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书架:建构中国文学思想理论体系的有益尝试

《中国古代文才思想论》,赵树功著,人民出版社2016年4月第一版,138.00元

  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文学思想,并由此而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理论范畴,对此,当代学者们已经做过不少探讨。诸如形神、风骨、意境、气韵等等,都有人作过专门而又深入的研究。然而,如何从中找到一个包容更为丰富的话题,揭示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文化特色,还需要学者们做出更大的努力。赵树功教授《中国古代文才思想论》的出版,无疑是近年来产生在这一领域的一部优秀著作。

  相比较于形神、风骨等诸多古代文论词汇,“文才”也许并不是一个特别明晰的理论范畴,相关的古代文献在这方面的表述颇为复杂,我们与其将“文才”当作一个古代文论范畴,不如将其看成是“文”与“才”这两个词汇组合而成的一个重要话题。因为,无论是“才”还是“文”,两者都包含着丰富而复杂的内容,同时二者又涉及到了中国文论话语中两个最主要的方面,第一是作为创作主体的“人”,第二是作为创作客体的“文”。因而,在“文”与“才”这两者之间所形成的巨大理论张力,也就为我们认识中国古代文学思想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讨论空间,从而具有探本穷流的意义。

  树功教授的这部大著,其主题词语为“文”“才”二字,在这两者之间,又以“才”字作为最核心的概念,这不独是此书论述的重点,也是中国古代文论思想的基本特征。何以如此?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文”只是天地宇宙的外在表现,只有“才”才具有初始的、本原的和本质的意义。中国古代哲学中将天地人并列为“三才”,从本质上所强调的就是这样一种观念,在这里,“人”之所以能够和“天”“地”并列,又可以看出在中国文化中对于人的主体的高度重视。从天地的本原出发来看万物的形成,从人的本质出发来看文明的发展,正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而“才”的内涵在这里又不仅仅局限于此,它同时又包含了万事万物之所以发展的动能,是在其本原和本质之上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的品格。所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在这里,“三才”不仅仅包括“天”“地”“人”,还包括“立天”“立地”“立人”之“道”,亦即“阴与阳”“柔与刚”和“仁与义”。在此基础上,树功教授又细致地讨论了“三才”与“文”之关系,他在分析了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的相关论述后指出:“天有才则天有文,是为日月星辰;地有才则地有文,是为山川物色;物有动植,呈为声貌,皆有其文;人列于三才,其言立文明更是自然之道,此即三才生化、三才皆文。”在我看来,树功教授大著最用力之处,就是从文字学、文献学和哲学思想层面,对“才”字的本原意义和丰富内涵做了细致的梳理,并阐明了它与“文”的关系,这为建构中国古代的文才思想理论、也为本书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从事物本原的角度入手来探讨“才”这一概念的意义,并不意味着将其简单化,而恰恰要说明它在进入中国古代文学思想领域中所呈现的复杂性。因为“才”毕竟不同于“初”,也不同于“道”,而是“源自本初确定者”,为“主体的质地、性质”,“这种本然的质性是才最为基元性的意蕴,具有禀赋性,依照古代哲学的解读即为才出于天赋;绳以近世科学的阐释则为才关乎气血基因”;“才不是一种可以直观定型、独立于主体感知能力之外的存在,它以主体禀赋的有机融结为基础,是主体完整心智结构系统及其良性运动状态的呈现,其运动涵摄着天赋与人事,因此才具有天人统一的特性”。树功教授认为:“才”是“心智结构系统与学力的统一”,在这个统一的结构里,“才”与“性”“情”“气”“力”等都有着紧密的关联。如此,不仅对“才”做出了更为明确的文艺学美学定位,也将“才”纳入到以人之本体为核心的系统中来,并且将其与“性”“情”“气”“理”等一系列范畴联系起来,与文学创作中的兴发感动、神思妙笔等活动相连接,从而构建了一个内容丰富的文才思想阐释体系。从这里,可以看出树功教授鲜明的理论建设意识。

  循着这样的思路,我们也许会对树功教授的这部大著从整体结构上有更好的把握。全书分为序编、余编和正文三编共五个部分。序编是整部著作的理论基础,其内容已如上述。正文三编,则集中讨论了中国古代文才思想的方方面面。大体来讲,第一编是从自然天赋与社会修养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古代学者对于“文”“才”二者之间关系的认识。第二编主要从主体素养的角度来分析“文”与“才”的关系,包括才与学、才与识、才与法。第三编则从创作论的角度讨论“文”与“才”的关系,包括才与思、才与体、文才与涵养的关系。从这里可以看出,说到中国古代的“文才”思想,其关键词虽然为“才”,但是所有这些有关“才”的论述,只有在对“文”的观照之下才得以呈现,才可以理解。这就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一大特色,它所面对和讨论的对象虽然是“文”,但是它却把“文”的创作能否成功的一切都归之于“才”,把所有关于客体所呈现的面貌看作是主体的外在显现,从主体的角度来把握客体,主体的完善在中国文学创作过程中因而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当然,也正是在这种主客体相融合的互动中,显示出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丰富多彩,也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阐释的空间,而作者正是依靠这些丰富的资料,生动的实例,从多方面多角度纵论中国古代那些著名作家之“才”的各种特征和各种表现。

  要而言之,以洋洋近90万字的篇幅纵论中国古代的“文才”思想,该书已经建构起了一个较为独特的阐释中国古代文学的理论体系。它立足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讨源探流,出经入史,把握住了从创作主体的角度而言内涵最为丰富、也最有代表性的“文才”这一关键词,通过对它的深入剖析和系统观照,为阐释中国古代丰富的文学思想作出了新的开拓,这无疑是建构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理论体系的一次有益尝试。

  当然,这部著作也有不足之处,就我来看,也许是由于中国古代关于文才思想的相关论述过于丰富,作者的论述显得有些繁复,似应再做更好的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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