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教书匠”——忆吴小如师

20161208_009

2011年本文作者孔繁敏与吴小如先生

  小如先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系任教40余年,发表过十几部文史方面的著作。他自己以讲课为最大嗜好,最喜欢称自己为“教书匠”。学界公认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家、文学批评家、戏曲评论家、书法家、教育家。如今先生已离世两年,但他对我的教诲让我终身铭记。

  和先生相识30余年。自1982年先生自北大中文系转到历史系以后开始交往,成为先生的学生、同事、邻居。作为学生,我选学过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作为同事,我们一起在北大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工作;作为邻居,我们同住中关村相近的两楼。先生曾在《中华读书报》的采访中说,他自北大中文系调到历史系工作以后,“只培养了一个人——孔繁敏”。

  1982年我自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刚毕业,便与先生同在北大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工作。该中心自1983年开始在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主持下,接受整理标点宋赵汝愚《国朝诸臣奏议》的任务。这部大书现存有二十几部刻本,但皆有不同程度的残缺,而残存部分又与传世的有关宋臣文集的内容文字有不少歧异,点校任务繁重。邓先生要求我们年轻的同志作为一项治史基本功训练,先手抄原文,在抄本上汇萃点校,然后请几位资深学者审阅,合格后方能过录到复印件上。我分担点校该书职官、兵制及边防门部分奏议,由先生审阅。我们两家居地相近,又有业务关系,因而往来较多。当我将点校稿送审几次后,不仅为先生的学识所折服,而且为其认真负责态度所感动。我每次送阅几卷,他对重要疑难问题都亲自翻检有关宋人文集检对,修改意见一般在行文上加眉批,有时加以总体说明。先生常利用清晨时光审阅,不积压稿件,同时要求“校完多少,盼先交来,随看随即奉还,以便尽快完工”。先生在审阅我校的卷133《边防门》奏议后批示:“此卷校勘详细,钞配辛苦,在所阅诸卷中,此卷最见功力。勉之,勉之!”这激励我更加细心工作,力争不出错。后来,我在点校此书的基础上,撰写了《赵汝愚国朝诸臣奏议初探》一文,先生阅改后于1987年5月给《文献》杂志推荐发表。

  先生长期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内容涉及诗歌、散文、小说、戏曲几大类。记得1984年先生给历史系大二学生及留学生开设此课,我开始到课堂直接听了讲,后因一日本留学生每听此课必录音,请我作辅导,这样,我随录音边学习边辅导。可以说,先生讲课神采飞扬,有声有色;内容深入浅出,有理有据。听课者如同进入角色,身临其境,感受心扉敞开,精神振奋。如我听他讲宋代词人张先《天仙子》“云破月来花弄影”句、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句,真是叫绝。对诗词的吟读,真是悦耳。每次听后感到先生讲课太投入、太疲惫了,其学识、其态度令人敬佩。后来我看到先生的著作,他所讲的内容都有研究成果,所以能运用自如。

  在北大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工作期间,我利用资料之便编写了《包拯年谱》一书,编写期间自然少不了请教。如先生在为此书所作的《题记》中云:“凡是我提的几点不成熟的意见,他都经过考虑,酌予改订,并在内容上屡有增补。”先生阅稿之细举两个字可见。一是《包拯集》附录引有包拯所作五言诗八句。其中一句说“草尽狐兔愁”。先生阅后指出清人厉鹗《宋诗记事》卷11引录此诗,其中“狐兔”作“兔狐”,请我考订一下。这两字之倒是很容易忽略的,而作“兔狐”更符合近体诗的平仄、格律。又《文物资料丛刊》登载1973年发掘的《孝肃包公墓志铭》,其中说到包拯“声烈表爆天下人之耳目”。先生怀疑“爆”应作“襮”(bó)字。我核对发表的文字仍作“爆”字,而从含义讲,“襮”作暴露解。《新唐书·李晟传》中云:“将务持重,岂宜自表襮为敌饵哉?”“襮”字应为正解。

  《包拯年谱》于1986年出版后我又断断续续用了十二年时间撰成《包拯研究》一书。此书已跳出单纯的史学思考与研究范畴,由历史人物扩及文学人物、故事人物。我作为历史专业出身又去涉足文学艺术领域,尽管阅读不少文学资料,但仍有力不从心、“门外谈艺”之感。为此我又去麻烦先生。先生对我所写“包公故事与清官文化”一节书稿修改较多。如我在写包公故事流传的背景中提道:“宋代城市经济及文化繁荣,像北宋开封、南宋杭州这样的大城市,聚集着大批达官贵人以及商人和手工业者等市民阶层。”先生在其后批道:“说唱艺术的听众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即《水浒》上所说的‘八十万禁军’。宋代军队集中于京师者人数至多,且闲散无事,多在勾栏瓦舍消遣娱乐,应于‘市民阶层’中补此一项。”我在分析包公故事流传的原因时写道“社会不公加剧”。先生批道:“此语含糊,应说贫富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加剧。”类此从内容到语句多有改动。在文后又提出总体性意见,对我认识包公故事的主题思想、文化意蕴等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先生还将他于八十年代初出版的《台下人语》借给我,其中有一篇是谈秦香莲故事与《珍珠记》关系的,供我参考补充。他还与我面谈所谓清官的阶级局限问题。这些意见在我后来的修改稿中都吸收进去了。

  先生秉承家学,擅长书法,并与当今一些书法家有交往。我编写的《包拯年谱》的书名是请先生书写的。我主编的《历代名人咏长城》的书名是经先生介绍请书法大师启功先生书写的。启功先生称赞吴先生的书法有功底,高兴之余,又当场为我书写了一首“题画”小诗。先生曾用草体书录杜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赠我,勉励我做好学问;又用楷体书写陶渊明“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长篇诗句赠我,提示我领悟人生。

  先生晚年花费大量精力、财力照顾多病的妻子并料理家务,生活比较艰难,很多困难问题尽量自己想办法克服,不麻烦单位。2014年5月18日北京大学举行《学者吴小如》出版座谈会并纪念先生九十华诞,从出书到开会,都由先生的学生朋友办理。先生有时也让我办点事或买点东西,但托我买东西必付款。如师母患糖尿病和帕金森症,先生先付款让我买师母能吃的国光苹果与猕猴桃。有些东西价甚廉,如一次托买除垢剂,我拒收钱,先生竟托我院党委书记刘文兰捎给我,还在信函中叮嘱我“幸勿谦拒“。这些事虽属小节,但也能反映先生为人之诚挚。

  先生感恩父亲吴玉如的殷殷指教已广为人知,而对母亲所尽孝道则鲜为人知。先生回忆其生母1896年生,满族人,有文化,但结婚后主要做家务。1933年离婚后先住南京,四十年代接住北京,直至1960年去世,葬入八宝山墓地。每年一次于清明节的祭扫原由在天津的弟弟负责。因其弟2005年去世,祭扫改由先生承担。2011年清明节的祭扫先生因自己身体不适没去,决定改在母亲生日(阴历七月十二)补上。当时先生托我买鲜花陪同前往。看到80多岁的先生跪拜在母亲墓前,其情其景让我也凄然泪下。

  

Comments are clo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