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强国梦
——孙中山的儒学观与传统道德继承论

  我国以孔孟儒家学说为主流的文化形成传统,与社会教育、道德行为、个人前途紧密结合,在独尊儒术的两千余年间,潜移默化,规范了世代国人的思想道德。传统文化的功能及其影响力,绝对不可小觑。近代以来,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一批儒士出身、笃信程朱理学、热心经世的带兵官,之所以能铲除洋不洋土不土的洪杨“拜上帝”会(拜上帝教),其宣之于众的口号,不是保卫大清王朝,而是保卫孔孟“圣教”。而今,孔子学院在国外开遍通都大邑,成为进行中外文化交流、中国向世界展示“软实力”的重要平台。孔子之为用,大矣哉!事实表明,任何想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的人物,对于孔孟儒学,对中国传统文化,或然或否,都是无法回避的,孙中山也不能例外。

  孙中山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接受了完整的新式教育。据他自己说,十二岁毕经业,此说似不足信,但他早年受过一定程度的传统文化训练,却是无可怀疑的。从事革命活动,尤其是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他的身边不乏饱学之士,这种环境,对加深他的国学修养,也是很有裨益的。不过,在1917年开展护法运动以前,孙中山为了从事反清、反袁,主要任务是进行组织、宣传与军事活动,奔走海内外,不遑启处,缺乏对传统文化探讨与表态的机会,他对传统文化的若干言论主要是表现在宣传上的偶尔涉及,难说有什么系统和深度,这也是环境使然。但到了他的晚年,情况则大不相同,形成了他独有的传统道德继承论;直至今日,这种理论仍足以令国人振聋发聩。

  孙中山早年颇具民本思想。最早是体现在1894年《上李鸿章书》中。伦敦蒙难以后,1896年11月,他在复英国人翟理斯函中称,“生于晚世,目不得睹尧舜之风、先王之化,心伤鞑虏苛残,生民憔悴,遂甘赴汤火,不让当仁,纠合英雄,建旗倡义。拟驱除残贼,再造中华,以复三代之规,而步泰西之法,使万姓超甦,庶物昌运,此则应天顺人之作也。”又称,足下昔游敝邦,潜心经史,当必能恍然于敝国古先圣贤王教化文明之盛也。至于他本人,“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故所学多驳杂不纯。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癖达文(Darwinism)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浏览。……于人则仰中华之汤武暨美国华盛顿焉。”[1]从这些当时的言论可以看出两点,一是孙中山走上反清革命道路后,反对的是满清专制体制,即使这个反满是民主革命,也与传统文化的革命无关,民本思想与儒学思想仍在他头脑中发酵。二是至1896年底为止,孙中山并未在自己的政治术语中使用“革命”二字。那么,孙中山的反满活动,从何时开始被称为“革命”呢?我查阅有关孙中山的资料,发现彭泽周在《犬养毅与中山先生》一文中引录了1898年2月3日犬养致陆实信中,要求受信人关照流亡来日的孙文等人,谓“彼等亦广东革命党员”。这是日文资料中最早记载孙等为革命党的资料。同年5月11日,宫崎寅藏将《伦敦被难记》译成日文《清国革命领袖孙逸仙幽囚录》开始连载于《九州日报》。到1899年1月24日日本神奈县知事的报告中,日本官方正式区分孙逸仙派为革命派,康有为派为改革派。[2] 可见,从这时起,孙中山的反满事业,才被外界认可为革命事业。

  孙中山无疑希望将自己的反满事业合理合法化。1901年春,美国记者林奇(G. Lynch)在采访孙中山之后写到,“孙逸仙乐意地谈及他最近组织的革命活动”。1903年12月13日,他在檀香山的一次演说中表示:“革命为唯一法门,可以拯救中国出于国际交涉之现时危惨地位。甚望华侨赞助革命党。”又称,“首事革命者,如汤武之伐罪吊民,故今人称之为圣人。”孙中山指出孔子作《易经》系辞,称汤武革命顺乎天。1905年7月30日在东京召开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孙中山提议定名为中国革命同盟会。在讨论中,有谓本会属秘密性质,不必明用革命二字者。再三讨论,确定为“中国同盟会”。[3]孙中山对革命二字情有独钟。1910年2月28日,他在旧金山一次演说中,针对在美华侨多有不解“革命”之义者,动以“革命”二字不美之名称,不敢闻问,指出,“革命者乃圣人之事业也。孔子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此其证也。某英人博士曰:‘中国人数千年来惯受专制君主之制,其人民无参政权,无立法权,只有革命权’,‘中国人民遇有不善之政,则必以革命更易之。’由此观之,革命者乃神圣之事业,天赋之人权,而最美之名辞也。”[4]

