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没有钱锺书相伴的年头——杨绛在1999

  钱锺书先生于1998年12月19日逝世,他有言在先:“只要两三个亲友送送,不举行任何仪式,恳辞花篮花圈,不留骨灰。”

  第三天,李铁映院长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全院员工,前来医院送行。一位随行朋友纪红在八宝山告别室,拍摄到几张照片(见图)。钱锺书先生是一位世界文化名人,谁也不能料到,他为自己安排的葬礼,绝无仅有。灵柩在告别室小停,杨先生将至爱亲人送至火化炉前,方才在我陪同下回家。最后由栾贵明老师坚守至火化终了,等待降温,在年轻人陪助之下,骨灰颗粒未遗,全部奉上公共灰袋。事后在我们追问之下,栾老师逐渐告诉我们,当时殡仪工人说灰袋会在午夜运抵远郊深葬,任何人不得跟随。

  工人还说老师是“第一个要自己跟着去的。”

  “你家老人?”“老师。”

  “教你多少年?”“三十五年。”“好老师。”

  于傍晚时分,栾老师归至南沙沟寓宅,向杨先生哀泣呈报。据当天气象预报记载,1998年12月21日,下距冬至16小时,那是十年来北京最寒冷的时刻。

  此后三个月,杨绛先生以羸弱之身,加之饮食睡眠不佳,愈显精神郁郁不振,行走尚需扶持,经常需延医师赴宅诊治。

  与此同时,我分配四五名工作人员,随时搜集有关资料、文章,奉命筹备编辑纪念文集,亦代杨先生迎来送往,接听电话,收发信件,偶尔购买生活用品等,料理杨先生身边诸事。

  钱先生逝世之前三年多,杨先生曾让我转告栾老师,他日记中多次提到《宋诗纪事补正》一书,她需要知道整理情况。栾老师当天领着三位学生,把正在制作的该书全部稿件(从1982年开始已积两大货箱),雇汽车搬至钱宅。杨先生审读半年余,通知栾老师,已完成部分合格,应继续赶做。于是,栾老师决定再增加两个人,全力投入。

  由于该书不同于钱著惯例,涉及五千多位宋代诗人,需要古文献辑佚和查重的超重型劳作,全书百卷,总工作量已达天文数字。幸有计算机辅助,但当时容量、速率均甚低下,因此需要经费增买机器数台,提高效率和质地。杨先生常对我说,“你先不要帮助我,去帮栾老师吧。”我不放心她,只能杨先生、宋诗、文学所工作三头兼顾。

  钱先生病情恶化,杨先生让陆文虎、三联书店老总董秀玉、栾老师和我,都去她家商量《钱锺书集》出版事宜。

  董秀玉表示,除《宋诗纪事补正》外,三联可以出。三联预支稿费额度太小,还是让社科院文学所解决为好。

  杨先生明确说:“解决资金,社科院已不可能,让我先找其他出版社解决。”

  三联出书部分,杨先生转述董秀玉要求:需要提供计算机“汉字系统”。

  栾老师反对同时使用简繁两体;《管锥编》中被删文字应予恢复,增加作者本人按语,并将补订插入原位。同时说明,“汉字系统”版权属于社科院,已冻结待审,不可能无偿转移。

  陆老师表示,可以进行“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的辑佚工作,同时对《谈艺录》上下册进行对插工作。

  商谈后,我代表杨先生,在栾老师帮助下,紧急启动,寻找出版机构承接《宋诗纪事补正》的制作出版工作。由于工作量大,需费太多,利润又低,而且不确定的专业性极强,没有出版社愿意承接。

  经过与十多家出版社谈判,仅有华夏出版社勉强同意。我受打击非常之大,想不到钱锺书大作出版,竟如此困难。

  起始出版社利益,钱先生利益,三联最后使用利益,都不可动摇。唯有为此已辛劳工作十五年的栾老师表示,他放弃一切利益(包括署名权)。但他同时声明,田奕和其他学生应得的利益,他不能代表。我及时向杨先生汇报,她夸奖栾老师。还说:“让你栾老师负责这部书。董秀玉已去台湾、美国等地寻找汉字系统。女人做点事不容易啊!”在杨先生心里,钱锺书永远是第一位的。

  我现仍保存有当初杨先生作为甲方,华夏出版社作为乙方,已盖章承认的合同,上面加有杨先生亲笔的一段话:“甲方(钱锺书)已授权三联书店出版《钱锺书集》,其中包括上述作品(即为本合同主体《宋诗纪事补正》)乙方排出磁盘,三校后,交三联书店收入《钱锺书集》,与上述作品先后或同步出版。”这段话肯定由于杨先生的非经济观点,而忽略了“经济”——“交”而不付一分钱,是不符凡俗的。签署日期为1997年4月6日。后以几乎相同内容,又于1997年8月24日和作家出版社签定合同,这两个合同均遭其出版者上级否定,但当时钱先生已经开始卧床养病。

