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朔:怎样读《荀子》

  在先秦儒家中,荀子是继孔孟之后的另一位儒学大师,是先秦儒学的集大成者,也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一位世界级的哲学家。荀子其人,质朴明敏,耿介自信,为正理平治致其思,为济世拯民劳其神;荀子之学,根本六经,枝叶诸子,为迂阔故常求其切,为天下纷纷理其乱。对于《荀子》这样一本经典,我们究竟应该怎么阅读?梁启超曾经这样说过,“读《孟子》之益处在发扬志气,读《荀子》之益处在锻炼心能,二者不可偏废。”牟宗三也说过类似的话,意谓“悟道尊孟轲,为学法荀卿。”站在今天的立场,阅读《荀子》一书,我们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首先是客观理解的问题,用浅白的话来说,就是先要弄清、弄懂《荀子》文本所说的意思。这虽是老生常谈,俾之无甚高论,但却非常重要,因为若文义理解不当,以错指错,舌底翻澜,则所说愈多,去意愈远。这一点对于阅读《荀子》而言似乎尤为重要,因为在先秦儒典中,《荀子》一书,古训尤多;同时,编简烂脱,衍夺篡伪,错杂于文中。相比较于《论语》《孟子》而言,荀书向被认为最为难读。为此,阅读《荀子》时,适当参照相关的注本就显得相当必要。荀子虽为战国时人,但其著作最早则为西汉的刘向所整理,唐代的杨倞第一个为《荀子》书作注。迨至清中叶,《荀子》的校勘、训诂才大盛,相继出现汪中、卢文弨、谢墉、郝懿行、王念孙等校释大家。王先谦集清儒校勘训诂之大成,作《荀子集解》,成为最权威的解本。此后有关《荀子》注释的书数量不少,但较为著名的则有梁启雄的《荀子简释》、北大《荀子》注释小组的《荀子新注》、张觉的《荀子译注》、王天海的《荀子校释》以及台湾学者熊公哲的《荀子今注今译》、李涤生的《荀子集释》等。

  阅读《荀子》需要适当参考各注释本,但我们也要注意,注释本也常常只是一家之言。遇到难点难题,读者若是独沽一味,只参照某一本注释,也难免会出错。尤其当涉及到对荀子思想的性质、特点的一些文本段落的理解时,多参照其他的一些注释本,加以比较鉴别,并上升到荀子的思想系统中做一全盘的分析,然后给出自己的判断,当是一个比较妥帖的做法。举例而言,王先谦的注本虽最为权威,但其间亦时有误解或误导之处,如在注释《天论》篇“所志于阴阳者,已其见知(和)之可以治者矣”一句时,引王念孙注“阴阳见其和而圣人法之以为治”,如果我们把此处的“阴阳”理解为“天行有常”的一部分,那么,王念孙“圣人法之以为治”的解释就有可能把荀子的主张了解成“法天主义”,但荀子明确主张“天”无可取法,关键在于人“应之”的方式,故云“无君子则天地不理”。所以,北大本《荀子新注》便不取王念孙的解释,而谓“对于阴阳变化的认识,是要根据已看到的阴阳和谐的现象进行调理”;而李涤生的《集释》也谓“对于阴阳所要知道的,只限于它所显现的寒暑调和变化,这样就可以据以修治人事了”,这两本的注释显然在思想系统上更符合荀子的主张。由此可见,阅读《荀子》,要尽可能地参照各本注释,并从荀子思想的整体中作出判断,以便获得较为客观的理解。

