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缘再听师高论——追思刘锡庆老师

  1964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时,“左”风刮得正紧,五七年很多名教授被打成右派,不能上讲台,改由助教主讲。有些助教实在不行,不少同学就不去听助教的课,做出无言的抗议。但是有一位助教的课却听众踊跃,大家公认他是高水平的教授。他一米八多的大高个儿,身材魁梧,声音沉稳,高谈阔论,非常压阵。往台上一站,人挤得满满的大教室里立时鸦雀无声,同学们洗耳恭听他的高论……

  他就是刘锡庆老师。

  锡庆老师讲课的突出特点是:绝非一般教师的照本宣科,贩卖陈货,而是“自家闭门凿破此片田地,即非傍人篱壁,拾人涕唾得来者”(严羽《沧浪诗话》),具有极大的原创性,言谈之间新见迭出,时闪异彩,时出自己独特的高论,令人耳目一新。譬如讲评学生作文,他偏挑富有个性和情味的文章点评。评得最多的是两位女同学的作文,一位是来自新疆的张咏梅,另一位是阿英,即钱杏邨的女儿钱小云。

  锡庆老师虽然没有讲评过我的作文,但对我还是看重一眼,作文批语甚至有“遒劲有力,非常深刻”等语。判等级也全是优。他爱和我找地方“把酒细论文”,印象最深的是说我和一些男同学,理论水平可能比较高,但有些“板”,激情有余,委婉不足。作文,尤其是写散文,一定要有自己的个性,讲究艺术性。首先要注意积累词汇,就像泥瓦匠要有好砖好泥那样,写作者必须有属于自己丰富而准确、优美的词汇。然后用这些词汇造出属于自己的句子,这些句子间要注意语气轻重缓急的节奏,含有内在的韵律,或轻灵跳荡,或沉郁顿挫,或悠长舒缓,由此构成属于自己的而非官方或他人的独特文体。这些高论与我二中的恩师韩少华观点很接近。据说锡庆老师对韩少华也很赏识,曾经有意推荐韩师到师大中文系专讲中国古典散文,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搁置了。他们的教诲对我启发极大,逐步运用到自己的写作实践中去,力求显现自己的个性和情感。

  新时期开始后,锡庆老师得以大显身手,成为名震一方的教授、博导和散文研究界的大家。他给我讲过的看法也发展成系统的理论,提出“艺术散文”的新概念:“用第一人称的手法,以真实、由自的笔墨,主要用来表现个性、抒发感情、描绘心态的艺术短文。”80年代末他和蔡渝嘉老师合编的《当代艺术散文精选》,高屋建瓴,耿介率情,“好处说好,坏处说坏”(鲁迅语),不留情面,依据的全是“艺术散文”的标准,强调具有突出个性的“我”。譬如对韦君宜《饥饿之忆》的略评:“昔我与今我,都是一个‘我’,昔日的饿汉与今日的饱汉,也确确实实是一个‘人’。‘我’,本来就是杂色的;‘人’从来就是立体、多面的。不要把‘人’和‘人性’简单化、概念化、纯净化吧!那样做,不是真实而是虚伪,不是伟大而是渺小。那样做,不仅损害了事业,而且也窒息了文学。毕竟是韦君宜!这一篇见出了她自性的真诚与笔力的老辣。”而对黄秋耘的《丁香花下》,除了赞扬这篇散文“读起来有一种淡淡的、难忘的情味”之外,又指出其“不足之处是:‘我’显得较弱,缺乏深层情感波澜的揭示。因此,动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还不够强。”无论是赞扬还是批评,都是以具有突出个性的“我”为准的。

  回顾起来,就会从理性上认识到锡庆老师这个始终如一的观点和思想,不仅对于散文创作和研究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整个文学创作和研究都有着突破性的启悟——纠正了很多年来文学过于政治化、模式化的倾向,让散文重新续接五四独抒性灵的传统,也从思维方式上校正了简单化、片面化的偏颇,推进了中华民族对“人”的认知。

  他是真正懂得文学,也是真正地“为人高古”!

  由于思想和文学上的相知相通,数十年来我与锡庆老师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2002年10月北师大庆祝建校一百周年时,我特地去他家里看望,倾听他的高论。锡庆老师说师大在珠海建分校,他将任中文系主任,希望我去担任教职。我很高兴,但是2003年《中国鲁迅学通史》完成后,因先后赴澳大利亚昆西兰大学、加拿大和日本爱知大学讲学做研究,终未成行。2006年6月我有机会到珠海分校,一入住就打电话给锡庆老师。他感到很突然,又很兴奋,立马赶到宾馆看我,并又提起请我任教一事。这时的中文系改称文学院,他已担任名誉院长。我向他表示自己将一心一意写作,一定要把“焖焐”多年的书和文章写出来,不再任其他职务,他点头同意,但还是遗憾地对旁边的人反复说:“张梦阳如果2003年不去澳大利亚,就到咱们这儿来了。”

  锡庆老师就是这样一贯地爱才、揽才、护才。2016年10月纪念鲁迅逝世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我见到春勇,向他询问锡庆老师的情况,说刘老师精神和身体都不是很好。没想到刚过两个多月,就接到春勇的电话,悲痛地告知锡庆老师已经于1月15日下午1点40分走了。

  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无缘再听师高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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