  1997年10月5日,作家出版社奉上级领导意见,又增加六条补充协议,以保证“专家”工作进行,杨先生令我代签。但作家出版社畏难,终将合同转让。其间,“补正”工作从未停止,包括加夜班和利用一切节假日。

  经一年后,作家出版社经手人向我们推荐辽宁人民出版社李英健和丁建新先生,在保持杨先生意见的条件下,与辽宁人民出版社正式签约。那是在钱先生逝世的第二天。

  1999年2月《宋诗纪事补正》样书印出。李英健和丁建新二位先生一诺千金,栾老师既感激又佩服,他认为那是一本重要的书,因为《宋诗纪事补正》开创了古典研究的新时代,科学之门必须打开。2003年,十二大册出齐,全部稿酬版税等,送清华大学基金会。后该书磁盘和造字以及检索系统,三联和辽宁人民出版社协商不果,致使《钱锺书集》未收。

  

  1999年3月,纪念钱先生的文集《一寸千思》开始了编辑工作,一个月后完成。辽宁人民出版社立即同意出版。4月,出版印刷万册上市,受到读者欢迎和赞美。此后又陆续再版印刷,我们从未收取分文编辑费及版税。杨先生审读全书,十分满意,认为除了我们,没人编得出。

  1999年4月,杨绛先生体力明显恢复,可以自己行走,可以坐下来读读书报。她向我说,要借些书来读。其中有一本后来叫作《斐多》(Phaedo)的外文书。经数日浏览之后,她再开出的书单子,有关《斐多》者已达十五六种。她一旦用功读书,竟这样拼老命,我理解,但也实在怕累坏她老人家,于是故意放慢借书速度。不料被她觉到,先说:“抓紧点”、“我着急”,然后是“快去借”、“去北大”、“去清华”,最后说出“你别忘了钱先生的嘱咐”——那是钱先生曾安排我“照顾杨先生”,让栾老师退休的话。于是我用了一个多月时间,跑遍所有能借阅外文书的地方,包括南京的几家图书馆,终于把书都借来了。书一多,杨先生小桌子放不开,自然而然地使用起空了许久的钱先生的大书桌。书中包括上世纪30年代她在清华曾读过的版本,那本书让杨先生非常高兴,终于露出笑脸,我猜想,当她老人家捧着那本英国老书,一定忆起当年和钱先生议论这本书的欢愉情景。一个沉哀的老者,一天天地变年轻,让我兴高采烈。

  两个月下来,杨先生身体状况大好,即将动笔开译《斐多》,那时的辽宁人民社“近水楼台”,已和杨先生约定新译作由他们出版。同时,我听说他们邀杨绛先生赴大连休养,曾被婉拒。

  1999年8月下旬左右,杨先生忽然来电,告我楼下大装修,吵闹多天,无法入睡,血压和心率均不好。我立即去钱宅,一看杨先生,又回到钱先生刚走时的状态。杨先生说:“他们一个月不会完工,看看辽宁邀请还算不算数?”先生完全像个孩子说话。我立刻找来李老师电话号码,他爽快地说:“算数,算数。”当即商定行程日期。

  第三天,我陪杨先生,特意请了一位北京医院的医师张富秀一起到大连,李老师已在机场迎候。他告我,原定独体别墅在棒槌岛宾馆,不料昨日中央领导入住,杨先生可先入住香格里拉宾馆总统套房,四天后再行迁入棒槌岛宾馆。杨先生在那里得到了很好的休息,一下子扼止住了健康恶化的危机。一个多月内,我曾返回北京一天,栾老师向我建议,为维持钱著的整理和出版,应加紧推进和中文计算机之父朱邦复先生的合作。那样才能实现钱先生学术和计算机对接的期望。由我和香港派来的文化传信集团负责人洽谈,以寻求解决途径,并且谈好合作方案。其间德国波恩大学教授莫宜佳女士,曾到大连探望杨绛先生。谈定了钱先生外文笔记整理的方案。

  1999年9月,杨先生写毕《从“掺沙子”到“流亡”》,11月19日在《南方周末》发表,她急有急的道理。2000年1月中国青年出版社,7月香港三联出版社同时将《纪事》《掺沙子》和《干校六记》一起正式出版合编本,以为钱杨二人关于文革的汇集。

  1999年,对于富寿的杨绛先生,是第一个没有钱锺书相伴的年头。作为晚辈,我知道按照常理,最重要是头两年。只有在这段时间内帮她修复情绪,恢复平时的生活状态,才能助其再上“战场”。

