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价值 中国智慧——“中华文明与人类共同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山东中华文化学院等单位主办的“中华文明与人类共同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日前在济南举行。20余位海内外学者就“中华文明与人类共同价值”展开讨论。

一、中华文明的丰富资源和多样选择为人类共同价值贡献中国智慧

  与会者对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呼吁建构人类共同价值,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高度认同,指出中华文明应当为建构“人类共同价值”贡献智慧和方案。

  中华文化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潘岳指出,中华文明既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智慧结晶,也是全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为人类文明贡献了独特的理念,具有丰富的“包容性”和“内敛性”。当代中国人需要从自身伟大的文明传统中寻找力量、化解难题、弥合分歧、形成共识;中华文明的整体思维和天下情怀,蕴含的孝悌、仁义、诚信、和合等核心价值,也为构建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了根本支撑。面向未来,中华文化学院将立足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立足于推进中华文明的继承与创新,立足于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立足于增进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和互鉴,做好中华文化大文章。中共山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吴翠云指出,文明和价值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不同的文明背后往往蕴含着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世界文明的勃兴,正是源于文明间的对话和交流。21世纪中华文明的重构与复兴,需要汲取世界不同文明的优秀经验,而在构建人类文明的伟大事业中,中华文化、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也必将扮演重要角色。

  张岂之先生指出,中华文明的代表——儒学是中华民族在古代的共同价值观,主要包括:“仁者爱人”的仁爱精神,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和而不同”的文化会通精神,“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等等。这些宝贵的中华文化基因,都可以作为当下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内容继续发扬光大。

  陈来先生认为,“人类共同价值”议题的提出十分重要且及时,很值得学术界深入研究阐发。一是“人类共同价值”的提法意味着其适用性不仅限于一国,更适用于由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组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华文明基本价值观世界化、国际化,成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的过程。“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使价值观的层次由个人、社会、国家三个层次延伸到世界公共层面。二是“人类共同价值”的意义主要在于国际政治层面,要厘清“全球伦理”和“人类共同价值”的内在关系。“全球伦理”是“人类共同价值”的内在基础部分,可以落实在个体行为层面,“人类共同价值”则落实在世界不同政治实体的行为上。三是应基于“全球伦理”和“人类共同价值”关系视角讨论“中华文明”与“人类共同价值”的关系。中华文明不仅是中华文化的价值体系,更应作为“人类共同价值”的道德基础,具体来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作为“人类共同价值”公平的基础;“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可作为“人类共同价值”发展的基础;“和而不同”可作为“人类共同价值”民主的基础;“以德服人”可作为“人类共同价值”和平的基础;“天下为公”可作为“人类共同价值”正义的基础。中华文明对“人类共同价值”提供的中国化表达,都可以归结为“仁”,即“仁者人也”,“仁”是“人类共同价值”最根本的原理。

  成中英先生指出,在中西文明交往中,中国文化更显深沉广博。中国文化基于《易经》、道学与儒学的精粹思想,是人类进行群体生命整合的示范准则,具有价值的理想性与价值的规范性。中国文化中所包含的刚健进取之德与包涵融合之道既是人类原有的共同价值,也是人类可以发挥的共通价值,更是人类应该追求的理想价值。中国人文精神与西方科技知识发展互补互成,东方智慧与西方知识结合,才能追求世界永久和平与人类持续繁荣。

  台北艺术大学辛意云先生认为,比文明多样化共存更重要的是凝练、融合出人类共同的生命理想与价值。习近平主席所阐发的“人类共同价值”是中华文明在共同理想与价值上展现的时代新面貌。他将“人类共同价值”的要义概括为:目标是“生”,基础是“让”,原则是“合”,路径是“德”,延续是“爱”。北京大学干春松教授也谈到了“让”的传统伦理。“让”的实质就是凡事秉持互相以对方为重的伦理本位处理社会事务和家庭内务,达到家族成员和社会成员之间的分享与和谐。在国际关系上,“让”的传统伦理具有有益的借鉴价值。

  台湾政治大学董金裕教授以东亚文化圈中常见的“四勿猴”形象为引子,论述了《论语·颜渊》“四勿”说的意蕴及其在法治时代的意义。他认为儒家文化以礼为教,由于具有防患于未然、操之于自己的特性,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可以与法政相辅相成而发挥其作用。深圳大学景海峰提出,重建儒家的学统对创造性地转化儒家的思想资源,乃至于复兴当代儒学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

二、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互鉴互融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方案

  浙江大学董平教授认为,在全球化格局之中,中国与世界其他文明传统之间的联系已经越来越密切,“人类命运共同体”事实上正在形成,正是基于这一全新的观审维度,“文化自信”正在成为一种社会主体意识,中国自身文化的主体性正在回归。

  山东师范大学王志民教授立足世界文明史,以中国稷下学宫与希腊的阿卡德米学园为例对中西文明进行了横向比较分析。二者既存在相通、相似的文化精神特质,又各具特色和差异,它们共同构成了世界文明史上闪耀着智慧之光的辉煌双璧,成为中西文明共存共荣的历史例证。

  加拿大学者贝淡宁(Daniel A.Bell)将中国的政治模式归纳为“贤能政治”,即通过政治尚贤制选拔高层领导人。他认为推选政治领导人的恰当方式取决于国家规模、政治文化、历史和国情。民主选举制并非衡量政治进步的唯一标准,其本身也并不完美,贤能政治作为选拔领导人的手段,同样也可以成为一种判断的标准,这是中华文明在构建稳定政治秩序方面对世界的贡献。

  澳大利亚学者李瑞智(Reginald Eric Little)先生对此深有同感,他认为西方文明推行的一些做法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儒家经典和中国当代的做法都是本着“仁”“义”二字为原则,创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奇迹。中国文化是新的全球推动力,可以改善世界人民的生活,中国文明可以给世界带来很多有益的借鉴。他还指出,目前外国人“搞懂中国”仍存在语言和历史、文学经典障碍,中华文明要着力解决这些固有的障碍和挑战,以便于其他国家自觉主动学习中国文化。对此,张岂之先生寄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者、研究者和传播者要致力于增强中华文化的亲和力、感染力、吸引力和竞争力的工作,把中华优秀文化打造得易于学习和接受。

  旅美学者、作家钱宁先生认为,孔子学说通向现代文明的路径之一是将“道理”发展成为“定理”。他比较了儒家学说与一些现代文明的重要概念,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始于“施”,而基于“勿施”,即“恕”。平等就是不将“己所不欲”强加于另一方,自由应以“勿施”为界限。中国人民大学韩星教授进一步提出,以忠恕之道为价值指导原则的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对话、交流、借鉴和融合,是文明多样性及其发展的内在动力。他认为,“忠恕之道”是实践“仁道”的基本途径与原则方法,当今已经成为全球伦理的“金规则”。

  中国孔子研究院杨朝明认为,要在各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中为中华文明确立世界坐标。政治、经济是文明土壤孕育的花果。当前,中国正逐步成长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动力源”和“稳定锚”,由中华文明自身的特质所决定,中华民族也将为世界文化贡献“定心丸”与“稳定剂”。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面对纷纷扰扰的多元追求,有德之民族,有德之国度,有德之文明,若北辰灿然居中,这就是中国的文化坐标。

  (作者系山东中华文化学院副教授、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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