  孔学名高,但孙中山在充分利用孔子的思想为自己的事业作护符的同时,也指出孔孟天命之说为不足取。1908年9月15日,他在新加坡《中兴日报》撰文与《南洋总汇报》论战,内谓:“夫孔孟,古之圣人也,非今之科学家也。且当时科学犹未发明,孔孟所言有合于公理者,有不合于公理者。”哪些是不合于公理者呢,孙认为,孔子说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庶人不议”;孟子说的“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类似这些观点,均是不可取的,否则,就不必议政、救亡图存、革命了。[5] 孙中山从民主革命的全新视角对待孔孟学说,不但有力地抨击了保皇理论,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也为后人区分传统儒家的菁华与糟粕树立了一个榜样。

  孙中山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推翻封建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政府,是他“不让当仁”的历史史命。在同盟会时期(按他自己的说法,可能更早一些),形成了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理论。他在1923年1月说到,“余之谋中国革命,斯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6]平情而论,这种说法还是符合实际的。

  1911年10月的武昌起义,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1912年元旦成立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在它存在的三个月时间里,颁布废止传统文化中有悖于民主政治的一些政策法令,以期革新教化,与民更始。他在民元不仅大力宣传引进外资、技术及人才建设国家社会主义,说将来还要建设大同世界。他还在安徽都督府欢迎会上大谈建设物质文明与道德文明的问题,说“我们道德上文明,外国人是万万赶不及我们的。”[7] 他是中国近代最早提出建设两个文明的思想家,当然是有感而发的。他高度评价中国的道德文明(或称心性文明、精神文明),与日后称之为我国固有的旧道德,期待恢复的主张,前后是一致的。

  1917年7月,孙中山在广州开展护法战争,次年失败后返沪。当时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孙在上海有了一个较为安定的生活环境,于是开始梳理自己的思想,拟制《建国方略》,其中的《孙文学说》部分,又名《心理建设》,他结合欧战,尤其是俄国革命后的世界大势,通过阐述其所创获的“知难行易”学说,总结自己的革命历程,规划下一步的革命方向。1919年6月9日他在上海《民国日报》的广告中称《孙文学说》一书是“破天荒之学说,救国之良药”[8],号召世人重视它。

  从第一次护法战争失败至孙中山去世的六、七年间,这段时间,他在多个场合表述了自己的文化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评价,体现了他对传统文化的因袭。研究孙中山思想,这些都是值得重视的问题。

  孙中山所使用的“因袭”这个术语,实际上与“传承”是同义词。他在《孙文学说》里写道:“夫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所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此古今之革命、维新,兴邦、建国等事业是也。”他当然知道《诗·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篇什。既将革命一词与自己的事业联系起来,又接受了“维新”的概念,使自己的政治活动合情、合理、合时,即合法化,也就使革命党与传统儒学联为一体,使传统儒学在近代转型社会中成为新的载体。有位学者曾明确指出:“在西历二十年代,孙先生对‘革命’、‘改造’、‘改良’的意义认为是完全一样的”。[9] 实际上,上述同义词还应加上“维新”、“改革”两个。1917年1月1日孙氏在《大阪朝日新闻》上刊出《日中亲善之根本意义》一文,内谓“日本的维新乃是中国改革之先声,中国之改革乃是日本维新之效果。”[10] 革命、维新都是手段,变革中国是目的,所以,1921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便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说,(孙)“是从孔子到现在的中国伟大的改革家的直接继承者,如果在我生前不发生重大的变革,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将推迟六百年”。[11] 基于这种认识,他的政治理论“因袭”中国固有的思想,也就顺理成章了。他还说:“我辈之三民主义首渊源于孟子,更基于程伊川之说。孟子实为我等民主主义之鼻祖。社会改造本导于程伊川,乃民生主义之先觉。其说民主、尊民生之议论,见之于二程语丝。仅民族主义,我辈于孟子得一暗示,复鉴于近世之世界情势而提倡之也。要之,三民主义非列宁之糟粕,不过演绎中华三千年来汉民族所保存之治国平天下之理想而成之者也。”[12]

