到一种历史的真实。从那时起,一粒饱含生机的种子便埋在了心田之中。十多年后,当父亲在远离北平的异国它乡,所读、所写、所念、所想,无不牵系着这座古城,而来自燕园佟府那座小院中的期盼和勉励更是最需要的内在支撑。1947年7月5日早晨接到母亲的来信后,父亲特意购得一本《普通地理学》(General Geography,1938),在扉页写下:

  今晨得瑛来信于治学为人多所助勉,有“大学府需要第一流有品有学有识的人材,兼而有之者惟洪师也……愿我临学成归来继续努力有如大学者之终身孜孜不息,当以国际最高学术标准为标准,勿为目前局促狭窄眼光所范限”等语,衷心感触甚深,购此以志纪念。

  仁之

一九四七年七月五日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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