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面对面·潘吉星:“四大发明”的发明权需要中国学者“保卫”

  中国人发明了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合称“四大发明”,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但在国际上,四大发明的发明权问题却长久以来都有争议。“中国的文化遗产太多,而我们自己也没有清晰的名录,很多时候并没有给予很好的关注和保护。”科学技术史专家潘吉星先生说。他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系统研究,历经三十多年的研究和写作,完成了《中国火药史》,于去年出版。该书理清了火药和火器技术在中国的起源与发展,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影响,可以说彻底平息了火药发明权的纷争。

    为什么说火药是中国人发明的

  “火药由硝石、硫磺和炭混合而成,而中国人是最早发现并提纯硝石的。”潘吉星说。公元前三世纪秦汉之际,中国的医药学家已经发现硝石能够治病,可以用于内服和外敷。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有关硝石的最早文献记载。“是中国人最早提纯了硝石,去除了它的毒性来作为药品。这就为火药的发现奠定了基础。而其他国家都是在一千年之后才知道硝石。”

  潘吉星说,原始火药是由唐代炼丹家在“伏火”中无意间发现的,经历了五代十国的混战,各军事集团逐渐意识到了这种危险混合物的潜在军事价值。经过有意识试验和演化发展,初级火药进一步成为固体火药,成了战场上的有力武器。13世纪,蒙古大军远征欧亚,所到之国皆望风披靡。莎士比亚曾在《亨利四世》中写道:“人们不该把制造火药的硝石从善良的大地的腹中挖掘……”蒙古的远征也将中国的火药、火器技术流传到亚、欧一些国家,引发了西方的武器技术变革。

    “中国是最早拥有专业火箭部队的,588年前,‘火箭军’这个词已经在中国出现了,司令是郭侃,唐代名将郭子仪的后代。明成祖时,拥有军队270万人,其中10%是火器手。”潘吉星说,欧洲早期的火器是模仿中国的。明中叶以后,中国的火器技术发展停滞不前,而欧洲迎来了科技大发展,火器技术逐渐超越中国。“近代以来,中国炮还一直是前膛炮,每打一炮都要停顿五分钟;欧洲人研发出了后膛炮,装填火药不会耽误前膛发射,这就实现了连发。在争分夺秒的战争当中,优劣显著。”另外,欧洲人很重视对弹道学和瞄准技术的研究,使得发炮命中率远远超过了单纯依靠经验的中国发炮手。

  在国际上,关于火药的发明权问题曾经颇有争议,有印度发明火药说、拜占庭发明火药说、欧洲发明火药说。潘吉星在《中国火药史》中一一予以批驳。“在第11至第14版《大英百科全书》中关于火药的词条还是错误的说法。”潘吉星说,印度发明火药说是由于古代文献的词语语义演变造成的翻译错误,以及神话传说的夸大,并无可信度。印度本土最早出现的火器出现在蒙古军西征之后。

  先前欧洲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拜占庭人为抵抗阿拉伯人入侵而发明的“希腊火”中含有火药,并且是由火箭发射的。经潘吉星考证,希腊火是一种手持泵,从前部喷出火焰。“火箭是点着之后飞出去,而希腊火是点着之后还拿在手里,只有火喷出去了。很明显这不是火箭,《大英百科全书》采纳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14世纪时,英国人罗杰·培根在信中写到了中国鞭炮。炮兵中校海姆对培根的拉丁文信件原文作了人为的篡改和加笔,捏造出欧洲发明的“火药配方”。“我根据培根信件的原手稿,厘清了海姆篡改的每一个字,这就证明了培根的火药知识来自中国,只不过他第一个在欧洲做了介绍。”

  随着李约瑟和潘吉星的研究成果问世,火药是中国人发明的观点得到了国际公认。

    受达尔文影响,走上科技史研究之路

  上世纪50年代,潘吉星大连理工大学化学工程专业毕业后进入化工企业工作。“1957年,我是留苏预备班的学员,准备去列宁格勒大学进修。恰逢中苏关系紧张,没能成行。”潘吉星随后进入了北京化工学院(今北京化工大学),开始了大学教书生涯。