  孙中山在讲到民权时更明确指出: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又“言必称尧舜”;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又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他在那个时代,已经知道君主不必一定是要的,已经知道君主一定是不能长久的,所以便判定那些为民造福的就称为‘圣君’,那些暴虐无道的就称为‘独夫’,大家就应该去反抗他。由此可见,中国人对于民权的见解,二千多年以前已经早想到了。”[13]为阐述自己的思想,孙中山晚年竭力从孔孟学说中寻求支持,这是不争的事实。他在回答党内有关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质疑时说,他的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包含了集产主义和共产主义,“‘民生’二字,为数千年已有之名词,至用之于政治经济上,则本总理始,非独中国向无斯闻,即在外国亦属罕见。”[14] 在这里,他明显体现出不是对儒学(或作孔学)否定一切的狂人。他以感恩的谦恭态度强调的是其本人的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因袭”,在另外一些场合,尚有异说,即叙述其“规抚”欧洲的思想学说方面。二者兼收并蓄,故有所“创获”,这才是真正的孙中山和孙中山思想(主义)。孙中山对传统儒学所持“古为今用”主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今综如下。

  (一)孙中山有鉴于晚清以来国势衰弱、国人道德沦丧,主张恢复固有的旧道德,振奋民族精神,以振兴国家。民元的教育改革中,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包括改学堂为学校,废止小学读经,废止学校出身奖励等。还除旧布新改革社会劣习,废止跪拜、改变“大人”、“老爷”等称呼,以官员为“公仆”。但是国民缺乏民主训练,政府亦缺乏权威,旧的政治道德、人伦道德受到严重冲击,社会混乱,廉耻道丧,官私方面都深感重构国民道德之必要,于是有“孔教会”、“进德会”、“昌明礼教社”等组织的出现。如前所述,孙中山还提出“道德文明”建设的问题,针对纷扰无序的政争,他还提出“党德”的重要性。然而,民国搞了几年,情况并未得到多少改善。故1924年3月2日,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中,明白指陈:“中国从前是很强盛很文明的国家,在世界中是头一个强国,所处的地位比现在的列强象英国、美国、法国、日本还要高得多。”“为什么从前的地位有那么高,到了现在便一落千丈呢?此中最大的原因,我从前已经讲过了,就是由于我们失了民族的精神,所以国家便一天退步一天。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他又说,“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他强调,“穷本极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他所指的固有的旧道德,是指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也就所谓“八德”。他说:“现在受外来文化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他未使用“八德”这个通用词,但他对之作了详细的分析,肯定其价值,并对忠字的忠君改为“忠于国、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他进而指出:“我们旧有的道德应该恢复以外,还有固有的智能也应该恢复起来。”“中国有什么固有的知识(智能)呢?就人生对于国家的观念,中国古时候有很好的政治哲学。”“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的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他认为,孔子从前说“席不正不坐”,由此便可见他平时修身虽一坐立之微,亦很讲究的。到了宋儒时代,他们正心、诚意和修身的功夫,更为严谨。现在中国人便不讲究了。在道德方面要求“复古”,但决非泥古,他说要恢复我国固有的道德、知识和能力,但“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习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如果不学外国的长处,我们仍要退后。”[15] 上述孙中山要求恢复旧道德的言论,似乎并未引起社会多少反响,内治也好,外修也好,对国人而言,结果只能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一切徒然。而且,这些话都是在“新文化运动”、“打到孔家店”之后说的,是反对新潮流的,自然没有多少思想家去唱赞歌了。

  (二)以“智仁勇”作为军人精神教育的要义。孙中山想要国家统一,便要玩枪桿子,要北伐。1921年冬,在援桂军平定广西后,孙中山率师北伐,屯兵桂林。从12月10日开始,他对滇赣粤军开讲军人精神教育,共讲了五课,即精神教育、智、仁、勇、决心。他认为这些军人都受过军人教育,但非非常军人之教育。什么是非常之教育呢?就是军人之革命精神教育:“此次诸君远涉桂林,渡长江而北,直捣幽燕,所为者何事?率直言之,革命而已。革命云者,扫除中国政治上、社会上旧染之污,而再造一庄严华丽之新民国,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此为今日顺天应人之事,志士仁人不可不勉。”[16] 他说,今日之革命,与古代之革命不同。在中国古代,固已有行之者,如汤武革命,为帝王革命。今之革命,则为人民革命。“革命须有精神,此精神即为现在军人之精神。但所谓精神,非泛泛言之,智、仁、勇三者,即为军人精神之要素。能发扬这三种精神,始可以救民,始可以救国。”[17]

