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的回忆——忆冯其庸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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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设计:蔡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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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素描:蔡华伟

  冯其庸先生谢世了,享年93岁。回首半个世纪的往事,难免神伤。我是冯先生的晚辈,因为当年同住张自忠路三号(原铁狮子胡同一号)的缘故,于是,“近水楼台”,从少年时代开始,冯先生于我就有了一份照顾之恩。

  我家就是种田的

  铁狮子胡同一号,简称铁一号,这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处教职工宿舍,也是我生长的地方。当年,身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老师,冯先生常常在报刊发表评论文章,戏曲、话剧、电影、古典文学,涉及广泛,名声在外,陆定一赏识冯先生,郭沫若与他也有交往。冯先生曾送我一部《春草集》,其中汇集的都是冯先生过去的艺术评论,以戏评为主。我不知翻了多少次,想学学冯先生的手笔。

  那个时候,知识分子普遍被认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冯先生当着我的面与我父亲发牢骚:我家就是种田的,从小下田,白天干农活,晚上在油灯下读书。耕读是中国人的传统,知识分子多数都来自农村,谁说知识分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耕读这个词,我是从冯先生那里第一次听说。

  在铁一号大院里经常会遇见冯先生,他总是亲切地叫我去他家玩。我父亲有一个阶段曾经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采编组。采编组都是些精通多国语言的老先生,窝在图书馆里,双臂戴个套袖,整天钻进书堆编目,而我父亲是唯一的壮劳力,蹬着自行车,负责四下采购各种图书。借助这种便利,我也常常拿着北师大图书馆的介绍信,跑到位于琉璃厂的中国书店内部服务部看书、买书。线装书《于湖居士文集》《韩昌黎集》《苏东坡集》《经籍纂诂》《经传释词》等等,都是我在那时积攒的,最便宜的也就5毛钱。我买到古籍后,肯定会去冯先生那里请教。他左右开弓,旁征博引,向我传授阅读的入门知识和相关背景。

  吃过他煮的阳春面

  我去农村插队后,有大约3年没有看到冯先生,而他也被调到国务院文化组,参加校订《红楼梦》,任校订组副组长,忙里忙外。这个校订组的组长和另一位副组长,与我后来供职20多年的人民日报文艺部也有关系。组长袁水拍曾经当过文艺部主任,而副组长李希凡在我进文艺部时正任副主任。

  改革开放后,我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冯先生当时在中文系任教,我常常去听他的大课,大多都是关于《红楼梦》的,可是这部文学名作我只读过两遍,而毛主席说过,读了三遍才有发言权,看来,我与红学真是无缘了。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人民出版社,冯先生听说后,为我写了一张便签,将我引荐给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范用先生。当时三联书店归人民出版社管,算是一块副牌子,由范先生负责。范先生看过便笺后,就让我坐下聊天,他说冯先生可是大学者,而自己才是个小学毕业生,冯先生引荐来的人,一定不会错。他说我实习一段后如果有意,不妨落脚在三联书店。在人民出版社工作时,冯先生筹办了一家文艺评论刊物,让我去参加了几次聚会,在座的多是冯门弟子,个个学有专长,只有我是个白丁,但他还是有意要我将来进入这家刊物当编辑,他还请胡耀邦为刊物题写了刊名。可我最终也没在三联书店落脚,更没有去那家刊物,而是在1985年调进了人民日报文艺部。

  在人民日报文艺部,与冯先生的往来更多了。蓝翎、李希凡这两位当年大名鼎鼎的人物都在文艺部,蓝翎后来还任文艺部主任,他们和文艺部的姜德明等文化名流,都是冯先生的好友。我时常将一些戏剧界的新秀介绍给冯先生,浙江昆剧团的武生林为林正当红,来京演出后,我就和他一同去铁一号看望冯先生,聊了很长时间,冯先生亲自下厨炒菜,还为我们煮了阳春面。

  在铁一号红一楼丁组五层冯先生的书房,看他写字、作画、吟诗,可谓一大享受。这间12平方米的房间,两面墙的书柜一直到顶,中间是一扇南向窗户,窗前摆着冯先生的书桌,也是堆积如山,但冯先生总能从中腾出空间,手起笔落,一气呵成。他画的葡萄,他的书法,承蒙他的偏爱,都曾赠我,他送我的一本本著述扉页上,也留有他的墨宝和印鉴。 

  “宽堂”里的红学家

  那时的人民日报别看只有8块版,但一言九鼎,副刊则是众所瞩目,一篇豆腐块儿,都可能影响全国。副刊编辑刘梦岚找到我说,你可以写写你认识的老一辈文化名流啊。我不敢推辞,先写了北京师范大学的黄药眠先生,又写了冯先生,在1986年9月23日的人民日报第8版上刊出。这篇文章不长,题目是:“宽堂”里的红学家。文字如下——