  其次,阅读《荀子》,需要将具体问题的研究与时代的共同课题的把握相结合,这一点涉及到对《荀子》一书的问题意识的了解。元代刘埙在《隐居通议》中说“古人作文,俱有间架,有枢纽,有脉络,有眼目”。所谓问题意识,即是一本书或一篇文章的“眼目”。那么,荀书的问题意识究竟是什么?说起《荀子》,人们最容易想到其性恶论与孟子性善论的差异,或谓一者重礼,一者重仁等,这种想法当然合乎情理也有理论意义。不过,孟荀皆面对着天下大乱、重建秩序的共同课题,因此,如何将具体论点之“异”与时代课题之“同”结合起来,便更容易读出荀子思想的用心与特色。事实上,孟荀之异虽然表现在各种具体的观点上,但其问题意识却是从如何化解秩序重整的时代课题中引申出来的。换言之,对同一课题的疏解,孟荀之异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方法之异。如此看来,性善、性恶,言仁、言礼等,并不是孟荀的问题意识,孟荀的问题意识乃是治道的实现问题。例如,孟子对重建政治秩序的思考完全取资于个人自足的内在仁心,所谓“举斯心加诸彼”而天下可运于掌;荀子则着眼于人类社会所存在的“欲多而物寡”及其所必然导致的“争、乱、穷”的特殊状况,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孟子藉道德天性以重建秩序的主张,坚持以客观化的“礼”为架构来整顿政治秩序。但孟子言仁,荀子言礼,人们却常常将仁与礼皆作为道德概念来理解,这不是说一点道理都没有。不过,孟子的仁固然是一道德哲学的概念,而荀子的礼却首先是一政治哲学的概念,两者在性质上是有差别的;而且就因应所面对的时代课题而言,荀子作为政治哲学概念的“礼”显然在理论上更具合理性,因为荀子言礼的首出意义是为了去乱止争,为了“出于治,合于道”而形成的一套社会政治秩序的制度设计,故云“礼义生而制法度”(《性恶》),又云“隆礼贵义者,其国治”(《议兵》)。在荀子看来,秩序之建立和贞定非徒出于个人内在的恻隐之仁心,而必有赖于安顿社会人群之法式,此法式即是荀子所说的“礼宪”,亦即作为“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的制度或法册,故荀子必云“不道礼宪,以诗书为之,譬之犹以指测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锥餐壶也,不可以得之矣”。(《劝学》)翻阅整本书,《荀子》对孟子的批评,无论是《非十二子》的“三无”之说,还是《性恶》篇的“起而不可设,张而不可施行”之论等,大凡皆着眼于重建秩序的方法方面。这样看来,阅读《荀子》,我们既要考究荀书中具体的问题与观点,也要牢牢把握其立言指事的目的与宗旨;既要有细处的分析,也要从大处着眼,抓住其念兹在兹的根本问题。用一句简洁的话来说,就是先要弄清楚他“为何说”,然后再了解他“如何说”,这样我们才能达到对荀子思想的同情的了解,避免只见枝叶,不见森林的毛病。

  又次,阅读《荀子》也需要注意到荀子作为先秦儒家的总结者或集大成者所表现出来的思想特点。应该说,在中国儒学史上,真正称得上“总结式”大儒的人其实并不多,而荀子应当是其中的一个。所谓“总结式”大儒,其思想必有明通之识见,有出入百家而又平章百家的气度和气概。事实上,历史发展到荀子,先秦时期有关“古今”“礼法”之争,“王霸”“义利”之辩,“天人”“名实”之论等,皆已经到了一个总结的阶段,而荀子显然恰如其分地承担了此一任务,并对此作了认真的总结。所以,今天我们阅读《荀子》,也应当有与荀子当年相应的心态,那便是批判与吸收。

  《荀子》一书,有其确定的儒家立场。在世衰道丧,百家异说之间,或是或非,盈盈而无定准的现实面前,荀子以将圣之资,绍明儒学,通过对诸子百家的辩难与批评表现出强烈的道义担当,这一点与孟子非常相似;但荀书又显然不是一孤独的灵魂闭门造车、冥思苦想的结果,而是对当时的各家各派相互批判、吸收,而后才成的一家之言。荀子“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表现出学术上智、仁、勇的德慧,而他所主张的“兼听之明”、“兼覆之厚”,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乃所以撑起其作为先秦儒学集大成者的根本原因。举例来说,孟荀对于墨子的主张皆有强烈的批评,孟子斥墨子的“兼爱”为无父、为禽兽,言近谩骂;而荀子则更偏向于从学术上指陈墨子理论的不足;不仅如此,《荀子》一书对墨子所说的富国、富民、尚贤、尚同、节用等观念不仅未加一概反对,还多少加以吸收。对其余各派荀子的态度亦复如此。又如,就儒家一派而言,阅读《孟子》,我们较难发现其有类似“自然状态”的描写,而荀书对此却有较成型的论述,但荀子之所以有此创发,实与他对墨、道、法诸家之相关理论的批判、吸收与综合密切相关。

  最后,我想指出的是,今日阅读《荀子》,我们固然要心怀同情与敬意,但是,我们也应该在与《荀子》的阅读与对话中,保持反省与质疑的态度。没有批判的阅读,其所成者只能是抱残守缺,或食古不化。与《荀子》“保持距离”,便是为理性的批判与反省空出地盘。例如,我们强调《荀子》一书的问题意识和中心主题在于如何在一个崩解离乱的世界中重建“正理平治”的政治秩序,所以,荀子汲汲于“以先王之制为法”,凡言凡事,不合先王之道,即为奸言奸事,皆在打击之列,至是而开以政摄教、以言获罪之流弊。荀子所描绘的先王之治的世界固然美轮美奂,但其背后却是以恐怖和绞刑架为后盾的。假如我们不能看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对《荀子》的阅读便不能连接历史,参与现实,通向未来。

  综上我们从“客观理解、问题意识、总结者的思想特点以及敬意与批判”四个方面谈了我们当如何阅读《荀子》,这些方面似乎都是从大处着眼。“大”常常与“无当”相连,但孟子也曾说过“先立乎其大,则小者不能夺”。我想,在面对《荀子》一书时,孟子的说法作为一种阅读方法也是非常合适的。

  

Comments are clo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