  试问,这“智‘仁、勇”理论,何所从来?原来是《论语·子罕第九》中的话:“子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他于是对这三个要素分题讲述。对于智的来源,认为若由学问上致力,则能集合多数人之聪明,以为聪明,不特取法现代,抑且尚友古人。简单说来,军人之智,是别是非,明利害,识时势,知彼己。说到仁,孙中山认为,智是辨利害的,“仁则不问利害如何,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求仁得仁,斯无怨矣。”针对古来说仁者不一而足,他说:“据余所见,仁之定义,诚如唐韩愈所云‘博爱之谓仁’,敢云适当。博爱云者,为公爱而非私爱,即如‘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之意”,这博爱之仁,包括救世之仁、救人之仁与救国之仁。他还将行仁与实行三民主义联系起来,说实行三民主义,以成救国救民之仁而已。对“勇”字的解释,孙中山谓,“孔子有言‘勇者不惧’,可见不惧为勇之特征。”又谓“勇之种类不一,有发狂之勇,所谓‘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亲’者也。有血气之勇,所谓‘思以一毫挫于人,若挞于市朝’者是也。有无知之勇,所谓‘奋螳臂以挡车轮’者是也。”这些都是小勇,而非大勇。而军人之勇,是在夫成仁取义,为世界上之大勇。他认为,军人之勇是长技能,明生死。至“明生死”一层,人生几十年,终不免一死,是死于牗下抑死于疆埸,在明生死之辨,如孟子所谓“所欲有甚于生者,舍生而取义也”。

  在讲到军人的“决心”时,孙中山要求考虑“成功”、“成仁”。“不成功,毋宁死,死即成仁之谓,古之志士有求之而不可得者”。“济则国家之灵,不济则以死继之”,成仁而死,极有伟大之价值,即此之谓。孙中山之讲军人精神教育,结合“人民革命”历程,阐发孔孟思想中对智、仁、勇的精义,不仅为国民党军队训练提供了一套理论,也为传统儒学的军事思想在现代战争中找到一条出路。

  (三)为国立广东大学题写校训。孙中山在1923年春第三次开府广州后,计划开办文武两间学校,事果有成,这便是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与国立广东大学。1924年2月4日,孙饬令将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广东法科大学与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合并,改为国立广东大学,并派邹鲁为该校筹备主任。6月5日,批准邹鲁所报下期招生章程与办法。

  国立广东大学创办时经费十分困难,6月7日,孙氏指示校方发起劝捐,并通令各县县长催收保证费,以维大学学款。11月11日,大学举行正式成立典礼,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各军总司令、苏联顾问鲍罗廷及日本驻穗总领事天羽英二、德国代表白仁德等与会。孙中山因忙于准备北上,未能亲自参加,派胡汉民代表在典礼上致辞,并代为宣读孙氏亲笔书写的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18] 这个校训,来源于《中庸》,原文是:“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它讲了从学习到实践的全过程,治学固然如此,修身之道同样也是此理。这是儒学的“内圣外王”之道,故孙中山称,“余之民族主义,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扬而广大之,且改良其缺点”[19]。此言实在不虚。当然这里讲的仅仅是治学之途,他同样看重的是治学之外,还要有正确的服务观,故1923年12月21日,他在岭南大学对学生们说:“我劝诸君立志,是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20] 言简意赅,百世不易。

  (四)宣传“博爱”思想。“博爱”一词,前面已涉及,它来源于《孝经·三才》中“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具兼爱、泛爱之义。孙中山将解释三民主义民有、民治、民享,与自由、平等、博爱联系起来,说“博爱的口号,这个名词的原文是‘兄弟’的意思,和中国‘同胞’两个字是一样解法,普通译成博爱,当中的道理,和我们的民生主义是相通的。”[21] 如前所述,孙中山十分看重韩愈《原道》所谓“博爱之谓仁”的说法。他一生多次为他人或公共场所题为“博爱”二字,他在1918年5月访问梅县谢良牧、逸桥昆仲时,为之题门联“博爱从吾好,宜春有此家”,最能体现他的情怀。国民党在南京建中山陵,还在起登处竖立“博爱”牌坊,藉以彰显其思想。

  孙中山在《民权主义》第二讲结束的时候说,“因为我们的民生主义是图四万万人幸福的,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就是博爱。这个道理,等到讲民生主义的时候,再去详细解释。”在《民生主义》演讲中,他讲到“民生就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社会的文明发达,经济组织的改良和道德进步”,都是以民生为重心。他主张以和平方法而不是“快刀斩乱麻”的方法解决问题。他认为今日中国是患贫,不是患不均。