  那时,他对科学史很感兴趣,有一次想去参加一个相关学术会议,请假却没有得到批准。潘吉星硬是跑去参加了会议,没想到却因为自己的“不服从”被判处劳动改造一年。他被送到北京郊区,跟农民一起放羊。

  劳动改造期间,早班、中班下班之后,潘吉星就去图书馆找达尔文的书来读。“起初我是想研究一下如何养羊,达尔文写过如何培育羊的新品种。读得多了我发现,达尔文对中国古代科学的评价非常高。达尔文不懂中文,他委托大英博物馆一位懂中文的馆员帮他抄录中国古书,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引自《本草纲目》等书的内容多达一百多条,涉及金鱼、鸡、牡丹、竹子等。”这引起了潘吉星的极大兴趣。1959年《物种起源》问世100周年,潘吉星在《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两万字长文,考证达尔文对中国古书的引用借鉴。这篇文章反响很好,引起了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的注意。潘吉星开始真正涉足科技史领域。

  “当时我已经解除了劳改,得到平反。”潘吉星被调入中国科学院,做科技史研究。他选择了与化工相关的造纸和火药为主攻方向。潘吉星认为,研究科学史的人需要有理工科的知识背景。“做科技史的研究,不仅要查资料,还必须懂业务,有实证、实验精神。历史学家做科技史研究是很难做好的。”潘吉星曾经实地研究过“土火箭人工降雨”,火箭发射到高空的每一个过程他都要研究清楚原理和操作方法,并拍照、画图记录。“画图比拍照更好,拍照不可能把内部结构拍出来,而画图可以。”潘吉星用来画图、记录的笔记本多达四十多本,他给每一本都制作了目录。

  笔记之外,更多的是写满了字的小卡片。“我研究一样东西,就要把所有与之相关的都弄清楚。每说一句话,背后有很多卡片资料做后盾,那么这句话说出来才会有根有据,谁也反驳不了。”潘吉星说。科学史研究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不单是自然科学历史,还包括语言学、考古、文字学、文献学,这些内容科学史专家都得懂。做研究时,他要求自己必须掌握第一手文献,如果需要引用外文文献,就找到原始资料自己翻译成中文。潘吉星很有语言天赋,除了做研究必需的几种外语,他还会说十几种方言。“我去实地考察时,走到哪里就说哪里的方言。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农村人听不懂普通话,也不会说,很多科研工作者去考察时要带翻译,我是不用的。”潘吉星告诉记者,语言是科技史研究的基本功,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很多误解是翻译错误造成的。

    中国四大发明研究现状

  潘吉星对火药、火器的研究从1980年开始,历时32年,爬梳了十余语种文献史料,于2012年完成初稿,2016年出版了《中国火药史》一书。全书86万字,以火药和火器技术史为研究对象。最初潘吉星将其命名为《中国火药火器史》,“火药发生作用是要通过火器的,火器是火药发挥威力的载体”,因此研究火药就不能避开火器。

  “四大发明对人类的影响太大了。有很多外国人跟我们争夺四大发明的发明权,作为中国的学者,我有义务保卫它,证明它的基因来自中国。《中国火药史》就对中国人发明火药给出了板上钉钉、无可辩驳的证明。”潘吉星说,中国的文化遗产太多,往往自己也没有做深入研究。至今四大发明的发明权也并没有全部得到国际公认。

  “墨西哥认为指南针的最早发明者是他们的祖先印第安人”,指南针由中国人发明的证据还需要中国学者继续寻找考证。过去,国内的指南针研究由史学家王振铎掌舵,他复原了指南车、记里鼓车、候风地动仪等百余种古代科学仪器模型,如今通行的司南指南针复原模型就出自王振铎之手——磁石呈勺状,靠勺柄指明方向。潘吉星的司南复原图则缩短了勺柄的长度,“这样重心会稳一些”。潘吉星介绍,国内最早记载有旱罗盘的文献资料是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实证是出土于江西临川南宋古墓的罗盘俑。“俑人手里拿的是旱罗盘,说明在南宋已经有了。这个旱罗盘与西方(法国人)最早的罗盘构造完全一样。”潘吉星说,在此之前的发明过程,还需要更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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