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法生:“老实大量纯读经”问题何在?

  近代以来,经典教育在中国可谓命运多舛,在历经一个世纪反复强制摧残打压之后,今天的经典教育似乎迎来了它的春天。但问题依然不少,目前关于读经方法的争论便是证明,争论的焦点之一是王财贵先生所提倡的“老实大量纯读经法”。这一方法的初衷无疑是为了推动大陆荒废已久的读经教育,但是,实践日久,其流弊也随之显现,到了不能不认真面对的时候了。

  这种读经方法提倡全日制“纯读经”,3-13岁的孩子十年之中只是死记硬背各种传统经典,总共背诵上百万字,每天背书八小时以上,不学其他课程,不允许进行任何经义讲解,不允许读经典白文之外的书籍,包括古人注疏。这种方法看上去倒是简单易行,但是,稍微读过一点儒家经典者,立即会生出某种疑虑,隐约感到它与真正的儒家教育存在不小的差距,这差距究竟有多大呢?

  毫无疑问,历史上教学生读经成就最大的,莫过于孔夫子,他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七十子不仅在弘扬师学方面成效卓著,在事功方面也表现不凡。孔子是如何教学生读经的?在《论语》中,孔子是因材施教的,循循善诱的,启发式的,是一位善于开启学生内在心性之门,善于鼓舞学生内在精神生命的大师。他总能在与学生的对话中发现问题,给予恰当的鼓励或者提示。

  正是在这种如沐春风的氛围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与后代十分不同的学堂:孔子课堂上,不仅有像宰我那样公然与老师唱反调而反对三年丧的;有像子贡那样给老师出难题,要求老师用一个字就概括出自己全部学问的精神的;还有像子路那样,当面就说“老师您也太迂了吧!”的。孔子本人也时常给弟子和他人道歉,所谓“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此情此景,你或许以为它是当代的欧美学校的场景吧?

  孔门教育不同于现行知识教育,它是一种人格养成教育,以培养君子为目标的修身教育。修身的主要方法是切己体察、三省吾身和知行合一。这是一门很独特的学问,是一门用以自我反省和自我提升的学问,专门把自己当对手的学问,一门目前大陆学校所没有又最急需的学问,牟宗三又称之为生命的学问。孔门教学的核心,在于人内在生命的成长,始终将人作为目的,把人培养成具有内在精神力量的高尚的君子。在二千五多年前的教育家,已经有了此种伟大的人文主义教育理念,正是孔门教育的永恒魅力之所在。

  那么,应当如何培养人的内在生命呢?儒家教育主要是从性情教育入手,从情感的启发引导开始,“孝悌为仁之本”,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从孝悌亲情开始,启发孩童的恻隐之心,推己达人,仁民爱物,胸怀天下,心系苍生,成为有道君子。这样的君子,既有丰富的生命情感,又有坚定的道德理性,是情与理的完美统一。

  所以,学习儒家经典的方法,主要是体悟、领会与涵养,特别是交流讨论,《学记》早就告诫:“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所以,在丰富的先秦儒家教育文献中,我们看到的多半是如何开启学生心性和智慧的方法,却极少强调死记硬背的资料。就其本性而言,儒家比任何其他教育都反对死记硬背,因为这堵塞了心性成长之路,与儒学的本质相违背。

  那么,人们为什么常常把儒家经典与死记硬背联系起来呢?这与汉代以后儒学的经学化,尤其是与一千多年的科举历史有相关。河流的源头总是清澈活泼的,蕴含着勃勃生机;但是,随着流域的展开,它会变得越来越浑浊,有些段落甚至腐朽变质,儒家教育同样如此。比如科举下的学堂,已经丧失了洙泗之上的灵动与活泼,它僵化了。它把圣人之言作为绝对真理,不许经生提问质疑,典型体现了传统的经学思维。梁漱溟先生曾经指出,科举的教学模式是不符合孔子教育理念的。

  其实,即使科举制度,除了记诵之外,也要求学生解经,以应对科举中的释经和策论。红楼梦第八十二回《老学究讲义警顽心,病潇湘痴魂惊恶梦》,私塾先生贾代儒要求宝玉讲书,所讲是《论语·子罕》的“后生可畏”章。宝玉奉命先讲“节旨”,又串讲字句道:“这章书是圣人勉励后生,教他及时努力,不要弄到老大无成。先将‘可畏’二字激发后生的志气,后把‘不足畏’三字警惕后生的将来。”宝玉的理解是到位的,代儒却嫌他的解说具有孩子气,于是作了更进一步的阐发。可见,历史上的私塾是十分重视解经的。

  老实大量纯读经的支持者如是说:“做读经老师不需要有文化,不用讲解,也不许讲解,只要会按复读机按钮、督促小朋友背诵,就是最好的读经老师。”这里公然将复读机称之为最好的老师,在禁锢压抑学生的思想活力方面,甚至使得科举制度下的私塾都相形见绌了。

  可是,人不是留声机,儿童也不是。如果说儿童的理解力较弱,他的情感感受能力和想象力却毫不逊色,甚至超出成年人一筹,他们是天生的诗人,天地万物都是他们的交流的伙伴。所以,儒家总是顺着他们的天性加以引导,使得童蒙教育充满情趣和丰富多彩。

  这方面,王阳明的儿童教育堪称典范。他说:“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他认为,儿童的天性是喜欢游嬉而害怕禁锢,如同刚萌芽的小草,顺遂它天然的生命就会快速成长,人为压抑它就会萎缩凋残,所以,他主张采取“诱”“导”“讽”的“栽培涵养之方”,来取代“督”“责”“罚”的教育方法了,并警告说,相反的做法只会使得学生“视学舍如囹狱”“视师长如寇仇”。王阳明明确反对那种不分学生天资情况的“大量纯读经”,主张读经的量应留有余地,“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这才是孔门读经法的真传!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两相对照,就可以丈量出“老实大量纯读经法”与真正的儒门教育的距离了,这距离不算太长,也不算太短,正好处于对立的两极!

  所以,所谓老实大量纯读经,不是儒家的读经法,而是反儒家的读经法。它最终不能培养出圣贤人格,倒是培养了一些再也不愿意听到经典二字的国学逆反者,一些心态阴沉闭锁的问题少年,以及一些最终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惶惶不可终日的家长们,是不用大惊小怪的。逼迫一个孩子天真好奇的孩子,用十多年去背诵那些他既不懂又不许问的佶屈聱牙的古文,他的心理不出问题才怪呢!这一读经法考虑了一切,唯独忽视了一点:人本身!使得它不仅违背了教育的规律,更违背了儒家教育的根本精神。

  若要问何以在当代出现了这样一种令人纳罕的儒家读经法?这也正是我的困惑所在。不过,它给我们的重要的启迪,是令我们反省我们离开真正的儒家究竟有多远,并对目前各种流行的所谓“儒家”保持一份清醒和警惕!(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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