  (五)在国际交往中,提倡王道,反对霸道。“王道”一词,在《尚书·洪范》篇及《孟子·梁惠王》一章已见,王道、霸道,同样是儒家的政治术语。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过程,先是严夷夏之防,后又主讲信修睦。但列强交侵,国无宁日,尤其是世界上等而下之的日本,明治以来,相继战胜大清国和俄罗斯,居然成为远东强权,用孙中山的话,是“逞其帝国主义之野心,忘其维新志士之怀抱”,而向中国大肆扩张,竟胆敢实施其亡华政策。孙中山历来反对“以小事大”或“以大字小”,主张济溺扶倾、国际平等。他批判帝国主义的“国际主义”。晚年的孙中山,将行王反霸的原则扩展到国际关系中去,1924年11月他在神户高等女子学校作“大亚细亚主义”演讲,将其思想发挥到了极致。他对听众说:“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22] 当日本政治陷入右倾狂热的时候,这种规劝也是说了白说,历史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点。

  (六)孙中山历来重视武装斗争和宣传造势,他的宣传工作的范本是孔子的言行。孙中山从事革命,依靠笔桿子与枪桿子,他抓宣传,以唤起民众,迄晚年未尝少懈。1923年12月30日在广州对国民党员的演说中,他说,世界的文明进步,半是由于宣传,中国文化也是如此。“大家都知道中国最有名的人是孔子,他周游列国,是做什么事呢?是注重当时宣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他删《诗》《书》,作《春秋》,是为什么事呢?是注重后世宣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所以传播到全国,以至于现在,便有文化。今日中国的旧文化能够和欧美的新文化并驾齐驱的原因,都是由于孔子在二千年以前所做的宣传工夫。”[23] 他还举例,说汤武革命成功,是由于他们始初用七十里和百里之地做根本,政治搞好了,民众拥护,一经发动,连四夷都响应,便推倒了暴政。可见革命成功极快的方法,宣传要用九成(功夫),武力只可用一成(功夫)。这和他经常引用的拿破仑的名言“一支笔胜过三千毛瑟枪”,意义正复相同。

  (七)孙中山晚年极力宣传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思想。在《民权主义》第一讲中,他说,“两千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又‘言必称尧舜’,就是因为尧舜不是家天下。”[24] 他强调立党、为政均是为公不为私,仰慕三代之治,便是基于“民胞物与”、“仁民爱物”、“天下为公”的中国传统文化“公天下”的思想。1923年11月16日致犬养毅函中,他还全文引录了《礼记·礼运》篇中“大道之行也”的一段文字,不但在国内宣传,还推向海外。《礼运》篇还仅仅是讲“大同”,但孙中山将之发展为“世界大同”和“大同主义”,说要“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大同之治”。[25] 这个世界能否实现大同,无法逆料,但两千多年来中国先民的美好愿望并经孙中山反复宣传庄严华丽的境界,与今日世人所乐道的“地球村”,庶几近之。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孙中山熟悉孔孟儒学,愈老愈尊,而且,其为振兴中华民族,欲使之“驾欧美而上之”,实现伟大的强国梦,而提倡传统道德继承论,对我国固有思想的因袭是多方面的,主要是表现在其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的讲演中。除了带有时代色彩和增加一些新内容外,还对其所肯定的传统思想尽其所能作了改造。实事求是地说,他之昌言恢复旧道德,未必能起多大的作用,但他的旧道德(传统文化)继承论对当时泛滥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反击。他不愿意看到西方形形色色的思想流入中国,以作为低廉的推销场所。当然他也不是维护一切形式的国粹。孙中山“允执其中”,闪烁理智之光,这是孙中山思想可取之处,其为世人所记取推行者亦当在此。

注释:

[1] 《孙中山全集》,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第17,22,46,47,48页。

[2]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1991年,中华书局,第155、158、172页。

[3]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1册,第195页。

[4]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41-442页。

[5]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83、384页。

[6] 《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60页。

[7]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53页。

[8] 《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176页。

[9] 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上册,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84年增订本,第104-105页。

[10] (日)安井三吉、陈德仁:《孙文〈“大亚细亚主义”讲演〉资料集》,京都·法律文化出版社,第296-197页。

[11] 《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又戴季陶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书中,记载不同,孙谓,“中国有一个正统的道德思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绝。我的思想,就是继承这一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的。”孙还重复说了一次。戴指称孙自认为是中国道统的传人。

[12]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532页。

[13]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62页。

[14]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12页。

[15]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2、245、247、248、249页。

[16]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0页。

[17]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6页。

[18] 《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2058页。

[19] 《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60页。

[20]《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535页。

[21]《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83页。

[22]《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9页。

[23] 《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566-567页。

[24]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62页。

[25]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3页。

  

Comments are closed.