  2000年4月,杨先生的《斐多》经近八个月译述,已分别在辽宁和香港以简繁两种字体发行,在文化界掀起热潮,读者们高兴地看到,杨先生没有被苦难压倒,她会好好地生活。同时读者获得了一本难得的经典好译本。

  《写在人生边上》一书再版,《钱锺书集》已进入出版最后阶段。

  

  我们和朱邦复先生的合作一天天临近,栾老师已向社科院反复要求提前退休。我想“辞职”。我向杨先生说过后,她说:“要我为你好好想想。”隔一天,我见到她,她说:“你在社科院已工作十五年,有气有冤,累得够了,国家大奖拿了,钱先生走了,我和栾老师也都退休了,人家再创新、再争什么奖只会用新人,只是你写程序还行,跟朱先生先干干再说吧。我们都自由自在一些,多好。”我把这话记在笔记本上。

  5月份,我正式到朱先生的文化传信集团下属中文2000公司任副总和总工,栾老师做董事长,统领近百人,都在杨先生的眼下,为完成杨先生的“打扫战场”效力。

  6月,朱邦复先生来京,在沈红莲、谭永志、赵大庆、李碧良和我等陪同下,至南沙沟拜望杨绛先生。朱先生谈起北京往事,再谈计算机古文献以及即将进行的诸重大课题,杨先生都静静地听着。随后,她问一些台北、澳门和香港的熟人杂事,最后提到要进行钱先生笔记的整理工作。朱先生以文化传信董事会主席身份,表示香港方面一定会全力支持。他同时对《笔记》“检索系统”提出了自己独到见解,给出有效施实方案。杨先生非常高兴,问,“何时开始?”朱先生说,“明天。”陪同前来的据说是香港美少年李碧良在回来路上对我说,“杨先生太美了,美人就应该如此。”南粤口音,说出痛快话总像很含蓄。

  8月,西德波恩大学教授莫宜佳女士来京,下榻中文2000公司花市四合院上院西厢,参加《笔记》整理工作。

  9月,本课题以“中国古典数字工程”正式立项。

  9月3日星期日下午,我开车去南沙沟接杨先生。她穿了一件天蓝色短袖衫,灰色裤子,黑皮鞋,特意戴上大手表。她缓步走进四合院,夸奖收拾得干净。然后接受德国大高个子美女教授莫宜佳的欢迎、拥抱、寒暄,并在我们的陪同下参观了机房、卧室、办公室。此时,谭永志请出上级,与文化传信集团合作的中国硅谷公司老总宫天美先生,可谓一见如故。宫先生全按台北的习惯,杨先生却说那是北京的老礼儿,一举手一投足都有讲究。一瞬间的停顿,显然是勾起了自己儿时在北京生活的回忆。

  然后杨先生走进大机房,对年轻的学员们讲了一番重要的话。首先告诫他们,读书很重要,年轻人要好读书,读好书,少一些胡思乱想。然后谈到计算机的学习,虽然杨先生和钱先生一样都不会用计算机,但他们都深知计算机的发展前景和对古文献整理之重要。最后又谈到了古文献,特别讲了文献笔记的重要性,还启发年轻人如何看待古文献,如何从接触到深入到理解。杨先生的谈话通俗易懂而内涵深刻,语调平和温润却朗朗动听,这让学员们受益匪浅。

  本以为她的讲话结束,大家正准备鼓掌致谢,不料她提高调门:“我也要学计算机,老总拿计算机来,教会我。”我马上回答:“立刻办。”杨先生反倒风趣地说,“大家鼓掌,谢谢。”

  座谈结束后,杨先生与大家合影留念。同时在谈话中再次回顾中文计算机走进社会科学领域的艰难历程,她叮咛大家,“不能淡忘”。

  这个下午,她老人家在四合院共停留了三个多小时,老人非常高兴,年轻人会一生不忘。我们都铭记,她曾和钱先生、钱瑗一道,力主将计算机引入文学研究领域的关键性倡议,造就了我们至今领先古籍数字化的局面。

  随后对《笔记》的整理工作正式开始了。谭永志早上开车送莫宜佳女士去杨宅上班,主要先整理出笔记目录。晚上谭永志再接她下班回归。一来二去的,谭永志与杨先生成了忘年交,杨先生还姶他起了英文名“John”。四合院这边则买了新计算机和扫描仪,对《笔记》进行数字化工作。忙了四个多月,制作了八万件严格依照原件,不作任何改动的复合型图形文件,编制文字目录以及索引,还为每件笔记装上盒子。此事接近完成,杨绛先生也早已在家中开始认真学习朱邦复的仓颉中文计算机了。

  杨绛先生度过了艰难的1999年,也平安地度过了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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