  “宽堂”,冯其庸先生用这样一个雅号来命名他的书斋兼卧室,我总感觉有点近于自我嘲讽。这间所谓的“宽堂”,其实窄而又小。八个摆满经史子集的大书柜,一张重叠交错地置放着文房四宝和文稿的书桌,加上个行军床,使屋内除了一条可容人侧身而过的小通道外,别无余地。中国红学会的会长、《红楼梦》研究所的所长、大学教授,竟挤在如此狭小的地方著书、披览、休息、会客。然而冯先生就在这间“宽堂”里,完成了《春草集》《逝川集》《梦边集》《论庚辰本》《曹雪芹家世新考》《蒋鹿潭年谱考略》等数百万字的学术著作。

  冯先生深深爱着他的“宽堂”,但他并不死守书斋,一年里,他总要花一些时间出门走走。他并非去寄情山水,而是希图通过实地考察来做学问。前些日子,为了研究项羽,他特意访问了安徽和县,不顾烈日炎炎,考察了乌江。在车里共颠簸了九个多小时,一路上只用一个小烧饼充饥。他研究项羽,主要是为了研究《史记》,因为很久以前他就计划要对《史记》中的所有人物逐一加以研究。因此,他总想方设法挤出时间去搜访有关的资料。

  当然,冯先生目前的精力主要还是放在“红学”的探讨上。几天前有一篇文章刚刚杀青,题目是《重议评点派》。文中对李卓吾、金圣叹以来的评点派,主要是《红楼梦》的评点派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他认为,评点派在历史上的功绩不可低估,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对评点派一棍子打死,这是不公允的。实际上,今人研究的关于《红楼梦》的很多问题,如版本、家世、结构、层次、人物论、后四十回内容等,评点派已有论述涉及,而且有不少见解颇具深度,我们应该认真地总结……

  走遍天西再向东 

  冯先生调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后,还住在铁一号,有时在大门口遇见他,每次都会和我边走边聊一阵子,告诉我他最近又在研究什么。记得有两次他异常兴奋。一次是他与人合作的《朱屺瞻年谱》出版,随后就送了我一部,还期望我去上海出差时务必拜望朱先生,言语间可见他对朱先生的敬重。一次是他即将踏上玄奘取经之路,问我有没有兴趣同行。他那时已经年过花甲,而我还不到而立之年,但我听说那一路的艰辛后,没敢上路,只能躲在北京暗自佩服冯先生的体魄和精神。

  “看尽龟兹十万峰,始知五岳也平庸。他年欲作徐霞客,走遍天西再向东。”冯先生那20年间曾十来次赴新疆考察,有几次回来后还专门邀我欣赏他一路的摄影作品。他的摄影作品不但记载考古所得,也大量记录当今的社会变迁。

  当冯先生的家搬到位于红庙的文化部专家楼后,房子终于变宽敞了,而且就在人民日报隔壁,我有时还被文艺部派到冯先生府上取稿、送报。第一次去,转了半天也没找到,还是冯师母跑到路口接了我。当范敬宜调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后,冯先生在人民日报又多了一位老同学,他们都曾受业于无锡国专。范敬宜去世时,冯先生写下“哭范敬宜学长兄”,同窗深情跃然纸上。

  仅仅说冯先生是红学家并不确切,其实他的研究与爱好极其广泛,这从他的著述中即可看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冯先生的力作《蒋鹿潭年谱考略 水云楼诗词辑校》问世,为此我在文艺报专门撰有一篇短文评介。冯先生对诗词把握之准、对考据用功之勤,在这部大作中可见一斑。

  早在冯先生读初中时,他就对《水云楼词》爱不释手,成了他读词的入门书,以致先学词、后习诗。1948年在上海读书时,冯先生天天泡在合众图书馆里,并得到顾起潜(廷龙)先生的关照,他还在福州路的诸多旧书店转悠,搜集到《水云楼词》的各种版本,并动手撰写《蒋鹿潭年谱初稿》。在冯先生看来,“蒋鹿潭的词,在有清一代,特别是在咸丰时期,实在是一位大家。”《蒋鹿潭年谱》定稿清抄本曾经丢失,幸运的是,《水云楼词》的各种版本、《蒋鹿潭年谱》的最初稿本却逃过一劫,这让冯先生的研究成果能在劫后出版,得偿夙愿。

  转眼间,与冯其庸先生相识已近半个世纪,他对我的启蒙之恩、提携之力,我永远不忘。如今,冯先生已归道山,更引起我的无限思念之情。

  冯其庸(1924年2月—2017年1月),江苏无锡人,著名的文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学院首任院长,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红学会会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三十五卷本《瓜饭楼丛稿》和十五卷本的《瓜饭楼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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